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文是天大研究院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的总论部分是在这一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后写成。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这种民主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完全不考虑西方民主体制与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元民主体制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支持，才能有效运行。中国在发展初期，完全不具备承载多元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移入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长无归”的脱序状态。

自2008年开始，自由派对政府处置的一些事件的不满，加上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激进自由派开始重新活跃。近来年国际上频繁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常态化，以及中国目前的改革停滞与社会矛盾积累，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方向，近年来，右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抬头。

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在理论上、观念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来看，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许多青年人对前景悲观，企业家、中产阶层、官员中近年来越来越膨胀的移民潮原因很多，但至少表明，社会上对前途迷茫悲观的情绪，正在各阶层中蔓延。

右与左的激进主义给二十世纪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必须承认，两种激进主义都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只有揭示历史上两种激进主义造成的巨大灾难的铁的事实，才能破解它们的谬误。可以说，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的灾难的历史。

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的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一步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二十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造成的大分裂，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无法支持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失败原因可以从制度与文化的无法整合来分析。

事实上，简单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体制来实现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历史选择，从来没有成功过。苏俄政治休克疗法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由于苏俄国家财税体制完全瓦解，国家养不起军队，军队只有靠自己卖武器养活自己。接下来是国家强力部门也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谋利，不得不与黑社会相勾结，黑社会势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多党民主体制缺乏支持性的社会条件，造成有效监督体制的缺位，议会制下的掌权者又得以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手中的财富，变成大寡头，整个经济产值曾下滑到原苏联的4%。直到普京上台，利用强力机器对付金融寡头，把关系国家命脉的资源收为国有，以强人政治代替寡头政治，才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实行多党民主制在世界上造成的灾难，同样不胜枚举。南斯拉夫发生的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清洗，卢旺达的图西族中有77%的人口在1994年之后的几年里不幸被多数族胡图族屠杀而死，菲律宾与印尼发生的针对华人的暴乱，都是相对贫困的多种族在民主的旗号下，被民粹化的政府煽动起来向富裕的少数族施行“多数人暴政”的结果。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反专制强人的“茉莉花革命”所带来的苦难，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利比亚的部落之争再起，“茉莉花革命”刚结束不久，无政府主义乱局就来临，卡扎菲死后不到半年，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利比亚人希望重新回到强人时代去。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看到，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有目共睹。左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右的即自由激进主义在中国失败后的因果报应。共产党革命力量通过集权的革命手段，克服了碎片化与无政府化在中国造成的灾难后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是中国走向新时代的开端。然而，“超阶段论”的左倾惯性思维在建国后进一步膨胀，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搞激进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毛泽东本人在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集权体制下，也不再受任何社会监督与党内制度的约束。从此，左的乌托邦幻觉加上高度集权政治，使毛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也在这一体制下为所欲为了。在极左思想支配的集权主义体制下，他把一长制下的官僚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误读为“上层建筑革命不彻底”造成的“党内资本主义复辟”与“修正主义”，于是变本加厉地发动更为激进的、极左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乌托邦平均主义灾难的恶性膨胀。

极左时代的中国人穷到什么地步？让我们听一听一位山西农民心酸的话：“公社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1978年农业部统计，此前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七十五元……。

左的激进主义为什么是错误的？概括地说，这种以乌托邦平均主义理想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模式有无法克服的弊端。首先是抑制了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其次，在集权的指令计划体制下，计划者的乌托邦冲动得不到社会上的任何抑制，这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可能严重到几百年后的人们也会感到难以想像的地步：3700万人被计划经济的大灾难夺去生命，这一数字与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差不多。

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全中国人与执政党精英的常识理性的觉醒，中国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如果说文革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它恰恰把极左平均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推向极端化、“漫画化”，这就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使国人提前半个世纪，从这种乌托邦迷思中觉醒过来。

要了解极左派的本质，最好的办法是看看红色高棉造成的灾难。上世纪七十年代红色高棉推行就是以中国文革为榜样的、以平均主义作为“最高原则”的对社会的全面改造运动，他们要通过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重新建构一个由没有私心的“新人类”构成的、没有剥削的“公平大同”的新世界。基于这一目标，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金边所有居民统统赶出城去，让他们到农村去“战天斗地”；为了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他们废除了货币与一切商品的流通；他们还从肉体上大批量地、有计划地消灭了被认为“资产阶级复辟基础”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与华侨。我曾在柬埔寨参观过，当地导游是一位中年华侨，他亲口告诉我，到红色高棉崩溃时，全国只剩下七百多个中学教师。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革命改造搞得最极端时，社会上凡是懂法语的知识分子一律处以劳改或死刑。全国人口七百万人中死了近二百万人……而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本人，却自称是真正的“左派革命家”，自称是毛的“好学生”，他的理想就是要在红色柬埔寨实现比中国文化大革命更彻底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位华侨导游多次充满感情地对我说：直到现在，他们才总算过上了人的生活……如果说，“柬埔寨革命”是人间重建乌托邦的极左灾难的活化石，那么，它也同样是极左的个人专制主义灾难的铁证，它以极端的方式再次印证了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人间灾难。

既然左的激进主义乌托邦造成如此严重的社会灾难，为什么现在社会上的“文革左派”仍然还狂热地信奉左的激进主义？可以说，这与人类的深层心理有关。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满时，总会把与自己现实中的不幸相反的价值、未遂梦想与希望，寄托于某种异邦图景上。文革中的大锅饭与平均主义，恰恰成为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分化深感焦虑的人们的诗情梦幻的浪漫投射对象。我把这种人类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移情与投射心理，称之为“文化浪漫主义”。只要社会存在着不公正，文化浪漫主义将始终对社会大众中的绝望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时这种吸引力会把人们引向乌托邦，如同灯蛾扑火一样，激起他们的幻觉与激情。

左右两大思潮水火不容，但都是激进主义

为什么我们把左右两种思潮都称之为激进主义？其理论根据是什么？激进主义的本质，就是按某种先验的“理性原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 激进主义的英文是Radicalism，其中的拉丁文字根Radic，就是根本之意。) 更具体地说，政治激进主义就是根据人们心目中的一张理想社会蓝图，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的主义。这张理想蓝图并非人类集体经验的产物，而是以人们认定的具有普世性的“终极价值”与理念为基础的。左的平均主义激进主义就是用平均主义的理想蓝图为依据，右的激进主义则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蓝图为依据，他们都把自己崇奉的价值视为“普世”的，都力图全面地把现存的“坏社会”，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合他们主观理想的“好社会”。

左右激进主义者虽然彼此水火不容，但他们都是不同方向上的“建构理性主义者”，他们都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从先验的抽象的“第一原理”出发，主观上设计出一个应然的“好社会”来，并认定这个他们臆想中的“理想社会”是普遍适合于一切文化与人类的所有民族的。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斗争，铲除一切反对“美好社会”的政治对手，根据良好的社会蓝图，进行施工作业，移入被认为良好的制度，就能直接重建这个“好社会”。

激进主义者心目中的以左或右的理念建构起来的“理想社会”，并不是民族集体经验的产物，也不是社会演化与试错的结果，而是根据某种自然公理，而这个自然公理或“第一原理”又是和主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幸与苦难（如不公平，缺乏自由，两极分化，专制暴政等等）相反的，并以与现实缺憾反方向的价值作为基础的。它与所谓的“规律”、“普世性”其实并无关系。当法国人说“平等、博爱、自由”是建构社会的“第一原理”，这是因为法国的专制主义使人们产生对自由的向往；当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把平均主义视为“第一原理”，则是基于人们对于社会脱序而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公的反向运动。这些价值虽然美好的，但它们充其量只不过是具体时代的具体人们的主观愿望的一种升华与心理的投射。人们把这种价值以逻辑的方式论证为“第一原则”，从而使之附丽上最高价值的光环。

激进主义者所依托的“建构理性”实际上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的倾向性。某种意义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建构理性主义的“第一原理”。从表面上看，这种“理性原则”似乎如同几何原则一样，是通过中立的逻辑推演出来的，但它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理性，它实际上是人们在生存环境的特殊问题中产生的价值关怀中提升上来的。此类“理性主义”命题，本质上说是对人类具体生存环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深层愿望所进行的“逻辑论证”。

我们可以把人对内心企求的价值为基础建构的理性称之为“类逻辑”，以区别于自然科学思维中的逻辑。“类逻辑”也即类似于逻辑的“伪逻辑”，它是以类似于科学的逻辑方式，来论证内心的愿望的客观性、不可避免性与符合规律性，它志在信仰，志在于把心里的深层浪漫期待，论证为“必然规律”。革命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类逻辑”。它旨在于论证你希望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合理性的合规律的东西。“类逻辑”表面上是科学的，但实质上是一种把自己的浪漫心态予以自圆其说的逻辑，一旦你把“类逻辑”建构的理想社会理解为科学的必然，并以强力去实现它，把心态向往的东西论证为科学规律或人类普适价值，这就会陷入激进乌托邦的大灾难。无论是“新左派”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还是激进自由主义的多元民主社会，都是如此。

激进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制度决定论”，以为只要建立好的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

秉持中道理性：从经验与试错中渐进走向民主与现代化

如果说，以“整体性解决”为主旨的政治激进主义正是与完美主义相联系的话，那么，渐进的变革态度正是以非完美主义的价值观作为前提的。不同于激进左派与右派，渐进改革者是以一个民族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的中长期集体经验，以及试错（Trial and error）的经验论哲学作为基础的。渐进改革者，即中道的理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是，真实的社会是神魔混杂的，但是可以通过经验试错与改良，变得更好些的。好的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是按某种方向尝试，逐渐找到适应的办法，渐进地接近目标。好的秩序是从旧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结果，生长的过程只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这种思想认为，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完善，人类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很不错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经验主义拒绝终极目的，拒绝完美主义地、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整体地解决所有问题，主张渐进地、逐步地逼近目标，一步一步前进。只有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生长，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社会的公正，大众的安康与现代化。在中道理性看来，所谓的顶层设计，也只是从现实社会改良到一个相对更好的社会的具体手段，而决不是根据完美的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施工蓝图。

为什么我们不能运用我们的理性与知识，如同工程师设计工程蓝图一样，设计出一种最符合我们愿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试错的方式，来逐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这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力对于理解极端复杂的社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不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与知识来进行判断，采取何种途径可以克服现存社会的各种障碍。正因为社会的极端复杂性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这就使我们面临如同想走出迷宫的小白鼠一样的困境：小白鼠面对如此复杂的迷宫，它确实没有足够的理性判断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与信息，但它仍然成功地实现了走出迷宫的目标，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通过不断地碰撞反弹，即通过试错过程,找到走出迷宫的路径。

在与激进自由派与激进左派的论争过程中，温和的渐进主义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它主张在保持现存体制的历史连续性与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渐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序列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秩序的政治权威、传统的文化整合力与对人心的聚合力，均是实现稳定秩序与渐进发展的重要保障。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主张在尊重历史上已经存留的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稳健的变革，逐步地摆脱旧秩序，向民主宪政的新秩序软着陆。中道理性主义认为，支持民主有效运作的社会文化条件，必须在社会内部发育成熟，才能迎接民主选举制度的到来。因此，在经济起飞以后，进一步发展民生，培育与发展公民社会，逐步推进基层民主，让社会发展多元自主的试错机制，在自由争论中发展宽容的政治文化，必须先于选举民主的推进。所有这些都是为选举民主的推进提供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

就其反对左与右的激进主义偏向而言，它也是一种务实的“中道理性主义”。就它强调通过试错来学习与获得新的路径而言，它的思维方式是经验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柏克认为，人类的经验与试错，才是指引人们少犯错误的明灯。在经验与试错中找到通往未来之路的低成本、低代价、低风险的选择，才是稳健明智的。

经验主义者相信，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的制度模式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无数集体经验的产物。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帝制文化与法制传统，是农耕经验条件下的集体经验。西方的政治民主体制与法制文化也是西方社会近代工业文明发展与本民族传统的结合。完全传统化，已经失去原来的社会与经验基础；而完全西方化也不可能，因为传统在两个方面制约着我们，一是民族习惯与心理积淀的支配性影响，一是大国集权整合的必要性，因此与这种集权整合相关的来自传统的因素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如果说，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把现存秩序视为理想社会的障碍，那么，中道理性主义就其对传统秩序作为发展的杠杆而言，在哲学上也可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因为在中道理性来看，这些传统制度与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不但是秩序的基础，而且还起到转型的杠杆功能作用。新保守主义是从功能意义上理解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功能的，秩序的可控制性是新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价值。

邓小平改革就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新威权政治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与信息知识的有限性，通过试错反弹来找到通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的经验主义思想。他与乌托邦主义进行了根本的决裂，他摆脱了教条主义思维，第一次在中共革命文化中，与建构理性主义传统作出了根本的切割，回到务实的经验主义思维的道路上来了。邓小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最深切理解“试错”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讲话”中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有多种办法，可以留一条尾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邓小平是从试错反弹的方式，摆脱教条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先驱者与思想开拓者。他的思维方式更接近经验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也是可以不断在实践中修正的，不断改变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导向性的价值，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就能逐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种“路径障碍，试错反弹，循序渐进”的经验主义思维，现在仍然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

当邓小平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的经验主义思维，使他坚决反对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由于他作为文革受害者在极左的灾难中的亲历，他对左的东西深痛恶绝。如果说，左的建构理性主义成为了一种“宗教”，在“类逻辑”的迷雾中根本无法穿透，那么，朴素的常识理性与经验哲学则成为他拨开迷雾的明灯，经验告诉他“左”在党的历史上是多么可怕。他多次重申“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鲜明提出“‘左’是更大的祸害”。直到他生命终结，他都对极左的东西深恶痛绝。

另一方面，经验主义也使他反对激进的右翼自由主义。他从中共执政地位对于改革开放的不可或缺这一经验思考出发，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开明的“新权威主义”的秩序的合法性。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具体内涵已经与毛泽东时期的内涵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对右的警惕也是出于一种朴实经验，作为革命元老派，他对文革中的大民主产生的无政府状态的记忆犹深，不愿重蹈街头民粹政治的覆辙。其次，他以其人生经验与政治悟性，深知一个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起步初期，尤其在执政党尚没有通过改革给人民带来实惠以前，在党的威信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以前，在西式自由主义在民间尚具有强大的话语优势的情况下，执政党极有可能在这种强大挑战面前会处于被动地位，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稳定。冒然实行西式大民主，将会引发政治参与的爆炸性膨胀，并挑战执政党的权威。用邓小平自己话来说，“特区搞建设，化了十几年才有这个样子，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事实上，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到防右的重要性，邓小平曾在私下里评价戈尔巴乔夫是“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

中国现行体制正是在极左革命造成的“路径障碍”的困境之下，通过邓小平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试错的方式，在排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思维的过程中，逐渐走出新路来的。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的是，先是体制外的激进自由派活跃。“八九风波”后，邓小平以铁腕方式使激进自由派整体上被边缘化，此后一个时期里，党内“左”的原教旨主义保守派则活跃起来。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一方面否定激进自由主义对改革的冲击，另一方面，坚决批判向“左”的激进主义回归，中国终于把握了正确的历史选择，在此后二十年里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来。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形成的体制，是在左右两极势力逐渐边缘化后形成的一种新体制。它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全控主义——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蜕演出来的。这种现行体制，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后革命型”的威权体制。其特点是，改革前全能体制的政治资源，如一党执政，国家对传媒的有效控制，党政合一系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安全、宣传、军队等国家机器对政党的效忠，都被转化为威权体制推进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工具；它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实现了有限多元化，把劳动者变成市场竞争者；它又成功地把政治参与控制在低度范围，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全能体制，转变为威权体制，从而具有了威权政治的基本特点。

在改革过程中，这种威权体制的行政绩效、现代化动员能力以及抗击突发事件的能力，均远高于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军事强人型威权政治。这种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强国家、弱社会。更具体地说，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较为强势，而自主的社会系统发育程度较低。

这是一种把集权动员与市场竞争巧妙结合的运行模式。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在复杂的经济状况中可以迅速做出决定，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这种体制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着原先人们意想不到的奇效。福山认为：“中国拥有非常高质量的权威主义政府。以高压式的机构和独特的方式，对民众的要求负责。中国国民对国家发展的期待和关心也很高。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支持率。从这一点看，中国的体制并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脆弱。”

二、改革中期中国的困境与左右激进主义的再起

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1]由于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而相应成长起来，在“八九风波”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被当作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异质物而受到严密控制与紧缩。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1.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借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与公安、检察、司法系统之间，在官员与上下级职能部门的朋党之间，在他们执掌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勾结起来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上级作为保护人，与下级作为被保护人，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在某些官员的把持下，中国特有的司法与检察系统也得以参与到庇护体制之中，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上、下、左、右之间的全方位的庇护网（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与地方监督与司法机构之间，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而论，一个村的支书可以一当四十年，多年来通过行政手段变卖土地达6700亩，村民基本上没有分到一分钱，这些严重的弊端正是与上述“强政府—弱社会”朋党结构性弊端有关。

2.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几年前，上海浦东陆家嘴汤臣公寓一平方的价格达15万元人民币，按照当时全国农民平均所得收益来计算，相当于一个农民76年不吃不用所挣的钱的总和。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威权体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例如某些房地产商与煤老板，两者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体制转制过程中的“管理层收购”政策（MBO），虽然客观上对摆脱转型经济困境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原始积累式的贫富两极分化。[2]中国当下煤老板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烂、人数之众，令国人侧目。[3]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高，而原先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有权势者，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转向房地产。其结果是，炒房的高收入使这些富人锦上添花，居民住宅价格也不断相应提升，低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购房成本加重，权钱结盟造成的分利化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是以这种分利集团与失利和低收入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收入不断拉大的剪刀差为基础的。医疗、教育高费用以及失业，造成社会大众十分强烈的不安全感。

3.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

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了27%。当今中国各地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每人可在家属楼分到200米的住宅。[4]这样的事实可以说不胜枚举。权力与高税收使公务部门成为直接受益者。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整个社会大众在房价压力下，在教育费高涨的压力下，消费无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

面对这种消费不足产生的矛盾，政府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国营经济如高铁事业，造成垄断利益集团新的巨大腐败机会，而且由于此种投资拉动难以见效，一旦拉动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钞票一途，老百姓势必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4.“国有病”困境

在“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有一种强固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特点，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国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6]有些国营制药厂办公楼的豪华程度并不亚于法国的凡尔赛宫，某些国企垄断公司大堂里的吊灯动辄数千万元。2011年中石化炼油业务亏损374亿元，而职工费用去年增幅超过23%。[7] 从中也可以看到国营垄断性企业所造成的实际上的严重社会不公。职工福利在不同企业中实际执行上的差异，扭曲了人们努力的方向。中国越来越盛行的考公务员热，近百人甚至数百名报考者中取一名的高比例，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国有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8]

与“国有病”相联系的是公务腐败与公款消费的巨大开支。据报道，九三学社中央拟的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元。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

5.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自建国以来，社会文化自主生长的能力本来就很弱小，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威权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而且在强国家体制下，行政官僚体制以政权稳定为主要追求目标，这就会以种种方式来抑制社会自主性的发育。官场只能按规定办事，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社会的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公民社会的缺乏，民间文化缺少自组织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长性没有发育起来。这种局面是不利于文化建设的。我们目前的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因为政府宣传得不够，而是因为社会自主领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中国现行体制的社会创新能力的退化，还与官僚国家的独大趋势有关。鉴于中国转型的复杂性，中国最需要的政治精英必须是邓小平所说的“明白人”，而且需要有前瞻性与想象力。然而，在形格势禁的官僚制中，产生此类政治家的条件极为苛刻。只有在经历极大危难之后，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老一辈有资望与经验的革命元老中出现邓小平这样的拨乱反正的强势人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一大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由于时代需要而进入官界，然而随着官僚体制的常规化、定格化，这个体制就越来越难以产生远见卓识与独到见解的政治家。科层制、官僚制本能地趋向于保守，官僚体制的特点就是以一种特定的尺度来选拔官员，官位升迁的诱惑力与官场文化中的角色期待与定位，会把进入官场的人们按一种特定模式加以改塑，这就使官场无法产生应对复杂环境挑战的人才。清代学者法式善说：“小才私智，可以备一官之用，然而国家利害安危大机括所在，非晓事之臣不能明其机微。”我们的体制反向淘汰的结果，往往只能使“小才私智”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而很难使通达事理的“晓事之臣”脱颖而出。

民间一则顺口溜把中国官场的特点揭示得十分生动形象：“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来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在缺乏改革气氛的文化里，甚至可以说，官僚体制具有一种逆向淘汰机制。官场会自动地排斥一切具有变异能力的人物，官僚制历来是一个大染缸，把有思想有创新意识的人统统清洗出去，把官场中的人们染成同样的颜色。体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之辈，在官僚体制内最具有适应能力的，正是这样一类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三、改革如何进入锁定状态

近十年来，正是我们体制结构性的弊端造成的这五大困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各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都可以对这些消极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激进左派把腐败、社会两极分化方便地解释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中国已经陷入资本主义复辟”，而激进右派则解释为“多党民主政治改革不到位”。这些左与右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力量，近年来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扩大自己影响，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弊端的表现。只有把“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发展为“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培养社会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消肿化淤”，化解改革中期的五大困境。更具体地说，在具有强大公民社会力量的社会里，朋党性的腐败政治、贫富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文化创新力萎缩，这些体制固有的弊端，就可以由于出现了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力量而难以坐大。

然而，威权政治却把社会上对体制弊端的种种不满而引起的矛盾冲突，视为对体制安全的威胁。认为社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为反体制的敌对势力与社会力量里应外合，于是形成一种“刚性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由于政府控制了各种资源，应对矛盾冲突的压力时一开始似乎还得心应手，面对社会不满，不但不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从正本清源上去解决矛盾，反而把公民社会的正当诉求当作别有企图，进一步压抑社会力量的生长。

另一方面，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连续出现因强人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茉莉花革命”，都会使某些官员简单化地加强了上述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势，形成一种“草木皆兵”的路径依赖。当政者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控制到现在连“公民社会”也不能再提了的地步，以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这种强控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已有的矛盾，而且还会把本应建立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机制生机进一步抑制了。正如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这种刚性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地、情不自禁地、习惯成自然地用威权强控制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在社会先天缺乏制约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强控制的做法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引不起社会直接反弹，做起来似乎轻而易举，于是会不断进一步自我强化，国内与国外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的情况，都会得出必须强化对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改革逐渐进入路径锁定状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朋党性腐败变本加厉，社会贫富两极化日益严重，垄断性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封闭，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农民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毛左派”与西化自由派发出越来越强势的声音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出于对危机的担忧而不断地加大控制。例如，某地曾出台这样一个土政策，即“违规报道突发事件要罚款五至十万”，有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帝国主义给中国设下的陷阱”，这就是“强控制”型路径依赖的鲜活例子。而强控制势必引起高腐败，高腐败又引发更高的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升级，这又进一步刺激强控制思维定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公民文化无法经由公民社会的培育而逐渐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由于公民缺乏在社会场所来学习民主经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宽容政治态度，学会对多元性的容忍，其对政府不满的反应态度，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社会上确实也出现了种种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官民之间就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我们的体制是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的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控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引起社会不满的各种重大矛盾，如地方当政者与民间的矛盾，近年来不但没有逐渐减弱，反而变本加厉。人们很难看到化解的希望，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于是矛盾将会在政府强控制状态下不断延续，由于政府权威失效，形形色色的抗争者“胆子”越来越大。这种有恃无恐的“自由”状态，与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届时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聚合而成的逆反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同质性，在同质化信息的引导下，将是无序的非理性的政治参与的“井喷状态”，形成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民粹主义政治精英，在这种广场政治气氛中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种情况一般就可能成为大动荡的预兆。

从历史上看，进入危机阶段以后，执政者反而会越收越紧，原先的收紧如果是“过度敏感”在起作用，那么此时一种更强烈的对即得利益切实的担忧会支配当政者的思维，社会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退行性的集权色彩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引起社会不满的所有重大矛盾，却很难看到在体制紧缩后化解的希望，于是矛盾将会在强控制中不断延续。

当抗争的力量积聚到一定能量，左右激进主义政治势力，可以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吸引社会大众，从而形成左的与右的激进民粹主义势力。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在一些偶发性事件的导引下，就极有可能发生“低频度高强度”政治参与爆炸。政府为了安抚抗争者，此时往往会以急剧的方式开放政治空间，这反而会进一步鼓励激进主义势力变本加厉。一旦陷入此种恶性循环，从历史上看，威权强控制体制从强压政策到全面失控，一般只有几年时间。

四、民粹主义崛起后的三种前景

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参与爆炸，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广场民粹主义的极度泛滥。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将会是强势的？首先，从历史上看，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威权社会，一般而言是社会自治组织程度最为低下、民众中自治能力最为薄弱、公民的妥协性文化习惯最为缺乏的社会，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来的“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法起到对原子化的社会大众的组织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换言之，这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来发挥国家之外微观多元整合的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权官僚与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是缺乏中间组织来整合社会成员的社会。个人呈同质化的、游离状态，由于社会缺乏把人们纳入中间社会组织的网络（这种网络组织可以起到使人们的行为与趋向受到约束与规范的作用），一旦国家解体或失去聚合力时，社会成员就呈碎片化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英文中称之为MASS SOCIETY。法国、德国，尤其是中国、俄国都具有这种类型的近似特点。

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是同质性的游离态的个体。所谓同质性，指的就是他们缺乏价值与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如一窝蜂一样，生活于同样的环境，感受到的是同样的压力，受到的是同样的刺激，拥有的是同样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彼此缺乏多元制衡，彼此之间如同马铃薯一样。另一方面，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单位与组织社会结构，又没有能被现代的市民社会与中间组织所容纳，这样的个体极易被民粹主义精英煽动起来，形成某种特殊的运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种由精英煽动的大众型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反对制度化的秩序的。精英煽动家可以直接通过哗众取宠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与人格魅力而把大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并借由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呼万应的克里斯玛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煽动型精英就得以如鱼得水。

在多元化的阶层社会结构里，各种利益集团彼此多元制衡，不同力量相互抵销，一种声音会受到另一种声音的中和，但在集权官僚体制组织的、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收到的信息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大体雷同。遇到同样刺激时，反应方式也相近，于是形成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民粹浪潮。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

第一种危机：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挑战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某一临界点，迫使政府为了挽回威信，不得不进入条件不成熟的大幅度的自由民主改革，以期迎合社会大众的诉求，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长期被压抑的不同政治诉求，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井喷效应”，政府根本无力满足与应对这些大众要求，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各种抗争运动进一步升级，对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单地解释为民主化不彻底所至，这种优势话语主宰了社会，由此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其具体机制将是，统治者力求用大幅度的民主宪政改革，来挽回在受治民众中的合法性，然而却陷入“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任何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满足人们的迫切要求。即使“革命”成功以后，无政府化的四分五裂将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清王朝拒绝改革，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进一步走向**，并导致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统治者威望尽失，日俄战争后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进行筹备立宪，没有料到立宪运动把长期压抑的改革愿望激活并释放出来。于是排满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政治参与爆炸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并建立起根本上难以有效操作的西式多元议会政治体制，最终导致北洋军阀混战分裂时代。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激进革命失败的例子。

第二种危机：来自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的挑战

在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极左派”利用左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底层失利群众。由于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在当下中国社会内部，上层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中有原教旨的极左反改革派，中层有旨在回归文革的“毛左派”与学院中的浪漫“新左派”知识分子，底层有失利群众，而变了质的“唱红运动”为极左派人士在广场上呼风唤雨提供了合法舞台，这三种力量在极左口号下聚合起来，挑战现存秩序。

这种原教旨主义挑战改革开放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的“黑色革命”。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搞过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改革，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家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他们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取得成功。事实上，许多专制帝国出现社会革命情绪，决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治精英拒绝开放与变革，而是由于专制帝国的改革在取得正面成效的同时，造成甚至比变革前更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相对挫折感。

第三种危机：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

在后发展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当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出现拉锯战并引发社会动荡时，军人是唯一能重新恢复秩序的组织资源。在面临国际压力与挑战的危机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聚合力，把全国聚合起来。中国作为一个有百年屈辱与挫折的历史记忆而又在近年来富强起来的大国，如果一旦又陷入经济危机，或与国际某些大国之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原子化的非组织的大众就很容易受某些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百年积累的怨气经由情绪化的历史解读与放大，会在民间与精英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民众中屈辱的历史记忆会激活强烈的外向尚武扩张冲动，某些机会主义政客也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而高唱对外强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众因经济与社会挫折感也需要在外部世界找到一个方便的发泄口，这时就特别容易受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的吸引。众所周知，德国、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它们的发展受到挫折以后，都走上这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例如北一辉这样的人物，早期都曾经是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以后，把日本的问题解释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解释为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日本军队内部对上层腐败不满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把国内的富人看作是国外帝国主义天然的内奸。他们的思想受到经济危机中底层大众的支持，并形成冲击现存秩序的强大力量。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国内现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过去正是左派人士，他们在《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鼓吹“超限战”的畅销书中，表现出充满强烈的国家主义道德优越感的仇富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问题上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有人提出，“如果美国干预台湾，我们宁愿西安以东地区在核大战中毁灭，也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有人提出，“中国如果不能做超级大国，就只有死路一条”；有人提出，“看南海上某个地区是不是中国领土，不是看国际法，而是看历史上是不是中国领土”等等。人们还不难发现，某些激进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存在着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当年类似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左翼情结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心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生危机，同时伴随着国际矛盾激化，激进左派转向“反帝”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也只是一步之遥。对此人们不能不抱有高度警觉。

中国的特殊情况还在于，革命政治文化的遗存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畸变。革命价值退化为世俗主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世俗的功利主义，否定一切超功利的人文价值，把权谋、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国际上所有“非我族类”者的动机。他们不是去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通过理性妥协以实现双赢，而是鼓吹“有你无我”利益观，并借用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口号，加上权谋论、不择手段的民族利己主义，把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推销给大众。在出现社会转型危机时，穷兵黩武的国家沙文主义趁势而起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文化与激进扩张的民族主义有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道德优越感下的善恶两极分类，都是以与对立面的敌对仇恨为基础的。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缺乏公民教育，缺乏人性关怀，缺乏公民文化的社会里，从激进革命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五、走向新的改革

从中道立场上重建改革共识

当然，以上有关转型危机状态下出现极左翼、极右翼以及国家主义的三种前景的预测，只是对特定危机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趋势的一种理论逻辑推衍。这种推衍的主要目的是让世人警惕极端思潮的危害性，而中国当下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五种困境，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阶段的常见的发展综合症的体现（如腐败，权钱结合，威权自利化，庇护网关系等），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所至（如“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的国富民穷与“国有病”，文化创新力退化等等）。至少迄今为止，它们并非不治之症。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上世纪初期的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新加坡、韩国，也都经历过贫富两极分化、垄断性利益集团、权钱勾结、弥散性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等各种不良症象。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现象。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困，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通过宏观经济发展的本身自然逻辑，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发展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世界各国成功的现代化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由“极化效应”向“涓滴效应”的转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完全有可能的。[9]

事实上，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左的或右的激进主义。用笔者在一次讨论会上听到的一位企业家的朴素的话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希望的只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多一点”。大多数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折腾，也看到了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主化的消极后果，既不希望急风暴雨式的自由民主革命，也不希望再发生左派鼓吹的文革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回潮。现在中国“沉默大多数”都是两极激进主义之间的中间派。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些沉默的中间派“是推动当前中国朝向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注重实务，到了今天，其强大已令人不能忽视。相比来说，‘两极’只占到劣势，但却掌握了话语权，相反，广大中间派与‘两极’相比，这支大军不屑于或不大善于造势而已。”

虽然，在面对转型中期的发展困境时，左右激进主义派往往把上述这些发展综合症简单地纳入到左右激进教条中来解读。左派要发动底层再来一次文革，右翼的自由激进派则认为移入西方多元民主体制，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者认为，摆脱改革的锁定状态，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激发社会活力，让地方进行广泛试错性的变革，发展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让社会参与对政府的监督，逐步化解五大困境，持之以恒，中国可以就在国家之外，形成政府“一统整合”之外的社会多元整合机制。条件成熟时，中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就会到来。

可以说，温和的改革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谁也清楚，人们希望的只是，从共产党内部先改起，三年五年后能见到一些新变化，大家也就满意了。只要持之以恒，走小走、走稳步、不停步，在试错中找到适合的路径，中国总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使出现垄断性的利益集团，也并不可怕。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保守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从分田到户到厂长负责制，都有着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或抵制。然而，只要上有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下有广大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并非一定要通过革命或发动民粹主义的社会冲突来解决。这种民粹主义不但不能造成好结果，而且会让不受人民控制与制衡的机会主义政客为所欲为，最终给民族造成谁也无法预料的深重灾难。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切身的体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级。他们是中间派的主流。他们作为主流的中坚力量，是温和、务实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用一个普通白领的话来说，只要让人们看到前进的希望，人们不但会起来造执政党的反，而且会积极支持执政党的前进政策。

改革的关键：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

正如本文前文所指出的，中国转型期五大困境的产生原因，关键还是与“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弊端有关。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强势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缺位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威权体制没有社会力量的制衡，官员更为有恃无恐。朋党化、自利化倾向更为膨胀，腐败更为不受约束，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与社会创新力退化等现象均与此有关。“强国家—弱社会”体制在面对社会矛盾紧张的情况下，“大维稳”模式又进一步抑制社会自主组织的正常发展。

健康的公民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社会自治组织实施协商与监督功能，可以帮助政府化解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公民社会的作用，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发展公民社会同时要发展地方自治，让地方在探索宏观社会发展路径上，有更大的自主试错的自由。

大一统体制的危险在于，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来抑制社会地方与民间的自主性，使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无法在社会上存在。缺乏多元整合，一旦陷入危机而要改革时，国家就会面临“上作而下不应”的处境。发展社会内部的多元试错，是克服这种困境的必由之路。“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中央肯定了广东省的做法，以及深圳、珠海多种超前性试验，还有之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沈阳防爆器材厂的首例破产、山东诸城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等等，局部地区的尝试与探索，均可以看作小规模的多元试错的成功例子。

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第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制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第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

因此，发展公民社会是走向民主的必要前提。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将有利于社会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宪政民主政治。正因为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

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

要心平气和地、理性地看中国当下现实。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切正是符合现代化逻辑的。执政党人现在所做的，正是后发展民族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有令世界赞誉的成绩，也有着百年转型的阵痛。中国成功地与全球化接轨，实现的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未完成的富强事业，三十年的成就，从百年的长焦距来看，即使从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比较来看，并不比当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英美发达国家现代化做得差。

做得不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之一是后发优势，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已经形成的高水平生产力，本来就等在中国的“家门口”，可以被直接引接过来。中国只要对外开放，并实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就意味着让整个国家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涓滴效应”的实惠。长期贫困环境中形成的生存能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能迅速把中国人纳入到现代化经济竞争的潮流中来。

原因之二，是革命造成的组织化力量与体制，一旦被用来作为现代化的动员转型的工具，这笔政治遗产就可以发挥相当正面效果。各地搞对外加工区时，“野战军”式的动员力确实令世界瞠目。

原因之三，中国是统一的超大型国家而不是碎片化的国家。在上述两个条件形成以后，超大型统一国家就会形成对现代化有利的规模效应。而人口红利与中西部的劳动力与资源向中心地区的流动，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可以承受现代化初期“极化效应”的阵痛，又能为发展中期中国进入“涓滴效应”阶段提供市场条件。

如果我们能放弃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的心态，从百年的长时段来看一个民族的社会变迁，用一种更宽容平和的心态来看，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精英只能做成历史让他做的一件特殊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求处于一个民族发展初期阶段的政治精英，去做超越他的历史条件与他的视野的事，很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完美主义的要求。[10]

民主宪政是中国人百年的梦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为了创造这些条件，从发展的逻辑顺序上，就不得不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从以往世界上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来看，大体上可以说存在着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改革集团进入政治中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推进变革事业。中国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一百七十年，经历过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辛亥革命后的多党民主政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的**威权政治，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全能政治，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由于种种历史与政治的原因，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才真正实现了务实的理性引导下的威权政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南方讲话”这十年，邓小平通过拨乱反正，实现改革派执政，实现了政治稳定，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第一个坚实的基础，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第二阶段，是改革者当政后的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改革者进入政治中心的使命就是要推进改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1992年“南方讲话”到2002年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全能体制向威权体制—市场竞争体制的成功的转型，从引入市场机制、国有体制转制到加入世贸组织，并实现了经济起飞。

第三阶段，在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基础上，要实现从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极化效应”到“涓滴效应”的转变，政府就必须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力支持后发展地区与弱势群体在内的共享经济繁荣。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在民气顺畅的条件下去推进民主，因此，执政党在经济初步繁荣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利用经济发展获得的巨额资金，大力从事以中低收入与中等收入人群为主要得益者的民生建设。通过国家转移支付，让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做到全民共享，防止市场化本身带来的社会不公倾向，在条件成熟时，逐渐建立全民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全国免费义务教育，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以引导优秀师资到农村工作，降低高校教育收费，降低医药费，降低目前所有的“三公消费”拨款和财务报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达到社会的高度共识。这是走向宪政民主必要的第三步。

第四阶段，在社会均富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公民社会的时代就到来了。要实现民主，还需要社会自治组织的充分发展。如果说，通过民生事业，实现了经济领域的社会公正，那么进一步大力培育公民社会，让公民在公民社会中获得民主政治需要的公民文化。通过非政治的社会空间里，培育自我管理能力，组织之间协商妥协的能力，社会自治与民主习惯的培养，这将是第四个阶段。

第五步就是，开展以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民主化运动。如果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今后三十年就应该以民生建设与培育公民社会为中心，到了第三个三十年，就是发展成熟的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时期。

可以说，改革者执政，经济转型、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所有这些环节，大体上构成前后因果序列：只有改革者执政，才能实现经济转型；只有经济转型，才能实现经济起飞与经济繁荣；只有经济繁荣，才能有条件实现以扶持弱势地区与弱势群体为重心的民生建设；特别要指出的，而且特别容易引起忽视的一点是，只有以民生建设为基础的经济公平的实现，才能建立起不是对抗政府而是以自我管理为主要目标的公民社会；最后一环是，只有公民社会环境下的大众的自我民主训练，才能为宪政民主的水到渠成发展提供社会与文化的保证。前面四个阶段，都是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到来，创造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的宪政民主，从发展的逻辑上说，应该分五步走。自197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已经走了前两步，第三步正在进行中。只有在克服了当今中国的五大困境与矛盾的基础上，发展民生，理顺民气，实现正义与公平，才能为下一阶段三十年的大规模公民社会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第三个三十年，从中道理性的视角来看，那才是建设有效的广泛的选举性民主的真正黄金时代。

在这个五步走的民主宪政路线图里，左派与右派各自追求的价值，实际上通过不同阶段的逻辑顺序，已经有机地包容结合进来了。如果左右各派人士都能稍安勿躁，共同打造实现未来宪政民主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建立起政治共识，避免左与右的激进说义、极端选择，中国就更有希望。

仅管左的还是右的极端派都具有其消极性，然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左右思潮的多元存在，却可以对社会的进步与良性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社会正常发育的过程中，永远需要左翼所强调的公平与右翼强调的自由，在多元社会里，左派、右派与中间派的良性互动，形成社会思潮与价值的多元化，恰恰是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三者的互动可以起到积极的均衡作用。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则是中国民主发展与民主的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更具体地说，自由派以自由、人权、民主法制社会为诉求，而“新左派”则以经济平等为诉求，新保守主义以秩序稳定为基本诉求，这种三足鼎立这无疑将丰富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色彩。

中道理性的两难矛盾

在所有这一现代化的理想逻辑中，国家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国家则需要在不断变革中保持完成不同时代历史使命的能力。后发展的大型国家的集中权力及其对社会的干预能力具有两重性，如果强势国家与乌托邦主义工程相结合，或者与对外扩张的国家沙文主义相结合，或者变成满足特殊分利集团垄断利益的工具，那将是国民的不幸与灾难，如果强国家与务实理性相结合，并致力于追求全民的福祉与民主理想目标，用一位国外政治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可以形成一种“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

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或哲学上的新保守主义，主张以试错与改良的、成本低、风险小的方式，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务实理性态度，批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在尊重历史上形成的权威与秩序的条件下，争取从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文明体制的转变。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当今中国大多数人应该说都是反对极端势力的中间派，这本是中道理性主义的优势。然而，中道理性主义成功的关键，并不取决于大多人是否支持，而取决于当政者能否有变革的意愿，能否把握历史给予的并不多的机会。

正如中国近代历史所表明的，专权的统治者如果因循保守，或遵循的是自保的逻辑而不是发展的逻辑，中道的理性既无法说服统治者，也无法劝解激进主义势力，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社会情势的恶化，大众情绪会越来越失望，这种社会心态将是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进一步膨胀的最佳温床。从历史上看，此时统治者的自卫性保守，只会进一步激发大众的浪漫革命心态。

事实上，社会上许多不满情绪，一开始与知识分子鼓吹的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并无多少关系，而只是大量城市年轻人在人生命运上受到各种社会制度的打击，无法发泄的表现。正如许多国家现代化历史表明的，在发生危机后的情况下，左的激进革命话语或右的自由主义革命话语，往往客观上为愤青的绝望情绪提供了发泄的畅通渠道。一旦青年人在左右意识形态话语中，觉得自己的积怨与宣泄获得了意义上的升华，他们就会从非理性的钟情，转变为“理性”层面的认同，就是成为左右激进主义的信奉者。正如一位在生活中受到挫折的青年人谈自己人生感悟时说的那样，“许多街头青年，在理性上非常追求英美那样的务实、渐进的政治进步，而在遇到人生挫折时，事实上则抵御不了高调的革命意识形态引诱。”正因为如此，每当社会危机与矛盾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受到人生挫折，左右激进主义就有了急剧膨胀的天赐良机。“五四”以来，从北洋军阀时代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愤青就是如此。大体上可以认为，一个社会的激进浪漫心态膨胀的速度，与社会危机恶化的程度成正比。一旦这种浪漫心态所向披靡，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一切中道理性，于是“革命”无法阻止。即使这种革命的悲剧后果，被理性的温和派（例如辛亥革命前的康有为、梁启超）反复地陈说了千百遍，都无济于事。到了此时，自称为被沉默的大多数赞同的中道理性主义，或相对于两种激进主义而言的新保守主义，将被迫边缘化，被激进的新一代所唾弃，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多次证明了的。

改革的温和派可能描绘出一条理想的曲线，但现实中威权政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理想的曲线，这将是另一回事，也许这正是历史上所有的中道理性主义者无法克服的两难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更不是永远百战百胜的。从历史上看，由于权力不受约束会导致治国者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来压抑社会不满，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压抑社会自主能力的发育，使之处于无组织状态，以此来避免抗争者对自己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社会不满汇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并爆发革命，历史将用另一种方式来惩罚这个不幸的民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权政治最终成为“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还是成为变革的保守阻力，这一切只能交给历史来判断了。来源: 《天大报告》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