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从南斯拉夫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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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在于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南斯拉夫在铁托时代结束后迅速迎来民主化浪潮,在接受西方政治话语后,各共和国推出一个比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这直接导致南斯拉夫的分裂。而西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获得独立。其后,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中国崛起要顺利,要精彩,就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汲取别人的教训。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对南斯拉夫解体前后的实地观察是我难以忘怀的经历,值得与读者分享。1986年7月,我以英文译员的身份随总理访问南斯拉夫。我们的专机一早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起飞,不到一小时,就抵达了贝尔格莱德上空,从飞机上往下俯瞰,说句老实话,我们惊讶了,下面是宽敞的高速公路和无数飞速行驶的轿车,还有点缀在青山绿野中的一栋栋橘红色房顶的小别墅,从经济窘困的罗马尼亚来到繁荣富裕的南斯拉夫,这个反差太大了。

  中国当时的驻南斯拉夫大使谢黎是位资深的外交官,非常简明扼要地给我们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他说“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来概括南斯拉夫”:一个国家、两种文字(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斯洛文尼亚语)、四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五个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七个邻国(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

  当时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面积已达18平方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辆轿车,市场看上去很繁荣。但繁荣的背后已经隐藏了危机,如通货膨胀、政治权力过分下放等。当时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几乎只剩下了外交和国防的权限。铁托1980年5月4日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的做法,结果无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6个共和国各自为政。

  铁托生前的经济政策也有严重失误,他总想对各个共和国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内市场。塞尔维亚一位学者后来对我说,铁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尔维亚要间一个钢铁厂,那么其它几个共和国也要建一个,结果在南斯拉夫境内建了一大批经济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厂”。

  回想起来,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以及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这是极富远见的。所谓对内开放和国内市场,就是建成一个巨大的、统一的、高效的国内市场,以这个市场为后盾与国际市场对接,中国就有了自己的实力和本钱,就有了国家统一的坚强经济基础和制度构架。中国现在虽然还存有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但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最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回想起来,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经非常开放。迎接外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联邦大厦(1999年被北约导弹击中)一楼大厅,布置得像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了一些大幅的现代派绘画作品和抽象派的雕塑作品,效果很好。在巨大的空间内展示抽象艺术品,给人一种天马行空的视觉震撼,但整个氛围还是浑然一体、气势磅礴。南斯拉夫总理米库利奇举行欢迎宴会,一般不选在国宾馆或五星饭店,而是选在当地艺术家、诗人和小资最喜欢相聚的酒吧街,大概相当于上海的新天地和北京的什刹海,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么时尚的地方。

  欢迎我们的宴会在一个名为“三顶草帽”的酒吧餐馆举行,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发言,大家围着几个长长的木桌,喝南斯拉夫自己生产的葡萄酒,吃地道的贝尔格莱德风味牛排,还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歌手和他的三人小乐队,边弹边唱,为我们助兴。歌手唱了许多爱国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颂》,坐在我边上的南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1980年铁托逝世后的那些日子,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唱这首歌,广播电台也不停地播放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团结,这是铁托生前的嘱托。”

  小胡子歌手还为我们弹唱了一首他自编的歌,名字叫《欢迎远方来客》,歌词大意是:“贝尔格莱德的心脏跳动起来了,因为我们迎来了远方伟大国家的友好使者。在这动荡的世界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但来到这儿的都是好人。欢迎你们,这里有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祝愿。有诗人说过,友谊和爱情开花的地方,就是贫穷和寂寞死亡的地方。”塞文翻译是个中文说得很好的小伙子,把歌词译得恰到好处,像一篇美丽的散文,把我们的晚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起立举杯共祝“中南友谊万古长青”。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代人,都有某种南斯拉夫情节,我们都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都知道南斯拉夫游击队抗击德寇英勇善战,都知道毛泽东主席说过,“铁托像铁一样硬。”同样,南斯拉夫老百姓也大都知道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

  后来我们又启程去访问斯洛文尼亚,这是南斯拉夫最富裕的省份,紧邻奥地利,下榻在铁托生前居住过的官邸。我问饭店的接待员,您是南斯拉夫什么地方的人,她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我是南斯拉夫人”。我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南共长期教育的结果,大家都只说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说是哪个共和国的人。这和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以说自己是湖南人、江西人,因为大家不言自明,都是中国人,但“南斯拉夫人”这个概念是需要培植的。后来的反战证明:南共长期的政治教育敌不过民粹主义者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曾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铁托在世时,大家对南斯拉夫的认同还是很强的。如果铁托能够多活几年,也许我们就可以完成与欧共体的谈判,使整个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盟,这样后面的国家解体和战争,大概都可以避免了。当然,现在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南斯拉夫解体首先由经济危机引发,持续的通货膨胀,最高时曾达到2400%,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各种罢工事件不断。1988年开始,米库利奇政府已有点风雨飘摇。接替米库利奇的是马尔科维奇,他对南斯拉夫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到位,他曾说过,南斯拉夫过去政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没有进行更为彻底的市场改革。二是整个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了“契约”经济,不是那种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形成的“契约”,而是根据一些政治原则,通过行政手段达成“自治协议”。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共和国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企业之间都有各种协议。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这种联系不是有机的市场的,而是人为的、行政的,其离心力甚至大于向心力。

  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整个知识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而这种话语的核心是一个天真的梦: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种激进的革命气氛迅速形成,南共联盟的地方党部也先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纷纷推出了一个比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亚共盟于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之后整个政治局势演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联邦政府和南共联盟的中央机构被完全架空。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一定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一般民众,甚至多数知识分子,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1990年7月,南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00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共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

  第一个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是德国。尽管多数欧共体成员还有疑虑,他们的疑虑不是因为他们赞成维持南斯拉夫的统一,而是认为从欧盟有关法律文件来看,宣布独立的克罗地亚在人权问题上,还没有能力保障当地少数民族(塞族)的权利,造成了20多万塞族人迁徙塞尔维亚的难民潮。但德国以欧盟应统一对外为由,游说欧共体成员承认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我后来问过塞尔维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怎么解释德国如此热衷于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他认为,刚刚实现了统一的德国要重建其势力范围,斯洛文尼亚是其近邻,而克罗地亚在二次大战期间是德国的傀儡国不管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但欧洲大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原则、牺牲别国的利益,则是毫无疑问的。

  我对德国一般有好感,因为德国对二次世界大战作了认真的反省,这与日本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在南斯拉夫解体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德国的行为是极不负责任的。即使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应该解体,也不应该用这种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方式来解体。但德国也好,整个西方也好,很少顾及别人利益。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德国和西方的支持下获得独立后,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当200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当2008年西方媒体几近疯狂地位藏独叫好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中国某一天愚蠢地照搬西方模式,让自己内乱了,最终导致台独、藏独、疆独势力泛滥的话,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乃至整个西方都会出来承认,他们一定会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人权啊、民族自决权啊。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情结: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放大了几十倍的东德。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上经历过多少动乱,每次动乱又导致多少家破人亡。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如此珍惜自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愿意去相信现在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好的时候,更不愿意接受中国人走自己道路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也不是南斯拉夫,他们这种愿望注定是要落空的,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掷地有声地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20年后,我又踏上了旧地重游的征途。我是2006年7月从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里布坐长途车进入那个曾令我心动的贝尔格莱德。就在中国迅速发展的20年中,塞尔维亚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灾难,特别是科索沃危机引来了北约的密集轰炸。我抵达的贝尔格莱德长途汽车站,仿佛是20年前中国的一个县级汽车站,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卖票的地方人山人海,六七个人走过来拉我坐他们的计程车,还有要求换外币的。但出了车站贝尔格莱德还是那么一种大都市的气派,宽宽的街道,漂亮的欧式建筑,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的咖啡馆,衣着得体的男男女女,只是商店的橱窗和摆设给人感觉已经大大落伍了,还有北约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

  我把行李放在旅馆,叫了辆计程车赶往那家令我难忘的“三顶草帽”酒吧餐馆,好像那个地方也保留了我青春的一部分,尽管那只不过是一场独特的晚宴。我碰到了饭店的老板,一说起20年前的事,他说:“我知道,我知道,那是我父亲时候的事。”于是他进入里屋,从一个红色的大柜子里拿出了三本厚厚的贵宾签名册,帮我找到了当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和铁托的签字。指着铁托的笔迹,他感叹:“老头子来这里吃过好几次饭,他是我们最怀念的人。老头子死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就每况愈下。”他说:“从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我们最好的日子。”他不无遗憾地说:“铁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选不出铁托,却选出了米洛舍维奇,最后国家都垮在这些政客的手里了。”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你看,现在科索沃又要独立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只要想一想这20年塞尔维亚人所经历过的大灾大难。但他最后还是笑着对我说:“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喜欢一句话:‘不管怎样,我还活着。’活着就应该感到幸福。”他举起手里的杯子,和我一起把那苦涩的塞尔维亚啤酒干完了。

  我那天还在旅馆里碰到一位刚从上海回来的塞尔维亚电器商人,他说:“你们上海日新月异,每半年出版一张新的上海地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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