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孙康宜:亲历台湾解除戒严前的白色恐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1 次 更新时间:2012-07-20 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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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 (进入专栏)   孙康宜  

  

  7月15日是台湾解除戒严25周年纪念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15日上午出席“2012年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追思仪式”,再次向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及家属表达诚挚歉意,且会将心比心面对,并保证在有生之年,全力维持海峡和平,避免战争发生。

  国民党于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0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至1987年由蒋经国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严为止。马英九说,再度来到白色恐怖纪念碑前,缅怀38年的戒严当中,许多因冤案、假案、错案而牺牲生命的中国无辜人民,“我个人内心也是充满了沉痛跟歉疚的心情”,重要的还是预防未来类似事件的重演。

  文化名人叶嘉莹与孙康宜,回忆了那段艰难时期的生活。

  本报记者李怀宇

  

  叶嘉莹: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

  

  1924年生,北京人。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上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上世纪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著有《迦陵文集》10册,《叶嘉莹作品集》24册等。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辅仁大学国文系。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言言出生。

  

  老师被抓捕

  

  在台湾,叶嘉莹夫妇很快就感受到白色恐怖造成的压力。叶嘉莹回忆:“蒋介石很害怕才逃到台湾去的。那时候如果不是美国干预,共产党可能就把台湾拿过来了,所以他很害怕。任何人说话不小心,就给扣一顶帽子!台湾大学很多学生也被抓了,我们社会上的公教人员也有很多被抓的。”1949年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

  女儿四个月的时候,丈夫被抓,当妻子也被抓时,女儿还没满周岁。这时吃不起奶粉,女儿只吃叶嘉莹的奶。本来当局也想把叶嘉莹送到台北的司令部,叶嘉莹只好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去见警察局长,说:“我一个妇女,还有一个吃奶的女儿,我的先生被关了,我在台湾无亲无故。至少我在彰化还教了一年书,还有几个同事,几个学生,有什么事还可以有个照顾,你把我关到台北去,我找个熟人托付都没有,如果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好了,我也逃不走。”这样,叶嘉莹母女一同住在监狱。

  当局把叶嘉莹关起来的理由很简单:丈夫的思想有问题,难道妻子没有问题吗?就在叶嘉莹任教的学校里,校长有问题,六个老师都有问题。后来当局发现叶嘉莹实在是不懂政治,也没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把她放了出来。

  

  “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

  

  出狱后,叶嘉莹可以申请要求回到彰化去教书,可是有朋友说:“彰化那个地方受到牵连,校长都被关了,而且有些人本来就想斗这个女中的校长,回来不适合,你干脆辞职吧。”叶嘉莹没办法:“好吧,那我就辞职。”这样叶嘉莹母女就无家可归了。

  叶嘉莹想到丈夫赵东荪的姐夫在海军工作,就去投奔。那个时候台湾生活很紧迫,赵东荪的姐姐、姐夫睡一个卧房,婆婆带两个孩子睡一个卧房,只有两个卧房,没有地方了,叶嘉莹母女只好睡走廊。晚上等他们都睡了,叶嘉莹就铺个毯子在那儿带女儿睡觉。那是夏天,大家吃完饭要睡午觉了,但小孩子很难禁止不哭不叫不吵不闹,人家要睡觉,不能吵人家。大热的天,叶嘉莹也要把孩子抱出去,找个树荫处,那些树都是新种的,抱着女儿在那里转悠,等人家午觉睡醒了,再把孩子抱回来。叶嘉莹是不得已在那里住,另一个原因还是希望顺便打听一下赵东荪的消息:到底他定罪了没有,罪名是什么?有时候,叶嘉莹要抱着孩子在南台湾走很远的路,去找到军法处的处长,问:“你要给我一个答复啊,他到底定的是什么罪?他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从来没有得到答复。

  叶嘉莹回忆:“这都是命运的播弄啊。我大概就是小时候受了《论语》的影响,所以还是可以承受一些苦难吧。”当时她有个堂兄也到了台湾,他先在台南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教书,待遇不太好。如果是公立的学校,有配给、粮食,待遇就比较好,她的堂兄就转到一所公立的学校工作。他问叶嘉莹:“你要不要到私立的女中去教书?”叶嘉莹无家无业,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她就带着女儿去了台南的这所私立女中教书,当时大家对这个学校评价不是很好,说那些女孩子都是来混个文凭当嫁妆的。叶嘉莹说:“可是我是个有傻气的人,因为我教的还是文学,我不管学生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不怕对不起学生,但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和杜甫。我自己很投入,学生也对我很好。我觉得我的学问也不是好到怎样,是我真的投入,真的热爱中国古典文学。我不管教什么,教《论语》、《孟子》、唐诗、宋词,不仅只是死板的知识,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的感受,把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体验、实践都结合在里边。”

  

  理想胜过于外边的饥寒

  

  叶嘉莹带着女儿在这所私立女中教了四年书。大家觉得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孩子,从来没有她的先生出现,觉得很奇怪。叶嘉莹也不敢把丈夫赵东荪被关的事告诉别人。但是她的内心有一个定力。“外界给我的荣辱得失,我都不在乎,再艰苦的环境我也不在乎。大家都以为中国儒家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都是空谈,其实不是空谈。有人说怎么能有这么一个定力?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我说这在于你自己啊!他们说我们就做不到,我说你根本就不想做,想做就可以做到,内心有没有定力是在于你自己。你看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的朋友写信安慰他,他说我们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叶嘉莹回顾心路历程,“就是我在沦陷区物质困难的时候,1945年我刚刚大学毕业,那时还是很困苦的时候,我们要骑车上课,我们还要穿旗袍,当时不流行短装,也不流行裙子,旗袍后面硬是磨了一个洞,我找了一块颜色相似的布补上,就这样去上课。我不怕,我不跟别人比什么,我无所谓。我的书教得好,学生尊敬我,学校也一样尊敬我,为什么大家抢着让我教了三个学校六班学生?我穿一件补衣有什么关系?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你没有一个持守,一个理想,你以为穿的衣服不好,吃的饭不好,这就是可耻,那这样的人就不值一提了。所以我虽然经过很多艰苦患难,但我所读的这些书包括诗词,使得我对理想胜过于外边的饥寒,我就不以为苦。一个人内心里有一个坦然自安之处,你就不会表现得愁眉苦脸,你可以自安!”

  

  感谢开蒙的书《论语》

  

  叶嘉莹在私立中学教书,公立学校没有人敢请她,因为她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一直等到她的丈夫赵东荪被放出来了,她说:“放出来了就等于他不是共产党了。”这时,命运开始好转。原来叶嘉莹1948年冬天到台湾时,她的老师顾随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台湾有几个好朋友:李霁野、郑骞、台静农、许世瑛、戴君仁。叶嘉莹曾到了台湾大学拜访,一下子见到了很多人,可是那时只是见面而已,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后来叶嘉莹生了孩子,丈夫被关了,自己也被关了,就跟台北所有的人都断绝了联系。等叶嘉莹转到台北的二女中教书时,李霁野因为不堪白色恐怖之苦,早于1949年9月回到天津南开大学。叶嘉莹重新与台湾大学的老师辈联系后,大家说起她的这段遭遇,不免感慨:“没想到叶嘉莹书念得这么好,怎么命运这么坎坷呢?”恰好那时候台湾光复不久,很多本省人都讲台湾话,要找有标准国语口音的老师去教大一国文。于是,叶嘉莹从中学转到台湾大学任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其间,叶嘉莹把女儿和丈夫都带出了台湾。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在经历了忧苦不幸之后,叶嘉莹对这两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她结合个人生活的实践来叙述学诗与学道的方法,让人更觉可亲可信:“中国的古文真的是有一种修养,在艰辛的环境里,我不管物质的生活困苦,感情多少挫折,我有一份定力,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要感谢小的时候第一本开蒙的书《论语》,它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孙康宜:患难是心灵资产

  

  1944年生于北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G.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Owen)共同主编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著作有《我看美国精神》、《走出白色恐怖》、《文学经典的挑战》、《游学集》、《文学的声音》、《耶鲁·性别与文化》、《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耶鲁潜学集》、《亲历耶鲁》等。

  回忆“白色恐怖”,孙康宜说叶嘉莹是她的好朋友:“叶嘉莹的研究从中文开始,再到英文,我很佩服她。我自己却是从英文开始,再到中文。从学英文再来读中文,好像比较容易,而且每天都有惊喜,就像发现金银岛一样。”

  

  北大停发薪水

  

  孙康宜的父亲孙保罗,原名孙裕光,天津人,早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孙康宜的母亲陈玉真是台湾人,也到日本念书。这一对中国青年在东京相遇相爱。后来两人想要结婚,但是当时中日两国还是敌国,陈玉真才21岁,一个人先从日本坐船到了韩国,再到东北,又从东北坐火车到了天津。孙裕光和陈玉真终于在天津结婚。1943年,孙裕光到北京大学当讲师。1944年,孙康宜就在北平出生,住在北新华街,以前的中央电影院对面。孙家和张我军家很有关系,张我军是张光直的父亲,与孙裕光是好朋友。张家每次到中央电影院看电影,就先来孙家聊天吃饭。

  抗战胜利后,时局急剧变化。孙康宜回忆:“1946年,我两岁时,北平已经开始通货膨胀,现在很少人谈到这件事,但是我父母跟我说,那个年头的北平经常有人冻死在街头上。那一代的年轻人都非常辛苦,对当时的国民党很失望,但那时候还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北大已经停发薪水,我们一家人基本上就很难生活,所以我父亲就跟我母亲商量:怎么办?因为我母亲是台湾人,就建议干脆到台湾去工作,我们全家就这样去了台湾,那是1946年。”

  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孙康宜说:“虽然台湾人通常都知道‘二·二八事变’,但是真正把亲身经验讲出来的却不多,都只是说:‘我是受难者,有一天发现自己父亲的尸体在桥下’,并没有讲其中的经历。所以,我决定把我父亲告诉我的一些亲身经历写出来。‘二·二八事变’发生在1947年,那时我才3岁,但是我自己居然还记得几个情景,我想是因为小孩子受到非常厉害的惊吓之后,一些深刻的情景自然就像影片一样,常常在自己的脑里旋转。我后来问我父母:为什么那时他们常常从楼上紧急地跑到楼下的地下室,而且两个人跑的时候都不同?原来是这样:当外省人要杀台湾人的时候,我母亲就赶快到地下室躲起来,当台湾人要杀外省人的时候,我父亲也就逃往地下室。特别令人心痛的是:台湾受难者很多,外省人受害的也不少。其实并不是大家打来打去,而是经常互相保护,但可惜后来官方却把双方的冲突弄得不可收拾。”

  

  忘掉京片子说闽南语

  

  灾难还是降临到了孙家。孙康宜说:“我父亲非常同情受压迫的人,他们通常是台湾人。后来我父亲坐牢10年,主要是受人连累。那时候留日是一个禁忌,台湾光复以后,日本殖民时代已经过去。对国民政府来说,日本留学生都很可疑。我的大舅陈本江(陈大川)曾留学日本,他被称为‘鹿窟事件’的领袖,另一个领袖是吕赫若,是当时‘台湾第一才子’,人很聪明,写小说非常地道。对他们来讲,那一代的台湾年轻人没有出路,他们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日本人,所以他们就变成左派。‘鹿窟事件’后来被说成了台湾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其实我很能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路可走,觉得台湾没有希望。我的大舅和吕赫若经常在一起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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