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糖衣炮弹”说和新时期反腐倡廉新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7 次 更新时间:2012-08-20 16: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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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 (进入专栏)  

  

  提要 “糖衣炮弹”说是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庙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反腐败警示,体现了革命党的继续革命思路和反腐倡廉决心。但把官僚腐败说成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遗毒,却使建国以来反腐倡廉以群众运动思想教育为主,忽略了法制建设,治标不治本,更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贪官越来越多党和政府加强打击力度的新形势。执政党要与时俱进改变思路,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和意识形态创新。?

  

  关键词 糖衣炮弹 反腐倡廉 官僚 干部 意识形态

  

  当前全国上下对反腐败的关注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贪污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多,大案要案窝案不断被揭发,大批高官被拉下马,党中央高度重视并一再加强打击力度,将反腐败提高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不断出台反腐倡廉新措施,纪检监察部门战果累累。但反腐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官员不是越反越少,而是越反越多,而且,随着党和政府反腐决心的加大,必定还会有更多的高官被“双规”落马。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如何持续地反腐败?在政策创新加强法制的同时,思想观念上恐怕也要与时俱进,应破除旧的思想框框探索新思路。

  什么是旧的思想框框,一句话,就是已经过时了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党反腐思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对为富不仁贪污腐败在理论上是深恶痛绝的,党的革命宗旨就是“消灭阶级差别”,斥求平等。1921年党的“一大”就专门讨论了入党不做官的问题,党员要抱定革命理想,无私奉献,入党干革命是危险艰苦的事,不可能升官发财。“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动机不纯,想升官谋取个人地位,另李汉俊与包惠僧也眷恋官职,党先后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让他们另谋高就。然革命党却也并非天然纯洁,不可能与官位权力及贪污腐败毫不相干,19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颁布了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公告》。1927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共以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反抗国民党官僚的腐败统治。在红色苏区,由于物质条件极端艰苦,贪污腐化比较少见,官僚主义似乎无从谈起,“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这是后来一首江西山歌描述的情景。党员和干部都没有工资,官兵经济上平等,大家一起过着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实行供给制。

  但党政军合一高度集权的苏区仍然不是一片净土,1931年7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设立了工农检查部,8月又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党政两方面都设立了监察机关,以防止违反党纪的行为及干部腐化。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了苏区反腐败的严厉措施。时有苏维埃后勤部一个部长贪污光洋1百多元,被执行枪决。毛主席还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长征路上,毛主席的内弟贺敏仁(贺子珍的小弟弟)因饿极了违纪搞了点吃的,被抓到执行枪决,连毛主席也救不了。到延安后红军旅长黄克功逼婚不成,开枪杀人,被毛主席亲自批准处以极刑。官兵一致,有罪同罚。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容不得任何私心杂念,党必须先进纯洁,大公无私,党员不能沾染半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要思想革命化,否则有何资格领导人民求解放呢?延安整风运动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党风,党的“七大”上毛主席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党的三大作风,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革命党意识形态的高尚和纯洁,在被围剿被屠杀的艰险境地每天挖山不止,艰苦奋斗,上上下下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抗拒腐败的内在机制,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官员贪污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也正是共产党革国民党命的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基础与合法性来源。共产党领导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通过宣传更放大了大公无私的形象,终于以小米加步枪消灭了8百万蒋匪军建立了新中国。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全国解放前夕的1949年元旦,毛主席发表的新年献词,毛主席号召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革命为人民立新功。于是大规模的军队转业成为共和国治理的第一步,几百万军政干部随解放军的步伐充实到新解放新成立的地方各级政府中。党政军机关实行科层制,起先干部是供给制,不久采用工资制,且有了级别,定为25级,13级以上为高干。行政级别也与军阶挂上钩,如省军级、师局级、县团级等。资历不同等级也不同,有了长征干部、“三八式”抗日干部、解放干部、南下干部、土改干部等名目,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及红军干部多为高干,等级分明。又按出身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军队干部、转业干部等称谓,一时大小干部多如牛毛,且讲究级别。行政管理既离不开人,转业干部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国家机关管理人员,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且高度集权,党政军合一。

  但解放后党仍以革命党自居,革命党的意识形态不承认官僚科层制是一种有效、理性的管理形式,虽然干部分科层有级别执掌不同的权力并领取不等的工资,且等级森严,但党内忌讳“官”称,蒋军可称“官兵们”,我军则称“指战员”,即指挥员和战斗员,以“员”代“官”,司令官也改称司令员,以示官兵平等,对官僚政治充满敌意。《现代汉语词典》称“官僚是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官员、官吏”。官僚制被认为是私有制度下独有的政治机制。中国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之一即是官僚资本主义,于是本能地认为无产阶级肌体和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官僚制,革命者自身也不存在腐败问题。新中国建立,官僚甚至官都消失了,代之以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然而,干部们却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是实实在在有权有位的官,他们能不能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执政为民,充当人民的公仆,就成为一个突出且持久的现实问题。

  1951年底一份来自东北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反映的是党员干部腐败贪污挥霍行为。许多干部进城后心迷眼花,把没收敌伪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土改时有些县区集体贪污瓜分公家东西。热河几个区乡干部声称让贫苦乡亲发财,竟胆大妄为擅自炸开清东陵,把地主阶级头子乾隆爷等皇帝的墓给盗掘了。凡此种种使毛主席极为震怒,这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的核心是反对贪污受贿,并把官僚主义当作重要打击目标,这实际上等于承认新中国干部也存在官僚腐败问题,并不因为改称干部就能将官僚病一笔勾销。毛主席把贪污受贿的干部称之为“老虎”,号召人民“打老虎”。很快,在天津就抓到了“大老虎”地委书记刘青山、张之善,他们都是老革命、老干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却栽进了污浊的金钱袋,被认为是蜕化变质忘了本,滑进了资产阶级泥坑,最后法办枪决。

  共和国成立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治理着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国,但指导思想仍长期是革命党的那一套,上层有全国解放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之争,但总体上仍是继续革命论。革命党当然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那就是阶级斗争学说,按革命逻辑推演,凡腐败恶习均被说成是旧的剥削阶级遗毒,新社会无产阶级党政干部理应纯正无私,共产党员更是特殊材料织成的人,代表先进阶级革一切腐朽剥削阶级的命,贪污腐化分子不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行列,是被地主资产阶级拉下了水,蜕化变质。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对全国解放的新环境下可能出现干部腐化提出了警告,指出那些在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的人,可能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败仗,提出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要求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当毛主席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还风趣地对周围同志说是赶考进城,共产党人不能像当年李自成起义军那样,一进城就腐化,结果被赶走。毛主席还号召全党同志阅读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历史教训。说明毛主席对权力腐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敏感,要求全党同志保持革命者的纯洁性先进性,注意道德上的律己,实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反”、“五反”反官僚主义,抓大小老虎,不可说不严厉,但官僚主义腐败行为在理论上既被认定为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遗留,腐蚀了干部,是中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因而也就不可能从自身制度上找原因,特别是供给制改成工资制后,出现了等级科层制治理,却看不到大批党政干部中存在着权钱交易寻租腐败的空间,而及时制定相应的制度条规进行制约,反而认为党员干部特别是出身贫苦的工农干部本质是好的,思想是纯正的,个别贪污腐化分子是阶级背叛,是忘了本,是蜕化变质,全然不究其自身品质个人修养。然而据统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除中南区外的华东等五大行政区中,查出在敌人“糖衣炮弹”面前吃了败仗的干部竟达1236984人,占当时全国干部的39%,他们分别受到了处分或警告。不可否认,经不起诱惑被坏人拉下水的干部有之,但财迷心窍见利忘义自身本质不好的干部也有之,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在思想教育,只有少数极恶劣的贪污犯被绳之以法。如时任国家公安部行政处长的宋德贵因贪污和生活腐败,用公款馈赠女演员,每日饮一瓶进口白兰地,被毛主席亲自下令执行枪决。党的反腐败决心一开始就很大,但理论上的误区也使得反腐倡廉无法进一步深入,没有建立持久的反腐败法制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出版的《邓小平手迹选》,载有1950年7月1日邓小平在重庆庆祝建党29周年的讲话,他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共产党执政后,党内有一些党员“入党动机是不纯的,他们加入党,不是来革命的,不是来为人民服务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贪污腐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这就指出了执政党内部也并非纯之又纯,也有君子小人之分,有些动机不纯想升官发财的人,并非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拉下水,而是自身主动搞腐败,是个人品质不好,对于这样的党员,“必须在精细审查之后清洗出去,以保持党的纯洁性”◦邓小平虽然也强调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高尚纯洁,但并不唱高调,不说空话套话,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党政干部中普遍存在着官僚主义缺点,并分析其根源,“有封建思想的遗毒,也有个别的人品质不好,好以胜利者自居,喜欢坐在人民头上拉屎”◦邓小平认为腐败的根源有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外因是旧社会的遗毒,“糖衣炮弹”的侵蚀,内因则是个人自身品质,并不是出身贫寒苦大仇深就天然品质好,共产党员也并非天生纯洁干净一尘不染,总有那么一些人想当官做老爷骑在人民头上拉屎阿尿,成为腐败分子。邓小平承认:“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但“我们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并有决心去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与“糖衣炮弹”说划分阶级阵线,把腐败原因完全推给阶级敌人,而不认真检讨自身,有着很大的区别,说得较实在。

  其实党的高层高干也有腐败分子,解放初的“高饶事件”就是官僚主义者的大暴露。高岗个人的私生活就相当腐败,一周可办八场舞会,舞场上盯上漂亮女人就打主意,丑闻遮也遮不住,在东北搞官僚制独立王国,专横跋扈。但他却对“东北一党员”揭露东北军政官员搞腐化,而由薄一波转信给毛主席大为不满,联合另一高干饶漱石,拉帮结派,造谣生事,争权夺位。1954年高、饶阴谋夺权行为被揭发,毛泽东说高岗是“全部黑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场党内斗争后虽然被意识形态化上纲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但实际上是高层清除腐败官僚,高、饶伸手向党要权说明即使是高层也不那么纯洁也存在权力异化。

  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既被认为是敌人“糖衣炮弹”所致,反对的方法自然是搞清扫运动,进行思想教育,认为只要能摆脱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就可以根绝腐败和官僚主义,而忽视民主监督制度建设。“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由于官僚主义现象和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糖衣炮弹”不断袭来,于是在1956—1957,1960—1961,1963—1964年连续三次展开了全国性的反腐倡廉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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