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辛亥百年话迁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9 次 更新时间:2012-08-11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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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 (进入专栏)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向纵深推进,迁都之议也随之兴起,近些年来屡见将我国首都由北京南迁长江流域的议论。

而百年前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政府时,就建都问题也曾有过激烈争论,当时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就建都某地之利弊进行陈述论辩。众所周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力主建都南京,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则非要留都北京不可,两派为此争得几乎翻脸,当时名流如章太炎及社会各界人士也都在报刊上各陈己见,最后经过反复论证,临时参议院几次表决,临时政府还是由南京迁到了北京。但也有人认为武昌以其首义作为民国首都应当仁不让,另外,还有暂时建都上海、天津之议。国民党北伐成功,初虽有“宁汉之争”,考虑过定都武昌,但随着蒋介石的得势,1928年重又将民国首都定在南京,北京改名北平。1949年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后,首都又迁回了北京,但也曾有定都西安之议。

民初建都争论考虑的多在政治层面,是利益之争。当今迁都之议则更多地从经济层面考虑,谋划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我们抚今追昔,比照前辈和今贤的议论,也就迁都问题谈谈看法。

一、超大型都市北京作为首都已是不堪重负

为什么要迁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定都北京已有60多年,首都北京天安门早已成为国家的象征,从孩童时代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又唱“雄伟的天安门”,在很多人心目中,首都北京已具有神圣地位,迁都简直不可思议。

历史上北京也曾经辉煌,在古代中国王朝的后半期,辽、金、元、明、清,北京一直是帝国政治中心,建都已近千年。其地形胜,向北可控扼满、蒙,向南得抚育华北、中原。元明清时以京杭大运河连通南北,东南财赋得以源源不断地北运,长城一线得以滋补坚守。经过数百年不断的经营,北京成为帝国政治心藏,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近代鸦片战争后虽历经沧桑,渐呈残破,但共和国建立之初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北平,恢复了北京旧名及其首都地位。

1949年的北京只是一座百万人口的消费性城市,城市功能设施各方面都相当落后。成为新中国首都后开始发展工业,市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作,经过60多年的建设,现在北京已成为功能齐全的超大型国际性都市。

然而,问题也来了。规模超大,不堪重负!据统计截至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两千万,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726.4万,加上其他一些无法统计的、短期流动的等,其总数早已突破两千万。搞得北京房价奇高,房租奇贵,交通拥堵,人们在享受高度现代化生活的同时,却也有诸多不便和烦恼。政府行政也出现了效率低下,想管也管不好的困扰,光应付全国各地来上访的群众,就忙得不亦乐乎,警察是超负荷地工作,高层领导也神情紧张。

按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人口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这个指标实际上早已突破。如果说是指户籍人口,也很快就会突破,因为近几年北京市新增户籍人口每年都突破50万,按这个增速还能够撑多少年呢?况且以户口来计算人口毫无意义,因为有很多外地有钱人在京置地买房,没有户口他们照样生活着。户口这东西本来就很不合理,现正议论改革,外来业主们也琢磨着总有一天会取消户籍,自己一家将融入首都呢!穷人租房蜗居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因为特权城市北京的畸形发展,在北京打工挣钱相对容易些,白领蓝领工作都好找些,于是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往北京涌,挡也挡不住。

过度扩展使北京在水、电、能源、土地等资源各方面都难以承受,中央也要求北京市政府拿出切实措施解决拥堵乱象。市政府只好向无户籍的外地人口开刀,今年8月勒令关闭30多所农民工民办学校,目的就在于驱赶他们离京还乡。但这对外地人特别是是农民工极不公平,首都建设离不开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难道只能做留守儿童,随父母来京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

首都北京成了特权城市,河北有一考生在网上发帖抱怨,被河北省包围的北京、天津高考分数比河北低100多分,农民孩子奋力学习也考不上好大学。河北全省都无一所重点“一本”大学,好大学都扎堆在北京,有钱有势的家长为孩子前途着想,千方百计做“高考移民”,北京能不人口膨胀吗?

看病也得往北京跑,因为好医院也都扎堆在首都。光解放军医院从301排到309,个个都是设备最好的,何况还有“2”字打头的军区医院,还有海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武警总医院、二炮总医院等,个个都比江西省任何一所最好的医院条件好,那病人又怎能不往北京跑呢?怪不得凡医院周围的房租都飙升,尽是照顾病人的亲属,这些人能赶他们走吗?

医院多且设备条件又好,则在高干病房住院的离退休老干部也多,这些人谁也不敢赶他们走。北京又是高官扎堆的地方,党政军高干大多配有公车,交通能不拥堵吗?高校多毕业生也多,2011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约23万人,相当于一座中小城市的人口,他们也都想留在北京享受特权,一个公务员职位好几百人报考,就业问题又拉起了警钟。

中国自周秦以来都是以政治权力调配全国资源,政治统治中心的首都受到各路诸侯贡奉,地方财赋都要集中于首都,首都拥有特权,能在天子脚下居住的人自然也能沾光。但各方贡赋坐吃山空,首都也承受不了,唐朝长安因黄河三门峡阻断漕运,皇帝只好带着百官经常往洛阳“就食”,被讥为“逐粮天子”。

由于现代化的铁路交通,现在北京倒不致于“逐粮”,但“饮水”却日渐困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现代标准最低人均水资源量为年300立方米,但中国整个北方地区都很难达到,是严重缺水地区,北京属严重缺水城市,目前实际年均用水量约36亿立方米,而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每年有10亿立方米的缺口。解放以来北京修了许多水库,如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但赶不上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光日常生活用水,就占去北京用水总量约一半。天津在改革开放之初“引滦入津”,这对日益扩大的大天津也只是杯水车薪。目前京津唐地区的水资源形势已十分严峻,天津靠海尚有点办法,北京则境况堪忧。为此国家投巨资修南水北调工程,把长江水北调,但整个华北都缺水,农业用水要优先,北京又能分到多少呢?我看与其耗费巨资“引水”,不如“逐水”而居,把首都迁到有水的长江流域去,一劳永逸地解决水资源不足的困境。这也是借鉴我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因水而迁都的故事殷商时就有,宋朝君臣定都南北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开封,考虑的就是水利之便,从此彻底告别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汉唐故都长安,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是宋都汴梁赶超汉唐的繁盛景象,若还留恋长安,其可得乎?

古城北京除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外,并无其它什么资源优势。作为千年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本应珍惜妥善保护,印度独立时为保护古都德里,在其旁边建新德里。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时,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教授建议在通县建新北京,将古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当时一穷二白,开国领袖听不进去,一头扎进故宫之侧的中南海,至今仍没出来。革命者对“封建旧物”也看不起,要破旧立新,发展工业,北京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发展现代交通,把古城墙和许多牌楼都拆了。梁思成教授多次呼吁不起作用,但他抗战时写一封信请美国不要轰炸日本古都奈良,却能起作用。现在为建高楼又在拆四合院,古城面貌不再,其诚可哀也!以中国之大,又如何不能保存好一个千年古都!

古都风貌的破坏是不可恢复,让全世界都感到惋惜。辉煌的经济社会扩展也使古都面目全非,不堪重负。和汉唐故都长安一样,北京因过度发展而导致资源枯竭。资源过度输入又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光城市垃圾处理就令人头痛,污水处理厂也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城市空气质量极差,区域生态更遭到严重破坏。因北京用水太多周边地区就发生水荒,又导致周边环境沙漠化,现在北京每年春天都黄沙漫漫,朱镕基总理在任时就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沙尘暴而迁都。此论一出,又引出各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的热议,有专家指出: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已不堪重负,迁都是早晚的事,无论是从国家长远发展还是从战略安全考虑,迁都都不可避免。

二、中部隆起的武汉及辛亥革命建都之议

首都北京所遭遇的境况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出现,如近邻韩国和日本。韩国首尔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其资源高度集中情况比北京还糟,又处在北朝鲜核弹威胁下,所以早就有动议迁都中部的大田市。日本也早有迁都之议,举国所有中心都集中于首都的情况,东京较北京更甚。今年3.11大地震更是给日本当局敲响了警钟,震中若仅仅南移一百来公里,京畿将万劫不复,国家将陷于瘫痪。日本国会于是动议在东京之外另设立副都,即第二首都,或曰分都,以降低风险。

设正副二都在我国古代西周、两汉、隋唐及明清都有过,隋唐把长安作正都,洛阳作副都;明先定都南京,移都北京后保留了南京副都地位,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时,明副都马上升为正都。清入关后也把原来的都城沈阳保留为副都,称盛京。分都两京的情况在清亡后百年间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也是存在的,至少是有所考虑,或因国务需要短时期曾有过“副都”。分裂割据时自立为都暂且不表,蒋介石和毛泽东大权在握时,就都曾把风景秀丽的庐山当作“夏都”,在庐山演出过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作出过关系民族存亡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抗日战争初考虑过洛阳、西安作战时首都,最后定重庆为陪都。文革高潮时因中苏交恶,为避免苏联“外科手术式”突然核打击,毛泽东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与副手林彪元帅秘密决策在南方建立战时统帅部,选址在武汉以南百公里的咸宁,此乃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的家乡,由黄总长指挥在咸宁修筑了地下统帅部,即拟议中的战时首都。这不就是设副都吗?当然最终没有成为事实,所有工事后都报废,现辟为旅游景点,参观者是络绎不绝。

选址湖北咸宁作为文革秘密“副都”,有人说都是黄永胜作的决定,这是皮相之见,没有正副统帅毛、林的点头,上将黄总长能作得了主?为什么是咸宁呢?我们注意到,现今论者议迁都时,很多人提出武汉南北的岳阳或信阳为首选地,都是在武汉周围考虑。几代人都不约而同地以武汉为中心,来考虑定都或临时副都,其中确有其内在的深刻战略考量和道理。我们今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大家都清楚,但同盟会曾考虑定都武昌却不一定知道,只是因缘巧合,民国首选临时首都才与武昌擦肩而过。

据现存革命资料,早在1902年,孙中山就与章太炎讨论过日后建都问题,章记孙中山对太平天国洪秀全定都金陵的功过有评价,说:“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孙中山全集》卷1,215页)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湖南人程潜谒见孙中山请示革命方略,中山提出慎选革命基地,认为“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成,攻占较易”。(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在四地形势分析中,对武汉十分看好。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其中立足两湖的华兴会人最多,着即筹划武装起义,首选地即两湖地区。06年同盟会联络会党发动了萍醴浏起义,有众3万,这是同盟会发动的第一次起义,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因组织不善而失败,党人或牺牲或被俘损失很大。这使孙中山把注意力转向了滇粤边陲,打不赢可逃跑,但规模都不大,影响力也很小。最后武昌起义还是在帝国中心开花,并成功了,但却不是孙中山、黄兴领导,也在其起义计划之外。引发起义的保路运动,虽在成都最先发难,但也与武汉有关,所保的“路”即川汉铁路,即由武汉西入四川的铁路,还有正在修筑的粤汉铁路,加上已修好的芦(沟桥)汉铁路,我们发现,武汉处在现代铁路交通的中心,加上长江水道,可谓九省通衢,孙中山所谓“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所言不虚。

所以我们说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从地理交通形胜看,绝非偶然。只可惜当时革命大腕领袖没能算计到,起义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场,群龙无首之际起义士兵拥立了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鄂军政府都督。宋教仁、黄兴赶到武汉,想成立中央军政府,但在汉口、汉阳打了败仗,丧失威信而黯然离鄂。但黎元洪成为首义元勋,也有可能在武昌主导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其地位连云南蔡锷、海外的孙中山及敌方首脑袁世凯都承认。时上海立宪精英策划模仿美国独立战争费城十三州会议,在上海成立临时国会,也遭黎氏否决,黎要在武昌成立政府和国会俱在的中央政府。上海的各省代表只好乘船来鄂,袁世凯的和谈代表也来鄂与黎接洽。但由于阳夏之役失败,北洋军在龟山设炮轰击武昌鄂军都督府,黎元洪狼狈逃跑。各省代表也不愿在鄂与袁世凯订城下之盟,在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的鼓舞下,作出定都南京的决议,使民国临时首都与武昌失之交臂。

南京虎踞龙蟠,为六朝故都,朱元璋和洪秀全也曾定鼎于此。江浙联军克复南京,在武汉和上海两地的各省代表于是齐集南京,选举黄兴为大元帅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武汉方面虽不情愿也有所抗争,但年底孙中山回国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选为临时副总统,也就不好再争了。至1912年元旦终于成立中华民国,暂定都南京,与北京袁世凯主导的新政府和谈。

然而南京作为临时首都也仅4个月。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1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请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全体一致公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中就有定都南京,不能更改。辞职后俟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乃行解职。参议院为定都问题在14日、15日还两次举行投票,第一次的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参议院向总统陈述:“今日南北既经统一,即应统筹全国,图所以统一之道。临时政府地点为全国人心所系,应在可以统驭全国之地,使中国能成完土,庶几以维系全国人心,并达我民国合五大民族为一国之旨。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将来新举总统无论何人,应在北京接收事权,事经议决,请查照行之”。(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对此孙中山极为震怒,要求复议。复议结果为19票主南京,6票主北京,2票主武昌。(《参议院议事录》)我们注意到,两次投票结果虽不同,但均有两票主都武昌。前亦有一票主天津者,则是因袁世凯曾想避开清廷和南京方面,由他另行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遭南京反对而作罢。

袁世凯当然不愿南下就任,从上面第一次投票多数主都北京的情势看,当时多数人包括同盟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建都北京更合适。但孙中山等很固执,其目的在于制约袁世凯,迫其就范。然孙、袁之外的多数人则能超越党见,就建国宏图、地理形胜等方面,纵论都城建制。为此,就民国建都问题,在全国范围举行了一场大辩论,江苏都督庄蕴宽及黄兴等政要,也都公开发表看法,辩论十分激烈,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就首都建置最大的一次辩论。

辩论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早在1912年1月21日,张謇就在《大公报》上发文说:“民军政府曾有主持迁都武昌之说”,他认为不可,而“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章太炎考据历史,也在《大共和日报》上刊文,先主张建都“宜在中原平陆”邺、洛,后亦主建都北京。当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定都南京时,章即公开发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认为“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军事战略上不能控驭北方,政治上有土崩瓦解之忧等,认为“迁都南京,则放弃满蒙”。告诫:“谋国事者,当规度利弊,顾瞻全势,而不可以意气争也”。(《时报》民元2月13日)

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发表《建都私议》社论,也公正持论首都宜建于北京,并提出建都八大理由:谋政治之统一,谋经济之发展,谋财政之撙节,避外交上之烦难,筹边防之支持,谋兵权之统一,达光复之目的,巩固共和之基础。时有在京蒙古人更提出:“缘中国以二十二行省而论,则设立南京为宜。若合满、蒙、回、藏而言,则北京实为适中之地”。当时舆论一致认为:“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迁移,则控御失宜”。(《大公报》民元2月23日)最后,民国首都还是安在北京。但1928年国民党又移都南京,其结果则是不出三年,满、蒙就被日、苏侵夺,可见民元建都北京的议论,是深有其道理的。

在都南京还是北京激烈争议之际,首义湖北黎元洪集团也不失时机地发出声音。黎分别给南北政府发电报,提出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预筹善后纲领,似以武汉为适中之地。湖北省议会还通过决议以武昌为国都。民元2月27日,黎元洪《上大总统并各机关书》陈说:“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自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国枢纽者,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虽然时议多主都北京,但黎氏认为只是“暂时权宜计,必仍规定燕京,藉消隐患”。而“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画一切。一面开辟武汉建筑新都”。(《黎副总统政书》卷7)黎元洪提出在武汉规划长远首都的设想,无人理睬,但其所陈正是当年孙中山考虑的,武汉正是同盟会最初设想建立统一军政府的首选地,只是因为鄂督落到了“异己”黎元洪之手,才得不到支持。但黎元洪所陈武汉“居中驭远”的“枢纽”地位,及孙中山同盟会早年所看重武汉“绾毂南北”,“可以号召全国”的形势,其可作为民国中枢的理由,现在看来都不无道理。

武汉居长江之中,上古是荆楚蛮荒之地,在古代历史上从未成为都城。东吴孙权为抵御蜀、魏,一度议迁都武昌,但大臣们“宁饮长江水,不食武昌鱼”,坚决抵制。唐宋以后随着长江流域经济上超过黄河流域,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湖广督抚所在的武昌地位日渐升隆。特别是清末京汉铁路的修通,稍后京广线与长江交汇,更大大提升改观了武汉的地位,使武汉的地利形胜,有如北宋汴梁以运河黄河之交汇,取代关中而为天下之中心。“居中驭远,莫若武昌”。孙中山、黎元洪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林彪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文革中选中咸宁作为战时统帅部,绝非偶然。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时贤所议北京建都的理由,其控扼满蒙的政治军事优势已渐失去,中枢战略地位业已动摇。当今洲际核弹、精确巡航导弹等,早已使北京无险可守,人口集密各方资源富集,反而成为战略负担,战时输不起,文革时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搞的就是战略疏散。资源枯竭经济上没有任何优势,水资源无法根本解决,越发展经济,越加重国家负担。有学者称:中华要崛起,早晚要迁都。超大型都市北京既已不堪重负,无建都优势,以其赶老百姓走,不如政府自己走。权为民所用,告别特权,告别臃堵,告别沙尘暴,以新都开创新的未来。

迁都之议一旦开启,人们的目光重又投向了居长江之中的武汉及其周围地区,那么,到底何处合适呢?

三、国共两党“夏都”庐山脚下的九江是新都首选之地

武汉的区位优势近代以来是特别明显,但经百年发展,武汉自身也成为超大型都市,虽水资源无忧,但和北京一样也有其不堪重负之处,人口太多,工业过度发展,环境污染等。从世界各国迁都之例看,都是选择内地中小城市,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迁都也是促进落后地区开发的重要举措。

美国当年把首都由费城迁往十三州之外的内地华盛顿,就促进了西部开发。巴西也把首都从沿海的圣保罗迁往内地新城巴西利亚,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国也都把首都从沿海大城市迁往内地小城。哈萨克斯坦甚至告别美丽边城阿拉木图,到中部旷野新建阿斯塔纳作为首都,巴基斯坦也是告别大城市拉瓦尔品第,择新地另建伊斯兰堡为新都。这些国家的迁都,都大大促进了落后内地的开发,促进了国家社会的全面发展。

以前首都选址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控制军事战略,现在则多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要兼顾地理资源、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把首都迁往中原内地,可以促进中部经济崛起,推动全国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于是有人提出武汉南北京广铁路沿线的岳阳、信阳作为候选城市,两个小城市都有其一定优势,但也有弱势,交通都仰给于武汉,区位优势并不明显。还有人提出河南南阳、洛阳,则不仅交通不便,水资源也成问题。依我看,武汉以东两百多公里长江边上的江西九江市最合适。九江众水汇集,江环九派,武汉所具备的优势她都俱有,武汉所负荷的超大规模等劣势,她都没有。其地襟江带湖,背倚庐山。庐山风景秀丽,国共两党都曾将其当作“夏都”,说明其早就具备首都的特质。

九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凡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战争,胜方都不能不掌控九江。赤壁之战这里是吴军统帅周瑜的总部,当时叫柴桑。元末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太平天国石达开与湘军曾国藩在鄱阳湖决战,都在九江设司令部。后来蒋介石搞所谓“剿匪”,也上庐山设指挥部,办了军官训练团。九江控扼长江中下游,湖口炮台阻断长江,辛亥革命时,炮台新军首先响应武昌起义,曾阻断溯江西上镇压武汉革命军的清朝海军,又从九江发兵南下南昌,促使江西宣布独立。抗战时也曾在这里阻击日军西进,保卫大武汉,成为战略重镇。朱元璋咏庐山诗写得最有神韵:

庐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

路遥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百万州。

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

既描述了其美景,也点出了其战略地位,是“势压东南百万州”。

飞峙江边的庐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儒、佛、道三教都有遗迹。庐山是避暑圣地,在现代历史上其政治作为不可小觑。从1926年到1948年,蒋介石曾有13个夏季常住于此,除八年抗战外几乎年年都上山公干,在庐山上共召开11次重要会议,涉及政治、军事、外交、财政、交通等各方面,使庐山一度成为全国军事、政治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夏都”。特别是“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作为全国各方承认的最高统帅,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谈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面抗战的动员令,从庐山传遍全中国。也是在庐山,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定,共产党军队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这些都给庐山的历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政大陆,并没有忘记庐山可为“夏都”。毛泽东曾在1959年、61年、70年夏天,三上庐山,住进“美庐”,主持中央会议。其中1959年夏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1970年夏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对中国政治走向影响既深且剧。会上火药味很浓,“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共和国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都在庐山裁了跟头。1961年夏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调整经济,也是重大国务。三次会议期间党政军大员齐集,国家的政治中枢当时就在庐山,说其为临时首都是一点也不夸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神速发展,江西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对于沿海及周边省市还是有差距。江西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是弱势,因为在以政治权力调配资源的时代,江西往往很吃亏。历史上江西从未出现过政治权力中心,局部的区域性中心也不是,那怕是割据政权也没有谁选择在江西建都的,当然红色故都瑞金除外。江西地处楚头吴尾,政治上地位低造成其经济上的边缘化,虽然物华天宝,却成为多个政治权力中心抽取财物的地方。明清江西隶属于湖广总督,督署一直在武昌,江西巡抚总是矮一截。近代长毛之乱湘军崛起,为筹军饷曾国藩到处设卡收“厘金”,绝大部分都压在了江西身上,兴盛了好几百年的江右商帮自此被彻底压垮,于是乎肥了湖南损了江西。红色故都倒是先后设在瑞金和延安,却不是因其富而是因其穷,因其偏僻,穷则思变,山沟里才能出马列主义。

其实,江西经济社会实力被湖南超过,也就近百年间的事,京广铁路的贯通使西邻湖南、湖北占尽了风头。好不容易熬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投资兴建了大京九铁路,使江西不再偏僻。但不出十年,中央又投更多的巨资修筑粤汉高速铁路,湘鄂人流物流资金流更加富集,中部城市群隆起,江西又再一次被边缘化。江西得到中央的投资一贯就少,拿不出国家级大项目,为了安抚江西,乃把鄱阳湖区域治理纳入所谓“国家战略”。什么国家战略?不就是给点钱吗。那么洞庭湖、太湖区域治理,为什么就不可以纳入国家战略呢?江西向中央要钱找不到过硬项目,只好打“老区”牌,所谓老区就是落后,希望中央扶持。中央给了点钱扶贫,但鄱阳县一个腐败股长就卷走一个亿。

鄱阳湖区域如何治理呢?我很欣赏“留住青山绿水”的规划。但实际上为发展经济,各地都在疯狂招商引资,把沿海地区不要的污染企业引进来。我亲眼看见九江沿江有钢铁厂专用铁矿沙码头,九江在大力发展炼油石化产业,这样的高污染企业连北京都在往外赶,首钢已赶到唐山去了,九江为什么还拼命往自己身上揽呢?鄱阳湖区域治理国家战略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如果与迁都九江长远构想结合起来,意义就非同凡响!是首都就不必搞工业化,九江如果成为第二个武汉,是福是祸,应该有个明智的判断。我认为九江周围百里内都不要搞大工业,大企业都建在瑞昌码头以西、德安以南。江西规划昌九工业走廊,应换成绿色走廊。既然首都南迁是早晚的事,留住青山绿水,迎接中华新首都的到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鄱阳湖区域国家战略。

迁都是牵涉面极广的系统工程,也并非一声令下就能走人,最高层尚无此动议。但富集一身不堪重负的北京若有所闪失,如地震、战争等不可预测的灾难,损失将难以承受。从国家长远发展国家安全等各方面考虑,十年二十年后首都南迁会成为事实,国外的相同案例是枚不胜举。迁都是谋发展谋长治久安,作为“老区”的江西若能迎来新首都,那将是最大的发展。艰苦的革命年代共产党创建的两大根据地----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正处于九江之南北,九江是南靠井冈山,北望大别山,迁都九江其实就是回到苏区,对推动落后的“老区”建设,推动全国平衡发展,会起到巨大作用。九江因京九铁路的开通,及其至合肥、至铜陵铁路的筑成,已成为新的交通枢纽,乃七省通衢。其东西两头是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东有南京、上海,西有武汉、重庆等特大城市,如果从武汉到南京修筑一条高铁相连接,这一线将穿过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长江流域居住着5亿多人口,以上海为龙头,重庆、成都为龙尾,九江正好居其中。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九江可以取代武汉而居于中国地理中心的地位,可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居中驭远,莫若九江”。如果将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当政者现在就应很好地规划,“留住青山绿水”,少发展工业,把九江与庐山一体建成生态环境优美的花园城市,建成能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历史文化名城,准备迎接伟大首都的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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