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他们那一代人的风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8 次 更新时间:2012-09-06 22: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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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 (进入专栏)  

  

  [导读]古稀之年的董桥先生精神正好,没有一点退隐江湖的意味,反而多了一份知天命后的潇洒自在,那些在他的现实打拼之余,在深夜或黎明写就的情致美文,都是来自于一段无限美好的旧时光。

  

  《大师》:董先生,我看过您写的一些文章,回忆南洋时代父亲的书房,你小时候泡在父亲书房,是一种自发的性情吗?

  董桥:自发的,都是自发的,有很多书我都看完了,我父亲都忘了他有什么书了,我就躲在里面看,那时候看好多书,都是线装的老书,那些明清笔记一大堆。

  《大师》:后来您去台湾读书,为什么选择当时以工科见长的成功大学?

  董桥:那个时候没得选择。当时印尼排华,学校都关门了,学生没有书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国大陆,还有另外一大批回到台湾去。我父亲是国民党,所以我当然回台湾了,我有很多同学到大陆,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到台湾去。

  到了台湾之后要从头考,考完之后再分发你到哪个学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亏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学去,当然不能去台大,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开学时间,我们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台湾,到考完试都10月了,学校都开学了,就分发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候是个理工科很有名的学校,文学很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乡下地方,没有台北这么繁华,我在那边读了四年,是我很开心的一段日子。

  《大师》:有个传说,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大学里面看禁书的学生会神秘失踪,有这么紧张的气氛吗?

  董桥:有,肯定有。那时候到处都是标语,"匪谍自首,既往不咎",你要举报匪谍,你就有功劳了,学校里面很严,有教官。有的学生乱讲话,我们亲眼看到的就有一两个学长不见了,被抓去了,那个时候已经1960年了,还是那么严。

  《大师》:您曾经在《忆往》里面写,美满的婚姻是把两个不同情节的故事编进一部小说了,融化成一个结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学同学?

  董桥: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学。文章你也相信(笑),怎么写都可以。婚姻还是要碰运气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迁就一点就成功了。

  《大师》:当年成功大学毕业都不好找工作吗?

  董桥:也不见得,我们那时候毕业之后也糊里糊涂,一下子就结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阵子,就跑来香港了,香港还是蛮好的,生活、找工作什么的,还是比台湾好一点点,机会多一点吧。

  《大师》:好像刚到香港的时候你也比较辛苦?

  董桥:对啊,因为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职业,那就做翻译、教家教之类的,我什么都做过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师》:小时候您家里条件好像还不错,那个时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桥:我不太喜欢靠家里,而且那个时候要寄钱回大陆去,是南洋那边寄来给我,我再转到大陆给一些亲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时候真是一个黑白电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种情况之下,你说你怎么样靠家里养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师》: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陆的亲戚有联系,那时候对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了解吗?

  董桥:那时候他们苦得要命,也没得吃,我们这里要寄很多东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专门替你汇钱和东西回去。所谓东西就是糖、奶粉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给他钱,他帮你寄过去。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偷渡来香港,游水过来,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学同学不是去大陆念书的嘛,后来有偷渡跑出来的,有俩兄弟半路上游水过来,结果弟弟就死了,很多这种故事,很惨的。

  《大师》: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国留学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董桥:对啊,因为那个时候要自己去留学的话,我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话很贵的。刚好英国广播电台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侥幸考上,然后才可以带全家人去,那是个机会。然后到了英国就是就半工半读,一边上班一边到学生里面去报名读书。《大师》:董先生,我看过您写的一些文章,回忆南洋时代父亲的书房,你小时候泡在父亲书房,是一种自发的性情吗?

  董桥:自发的,都是自发的,有很多书我都看完了,我父亲都忘了他有什么书了,我就躲在里面看,那时候看好多书,都是线装的老书,那些明清笔记一大堆。

  《大师》:后来您去台湾读书,为什么选择当时以工科见长的成功大学?

  董桥:那个时候没得选择。当时印尼排华,学校都关门了,学生没有书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国大陆,还有另外一大批回到台湾去。我父亲是国民党,所以我当然回台湾了,我有很多同学到大陆,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到台湾去。

  到了台湾之后要从头考,考完之后再分发你到哪个学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亏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学去,当然不能去台大,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开学时间,我们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台湾,到考完试都10月了,学校都开学了,就分发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候是个理工科很有名的学校,文学很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乡下地方,没有台北这么繁华,我在那边读了四年,是我很开心的一段日子。

  《大师》:有个传说,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大学里面看禁书的学生会神秘失踪,有这么紧张的气氛吗?

  董桥:有,肯定有。那时候到处都是标语,"匪谍自首,既往不咎",你要举报匪谍,你就有功劳了,学校里面很严,有教官。有的学生乱讲话,我们亲眼看到的就有一两个学长不见了,被抓去了,那个时候已经1960年了,还是那么严。

  《大师》:您曾经在《忆往》里面写,美满的婚姻是把两个不同情节的故事编进一部小说了,融化成一个结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学同学?

  董桥: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学。文章你也相信(笑),怎么写都可以。婚姻还是要碰运气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迁就一点就成功了。

  《大师》:当年成功大学毕业都不好找工作吗?

  董桥:也不见得,我们那时候毕业之后也糊里糊涂,一下子就结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阵子,就跑来香港了,香港还是蛮好的,生活、找工作什么的,还是比台湾好一点点,机会多一点吧。

  《大师》:好像刚到香港的时候你也比较辛苦?

  董桥:对啊,因为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职业,那就做翻译、教家教之类的,我什么都做过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师》:小时候您家里条件好像还不错,那个时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桥:我不太喜欢靠家里,而且那个时候要寄钱回大陆去,是南洋那边寄来给我,我再转到大陆给一些亲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时候真是一个黑白电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种情况之下,你说你怎么样靠家里养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师》: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陆的亲戚有联系,那时候对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了解吗?

  董桥:那时候他们苦得要命,也没得吃,我们这里要寄很多东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专门替你汇钱和东西回去。所谓东西就是糖、奶粉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给他钱,他帮你寄过去。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偷渡来香港,游水过来,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学同学不是去大陆念书的嘛,后来有偷渡跑出来的,有俩兄弟半路上游水过来,结果弟弟就死了,很多这种故事,很惨的。

  《大师》: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国留学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董桥:对啊,因为那个时候要自己去留学的话,我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话很贵的。刚好英国广播电台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侥幸考上,然后才可以带全家人去,那是个机会。然后到了英国就是就半工半读,一边上班一边到学生里面去报名读书。

  《大师》:你很重视在英国八年的时间?

  董桥:其实我很重视每一个地方,住过的地方,或者是去过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写文章的人,越是可以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去生活,对写作我看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南洋好几个地方我都住过,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年轻时候我去了很多地方,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我觉得要写东西的人应该有机会争取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去看看,能住一段日子最好,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大师》:也是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您对中国近代史、近代史人物传记这块感兴趣,为什么您在伦敦的时候,反而会对中国近代史这块感兴趣呢?

  董桥:我看人总是这样子,你在中国的时候觉得外国的东西好,你到了外国呢,又觉得中国的月亮大,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到了英国之后就很想知道更多一些中国的东西。那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有个亚非学院,剑桥、牛津图书馆,太好的中文书都有,比台湾大学里面的书都要多和齐,早年抗战之前的,清末的,那些全部有,这很难得,我很奇怪怎么会收这么多书,那个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书。

  《大师》:那段时间你不光是系统地学英文,其实反过来也对中文下工夫。

  董桥:学英文,我想是占最多的时间。因为你在中国大学里面,所谓的外文系学到的还是很有限。你要把英文弄好,要生活在他们的地方,跟他们的人交往,然后整个进入他们的状态里面去,那你就慢慢可以摸到那个语言真正的一些深邃。

  那个时候我很用功,比如说所有18世纪、19世纪经典的书,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看不懂也要看,看不懂就看到懂为止,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反省机会,整个是另外一种文化的洗礼,那种振荡很大,你真正进到他们的世界里面去,进到他们的文化里面去,你就知道英文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回过头来看看你的中文是什么,因为语言这种东西其实互相都会有一点关系在里面。看英文、写英文,你起初总是有中国人的味道,总是不像他们,慢慢你就会学到跟他们很像,你会跟他们的想法一样了,整个逻辑也跟他们差不多,那你就慢慢懂了他们整个构思、整个思路是怎么来的,然后你再回到中文世界里面去,看这样写跟那样写有什么分别,你那种感受不一样,你的要求也不一样。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珍贵的一个经验。

  《大师》:那时候您那么积极地融入西方文化,有想法说要留在那边,还是知道迟早要回来?

  董桥:没有,我没有想到要留那边,我主要是对那个文化有兴趣,我就一直在寻找一些东西,不会说想到有太长的计划,都没有,走一步算一步。

  《大师》:当时也在给这边的媒体写一些文章?

  董桥:对啊,你要生活要多一点钱呢,开专栏、做翻译,那时候时间好像都不够用。

  《大师》:后来是怎么样回到香港来做《明报月刊》的?

  董桥:因为小孩慢慢长大,整个跟英国人一样的了,想来想去觉得这是个问题,你不让他回来一下,整个就会变成洋人了,就决定回来,还是回到美国新闻处,我去之前也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工作,美国新闻处完全是一个统战的机关,英国广播电台也是,它属于外交部的,所以美帝、英帝我很清楚(笑)。这种经验我看不是很多人有,我们那代人才会有的。

  到《明报月刊》跟查先生(金庸先生)做了很久,大概有十几年,当然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查先生是非常聪明、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我可以跟在他身边,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有机会跟他学做人,学做文章,都是很好的。他也不会教你什么,总之是潜移默化,你天天跟他来往,天天看他上班、下班,跟他一起,你慢慢就知道查先生这个人怎么会写出那么多书,武侠小说、社评会写那么好啊,慢慢你就会摸到一些东西。

  《大师》:八十年代商业化媒体还没起来,当时《明报》应该是文人办报市场独大的那种?

  董桥:对,当然。《明报》是查先生一手创办的文人报纸,是很正统的一个知识分子报纸,可以说我是搭最后一班车,在我之后就没有像我那么大的运气,会跟查先生这样的人,跟他学,跟他做,这个是比较难得的经验。

  《大师》:其实很多人惊讶,为什么你在文人办报的传统里面呆了那么久,后来会去到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苹果日报》?

  董桥:你要写文章、要出书、要写书的话,我看你没有商业头脑不行,很难成功。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那么成功,就是因为他有商业头脑,查先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人,这种结合,我看跟他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一味地做文人要做的事情,或者看文人要看的东西,只限制在一个文人的小圈子里面,他就不会变成现在的金庸了,对不对?社评该怎么写才会有人看,小说该怎么写人家才会追,这些我看他都想得很周到,因为市场那么大,你说你关门自我陶醉也没有用啊,你还是要让你的作品进到更多人的地方去才好,不是说要写东西要赚大钱,而是说你的东西要有人看才行,没人看的话孤芳自赏没用啊,所以商业的头脑还是要有的。

  我那个时候在《明报》,我们做得很辛苦,销路也就是很固定的水平,《苹果日报》一出来马上可以市场占有率那么大,总是有它的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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