张炎午:司法公正:消弭内乱之抓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6 次 更新时间:2012-10-04 23: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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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午  

  

  在中国外交方略上,中美关系向来是重中之重。当前中国崛起未竟,中美关系却陷入“老大”、“老二”关系的怪圈。依据世界现代史的惯例,美、中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随之产生。以往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仅受制于美、中两国不同的战略目标所形成的利益冲突性的矛盾以及近年日趋式微的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已;今后则还要受到美、中两国孰居龙头老大的考量的牵制,而这层考量是基于结构性的矛盾,相当难于调和。

  美国对中国未来国家地位的战略定位,亦即认为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迅速增强,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了威胁的判断,可能已经介入其对中国总体方略的决策过程中。一言以蔽之,美国已经并将继续以准超级大国对待中国了。

  

  国际情势形格势禁

  

  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迭经风波,一路趔趄走来,至今仍然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在双方对峙的过程中,中国处于较弱的一方,腾挪移身有方,能始终保持这种局面,实属不易。

  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双边关系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难免会不时遇到麻烦,因应得法,则仍然属于可控性质。双方能否突破国际关系史上的阴影,发展一种新型的“老大”、“老二”之间的双边关系,显然需要确立战略互信,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样就突显了顶层设计即战略规划及谋略运用的重要性。

  今后中、美两国尽可“斗智”,折冲樽俎,却无须进入“角力”的阶段;至于“斗气”属于未入流的手段,则大可不必了。何况,“大位不以智取,半由天意半由人”,只宜顺守,岂可逆取?假如北京战略规划得宜且及时,则这是中国处于“老二”的劣势地位力所能及的良好愿景。这在国际政治上是理性的抉择。可是,一部世界现代史充斥着不理性的战略决策,不胜枚举,最终事态发展往往并不以单方面的诚意和理性为归依。

  所幸世界早已处于核时代。至今核武器仍然作为制约美、中两国高层莽动的有效手段。核武器对人类的大规模杀伤能力,今后仍然制约着两国在军事层面上“见真章”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巧妙地运用谋略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双方均处于形格势禁地步以致彼此无须或不能跨入“角力”阶段的可能性。

  然而,热核武器仅能制约两个核大国之间在“硬实力”层面的迎头相撞,却不能禁绝双方以代理人战争的军事方式过招,更不会禁绝双方以“软实力”作高强度、频密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较量乃至碰撞。实际上,双方以“软实力”过招的事例天天在发生:一方居高临下,频频发功,有时是点到为止,有时则是“一剑封喉”;另一方则见招拆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溯自冷战时代,这种事例就屡见不鲜。前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不就是一朝解体了吗?

  如今华盛顿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则中国未来的处境尤其被动。假如华盛顿尚未把中国视为准超级大国,则没有整合国际力量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付中国的必要性,中国也不至于有可能沦为众矢之的;倘若华盛顿已经把中国视为超级大国,则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球村需要和平相处,美国在对华决策上自然有所忌惮,不至于在必要时无所不用其极。过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处了近半个世纪,彼此打交道时确实有一定之规,核心利益被视为禁脔,对方不会越雷池一步,此即一例。关于中国被视为准超级大国招致的风险,一如上述。其理至明,无须哓哓多言。

  鉴此,中国被美国定位为准超级大国,处境岌岌可危。有朝一日,今后两国互动关系或许会趋于更加复杂和尖锐,其源盖出于此。当前美国战略东移,借力使力,正在中国周边下子布局,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却已经令中国感到罡风阵阵,团团杀气逼面而来。

  可以预期,未来数年中,中国遭遇的国际挑战将日趋严峻。况且,美、中关系陷入“老大”、“老二”的怪圈以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呈现“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势。全面加强外交、国防、外经、外宣诸项工作的重要性,固不待言,能否巧妙应对国际挑战,却尚在未定之天。

  

  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剧增

  

  与此同时,内政隐忧油然而生。中国国内群体性抗争事件彼伏此起,社会乱象日益加剧,从而撼动了政治稳定的基石。对于国家安全而言,社会乱象构成的危害远过于境外的威胁。

  历史上,一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举国民众在内政、外交政策上业已达成共识,亦即“上下同欲”。这是一个强国能平地崛起的基本条件。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上下同欲,不要说今日中国综合国力上了几个台阶,就是半个世纪之前,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大国足以撼动北京对整个中国的统治。

  近年中国民众“仇官、仇富”的心态在迅速蔓延。当前大陆群体性抗争浪潮层出不穷,动辄大批民众参与其中,尽管多数人只是抱着幸灾乐祸的立场,静观其变而已。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内矛盾可能会聚焦,是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高发期。政治暗潮正在地表之下激荡涌动,内乱处于酝酿阶段,恰如火山爆发前,地底下岩浆四处涌动,只待喷薄而出。对此,当局亟待重视前因后果。

  中央政法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绝大多数参与群体性抗争事件者与该事件的诱因没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参与者与某宗事件的起因风马牛不相及,却采取暴烈的手段,竞相投入该事件,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质言之,这一现象无非说明今日唯恐天下不乱之徒的数量在急剧增加,成为动乱之源。

  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紧迫性和危害性而言,内乱超过了外患,发展趋向亦即或者内忧招致外患,或者外患催化内忧,甚至两者交替影响,互为因果。如此,则大局糜烂,前景堪忧。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政府对于来自国内和境外的威胁却日益敏感。中国国势蒸蒸日上之际,中国政府不安全感却与日俱增。这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悖论。

  国内外矛盾聚焦之下,若非北京采取有力的因应措施,中国成为各方矛盾的焦点以致自身发展进程被中断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值此情况下,北京决策层理应加强危机意识,将这一可能性纳入考量之中,预作因应之计,“宜未雨绸缪,毋临渴掘井”。

  

  底层杰出人士仕途渺茫

  

  一个社会出现少数人垄断各项资源,借此牟取暴利的现象,则是社会大动乱的先兆。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末期都出现豪强兼并,以致“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遂发生社会大动乱,无一例外。当前社会财富之分配,自然未臻这一地步,然而,在弱势群体的观感中,却也相差不多了。实际上,突发事件爆发的诱因同统计数字等理性因素并无关联,而直接关乎非理性因素如民众心目中的印象等。说到底,突发事件爆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另外,中国社会阶层划分日趋固化。如今交际应酬时,人们动辄以交结者祖上大富大贵为荣,被称誉者也沾沾自喜,沾上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遗风,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用人格局和社会风尚靠拢。这种皇权宗法遗风往往是一种末世心态。下层民众无法凭借自身努力以改变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近年中国名牌大学招收农村学子的比例急剧下降,就是一个例子。

  下层民众中的佼佼者无缘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身地位,则其中企图心强烈者必然把现政权当作对头乃至仇雠,把现政权当作泄愤甚至斗争的对象。在他们个人说来,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读书不多,却精通厚黑之道,又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做事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敢于冒险,视人生如赌博。身处动乱时代,即成弄潮好手。

  这批企图心强烈者为数不多,能量却极大,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彼辈登高一呼,四处响应,不久社会即可能陷入大动乱的怪圈矣。在他们身上,往往应验了“时势造英雄”这句古话。

  顺便说一下,几年前,数位印度高阶军官先后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同笔者有过多次深谈。问起他们印度穷人多,生存环境又恶劣,为何群体性抗争事件却不多呢?他们说,印度人习性安贫乐道,又普遍信仰印度教,加上气候、环境也适合低水平的生活状况,所以印度人一般没有“红眼病”。印度人尽管穷,也不想赚“快钱”,以求一朝发达。这也是印度极少有假货和伪劣产品的缘由。

  他们还说,印度在法律上废止了种姓制度,民间却依然存在这种习俗。不过,印度民间还有另一种习俗,即假如低种姓人士有了杰出的成就,民众就自动把他们列为最高种姓行列,他们也以此自居。譬如,前印度总统和前国防部长原来就是来自低种姓,却不妨碍他们一跃而为最高领导人,当然民间也把他们列为最高种姓了。换言之,绝大多数低阶层人们终生碌碌庸庸,而低阶层中的不少杰出人士也可能跃为明星级人物。

  据此观之,阶层划分在印度社会根深蒂固,近年对低阶层中的杰出人士却不固化,这是印度维持政治稳定的因素之一。否则,秦末陈胜起事时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情况也可能在任何国家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现代国家内政形势演变似乎存在一条规律:每当民众普遍认为社会不公正,而且自认再也无望予以纠正时,往往会出现民众缺乏信仰,政府缺乏公信力,社会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况。在此情势下,弱势群体的情绪即趋于激化。

  于是,以市民和知识阶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待政府的立场由强烈不满转至根本失望。他们终究会提出有关改革及国家发展方向的激烈的观点,并在弱势群体奋起抗争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值此社会激烈动荡之际,如果国家缺乏强势领导人,最终社会上层不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导致社会上层乃至国家决策层的严重分歧。于是现政权不免面对空前严重的执政危机。

  

  强制力维稳难以持久

  

  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公权力腐败、分配不公、机会不均、司法不公等现象。电邮、手机和微博等手段又给资讯传播提供了快速并且安全的渠道。群体性抗争事件彼伏此起,层出不穷,动辄成为万众瞩目的重大事件。政府公信力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政府权威一泻百里。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和能量快速累积,频频往临界点冲刺。

  在信息时代,政府疏导民众情绪并予以管制的手段,充其量只是数量级增长而已,而民众反制政府管制的手段却是处在几何级增长的状态。一旦出现重大的突发事件,各种消息、谣言快速传播,网警予以管制、删除,力不胜任。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日益滑向越来越不稳定的危险时段,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各种非强制力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维稳需要,于是当政者在处置突发事件时,不由自主地倾向于过度依靠强制力维稳的模式,尽管这样做离良性的政经改革越来越远。

  目前群体性维权事件多因利益冲突引发,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宗旨并不是推翻现政权而建立新政权,仅停留在社会泄愤事件的层面。各地爆发事件矛头指向地方政府的大趋向是明确的,针对的具体问题却因地而异,缺乏鲜明的共性,所以还不至于威胁到现政权的有效统治。然而,一旦中央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加上容易引起弱势群体感情上共鸣的突发事件的爆发,一方发难,四处呼应,则会对现政权的有效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个过渡期间不会很长,留给北京领导人的时间不多了。

  “稳定压倒一切”只是应急之策,给现政权争取到了维持稳定所需的时间,千万不能成为常态。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是苏联模式政治体制演变的趋势。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制约权力集中的因素日趋式微,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久而久之,成为体制性腐败,一发不可收拾矣。

  主要依靠维稳手段控制局面,毕竟是不可持续的。一言以蔽之,强制力固然有效,毕竟有限,更不可久恃。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而迟迟不肯深化改革,自以为得计,在短期内是舍本求末,从长远着眼,则不啻饮鸩止渴。只有不断深化改革,切实解决问题,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当前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各阶层的诉求日益多元化,非但缺乏共性,而且缺乏协调性,因此社会稳定呈现刚性,一旦维系社会稳定的“韧带”断裂,很可能导致大动荡。况且,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依附于统治阶级,缺乏独立性和号召力,国家又长期与政党政治绝缘,没有在野党,在执政党面临严重危机时,没有一个组织具有登高一呼以收拾残局的威信和力量。基此,从大动荡到大战乱,“城头变幻大王旗”,仅一步之遥而已。

  过多使用强制力维稳,不仅表现为地方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过于使用强制力,甚至在对待维权律师、公益性组织、上访民众、媒体和网络批评意见、维护失衡的国企垄断等方面也过多地实施强力控制。它不仅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流失,而且更会深化官民之间的对立,步入强制力使用逐步升级的恶性循环。

  何况,维稳毕竟要花大钱,如今维稳费用已经到达难以置信的数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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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7期(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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