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冷战初期的“民族”与“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0 次 更新时间:2012-07-20 15: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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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  

  

  一、导言

  

  二战结束之时,即是冷战时期开始之时。冷战作为一个历史结构,主导了二战结束之后到苏联解体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格局。作为一个笼统的判断,这个说法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说法放到历史中去检验,那么显而易见,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不能被回收到这个判断中去。这些问题是:

  第一, 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在二战期间,它的准备期却是从一战结束、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后就开始了。但是,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这个缓慢形成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对立结构,在前冷战时期并非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换言之,我们可以问,冷战时期与前冷战时期是否具有不同性质的历史内容,冷战格局是否是前冷战格局的必然发展结果?

  第二, 冷战格局形成之时,除了苏美两国的对立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立。比如亚洲殖民地国家与西欧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对立;亚洲内部被侵略国家与日本的对立;东亚、南亚、东南亚多数国家在获得民族自决权的同时在其内部发生的分裂乃至内战冲突,等等。这种种对立是如何组织到冷战格局中去的?抑或它们并不能完全被冷战结构所涵盖,不能被冷战话语所表述?

  第三,在冷战初期,还存在着非常广泛的非政府国际联盟,以及由这样的联盟所发动和支持的民间运动。在这样一个运动的视野里,可以观察到一些与国家行为错位甚至对立的民间立场。在冷战结构显在化之前,尤其是二战结束之后到朝鲜战争爆发之间的这一段时期,这些民间运动曾经拥有过自己的理念,这些理念具有着对抗冷战意识形态的能量;但是随着冷战的升级,这些民间运动逐渐被吸纳到冷战结构中去,从而逐渐削弱乃至失掉了自身的思想能量。在冷战意识形态依然阴魂不散的今天,重新回顾当年民间运动的基本理念,是否真的不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在二战过程中获得了民族自决权的大部分亚洲国家,在冷战格局形成之时并非立即认同这个结构。其结果,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亚洲国家中形成了缓冲冷战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由于经济落后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形成取代冷战结构的世界性主导格局,但是它却一直存在并且不断变形。在冷战结构解体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个曾经发生过巨大作用的“中间地带”?

  如果我们把冷战的过程看作是一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世界性历史结构,那么上述问题必然被视为“派生性”的问题。或者相反,如果我们把上述问题对立于冷战结构,那么这些问题与冷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将会被遮蔽。在冷战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有一个基本的课题却没有失掉它的现实意义,那就是作为冷战产物的冷战意识形态,依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今天的世界认识。必须承认,当冷战结构解体、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后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兴起”的时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却尚未找到调整自己认识论的有效方式。因此,冷战意识形态虽然脱离了冷战历史过程,却依旧充当当今世界的主导认识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冷战视为一个思想史讨论的媒介,而非出发点或者终结点,将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分析视角。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与冷战这一历史过程有着密切关系。回顾它们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确认它们在历史沿革过程中的具体形态,特别是关注这两个概念中那些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却暗含了巨大潜在能量的思想要素,或许对于我们摆脱今天历史认识的贫瘠状态有所帮助。

  本文主要讨论在冷战结构形成的初期阶段,“民族”与“民主”这两个概念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的主旨在于,“民族”与“民主”这两个概念都是历史性的概念,使它们在政治场域中发生关联并日益结合为一体的,是历史的理由而不是知识的理由。特别是当它们分别与“主义”相结合从而构成政治学的两大概念的时候,不追溯其历史形成的脉络,几乎无法确定其准确的内涵。

  东北亚地区在二战后的冷战结构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格局和思想格局。本文希望在上述思想史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勾勒这种格局的基本轮廓。

  

  二、战后世界冷战格局中的“民主”概念

  

  在二战基本结束、“铁幕”拉上的过程中,“冷战”并非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固定格局。众所周知,在二战后期,斯大林直到蒋介石政权呈现了明显的败象为止,都没有真正确立支持中共打击国民党的政策;相反,进入中国境内的苏联红军,在多数情况下采取了配合国民党军压制共产党军队的措施。其后的朝鲜战争,更不是一个明确的“自由民主的联合国”与“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对垒;把中国推上前台的斯大林,一直对于介入这场战争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尽可能地对美国显示“中立”的姿态。当一切尘埃落定,事后回想这段历史的时候,后世的人们倾向于把这段极端混乱的历史过程整理为轮廓清晰的“冷战对立”,并使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这样的模式去表述它;但是这种简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那些并非可以用二元对立加以归纳的历史要素,而这些历史因素却恰恰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在这段历史里,民族与民主这一对范畴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历史性格:它们并不能够仅仅被它们的对立概念所定位。或许正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十年里,这一对概念具有最为丰富的历史涵义。它所包含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关怀,远远超出了后冷战时期的知识能量。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亚洲国家重建自己的政治社会时,是否选择社会主义这种政治形态变成了一个实际问题。在一些共产党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例如印度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或者由美国高度掌控的地方(比如日本、台湾和朝鲜战争停战后的韩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具有社会现实基础,因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他者”;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即使在这些区域,有能力制造意识形态的人们(这里说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仍然具有程度不同的宽容性和理解力。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二战中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构,这个基本结构就是以英、美、苏为首的盟国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它使法西斯成为世界公敌,而使盟国内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成为第二义的对抗。

  1948年夏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动了一场讨论,并在讨论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呼吁建立和平机制、消除战争隐患的声明。这个为时两周的讨论由八位社会科学家参加,他们的国籍分别为美国、巴西、法国、加拿大、英国、匈牙利。除美国参加者为三人外,其他国家均为一人。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远东的中国战场上,国共内战尚未结束,美国与苏联在如何插手中国事务的谈判中正在翻云覆雨;很明显,在铁幕已经启动、冷战正在推进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会议却是朝向另一个方向,即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与相互理解的方向推进的。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同年12月,联合国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而教科文组织的讨论,在事实上正是为这个人权宣言的产生所做的先行研究。

  教科文组织在这个时期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一些争议。它推动的一系列讨论虽然旨在从学术的角度追究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世界性悲剧,但是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设定的课题,却基本局限于“人类的偏见与无知如何驱动战争”这样一个框架。换言之,它的立场是设定在与现实政治保持一段距离的位置上。在原理上说,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讨论战争与和平这类重大的现实课题的时候,它的功能是间接的,无法直接对抗冷战意识形态。同时,由于它强调了“心理”的功能,甚至提出了“战争起源于心灵”这样的问题意识,必然招致当时共产主义阵营的反感。据说早在1946年第一次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就明确反对教科文组织宪章这种“缺少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取向,认为这个组织的指导方针没有抓住引发战争的真正根源。因此,他明确地表示,南斯拉夫将不会与教科文组织合作。[1]

  与此同时,从1948年教科文组织这场讨论的人员配置上看,尽管它有着超越铁幕的意愿,但是这种超越显然力不从心。在八位参加者中,只有一位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而最具代表资格的苏联并未派出代表。相反,美国代表占据了八分之三。尽管来自自由民主阵营的代表中不乏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之心的学者,但是这次讨论仍然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展开的。可以说,在战后初期的各种国际会议中,这种由美国代表“唱主角”的情况不在少数。

  但是,从这场讨论之后发表的由八位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分别为社会学(4人)、心理学(2人)、精神医学和哲学(各1人)〕共同签署的声明看,他们却并非代表美国国家立场,或者充当西方阵营的代言人。相反,尽管这八位知识分子相互之间在见解上存在很多分歧,他们所达成的共识,却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冷战意识形态”。毋宁说,它具有着鲜明的对抗冷战的乌托邦色彩。因此,他们与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张力关系。

  以这八位社会科学家之名发表的声明《社会科学家为和平而作的如下呼吁》,就12个问题达成了一致见解。在整体上呼吁和平与和解的前提下,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条指出人类本性共通的欲望并不是战争,而是远离饥饿、疾病、不安与恐惧以及和睦、被尊敬等情感;第二条至第四条提出最大限度地限制战争的条件在于调整现代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状况,而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不安定才导致了战争;同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不仅依靠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需要超越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第八条和第九条提出社会科学家由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和阶级的差异而相互隔绝,这使得他们不仅难以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很难联手对抗那种为政治服务的伪科学理论。第十二条提出“为自己所属集团所进行的努力与为人类而作的努力并非不能两立”,等等。[2]

  从今天的国际关系角度看,上述这些分析似乎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尽管它们在今天可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关系中,这个声明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在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来,这个声明无疑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但从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角度看,特别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已经形成的时候,这个声明却显然包含着对共产主义的“过度宽容”。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声明在当时腹背受敌的状态,但是,它却在冷战伊始便奠定了对抗冷战的思想立场。这个立场的终极目标是和平,而重要的支柱就是民主。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民主”概念,植根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基本源自欧美发达国家;教科文组织并非在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不偏不倚,但在充满争议的状况中,它仍然推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视角: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民主主义,一种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为基本模式的“形式民主主义”,一种是以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为代表的“人民民主主义”。它同时还明确了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这两种民主主义都是“意识形态”,因此两者之间的对立属于意识形态的对立。[3]在这样的视野之中,“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绝对性仅仅是针对法西斯主义而言的,在后冷战时期可以观察到的“民主”对“独裁”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冷战前期虽然也有显露,却并未真正形成主导性的认识论。恰恰相反,在冷战初期,争论的焦点在于“什么是民主主义”。

  “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是教科文组织在1948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这份问卷被发放给铁幕两侧的五百位思想家,征求他们对问卷所提四个问题的回答;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举措与它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在调查意向书中,教科文组织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民主主义”都构成了关键字,例如1918年一战结束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胜利”;1943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在德黑兰会谈时为盟国树立的目标是建立“民主主义诸国的世界家庭”;1945年的雅尔达、波士顿宣言也都强调了“遵守民主主义的各项原则”。但是,这些场合使用的“民主主义”所指称的对象却未必是同一个东西。当二战结束之后,这样的分歧日益显露。意向书指出,在诸大国的宣言中并无分歧的各项关于民主的原则,一旦应用到具体问题中去的时候,就产生了意见分歧。例如一方认为民主主义不能在种族歧视、剥削民众和掠夺殖民地的基础上繁荣;另一方则认为民主主义不可能在一党执政、不允许反对党存在的地方发展。教科文组织认为这种对立的背景非常复杂,需要进行观念的清理和哲学层面的平等讨论,它试图在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建立这样一个讨论的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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