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海涛:清代基层法官的综合素质及启示——以司法判牍为材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12-06-29 09:57:27

进入专题: 基层法官   司法改革  

任海涛  

  

  【摘要】法官素质高低对于国家法治建设关系重大。清代基层司法判牍中反映了当时法官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水平。他们之所以形成这些素质,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社会阅历、工作职权三方面的影响。这个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在司法改革中,如何认识法官综合素质、区分不同类型法官素质差异,并且对我国未来法官素质提高进行预期,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清代;基层法官;综合素质;司法改革

  

  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法官的素质能够决定一个社会司法的水平。但凡研究国家政治法律问题的学者无不重视法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柏拉图曾言“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1]中国古代学者也有类似认识:“欲天下之治而不修为治之法,治不可治也;欲行为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2]“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3]以上三人观点表明,中西学者都认为法官素质状况对于国家治理、法律价值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法律适用过程,绝对不是简单的“三段论”推理过程,必须要求法官具有法律知识、精神信仰、社会经验、地方性知识等全面素养,才有可能做出好的裁断。法官素质对于社会如此重要,大抵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如果因法官舞弊或无能而造成司法不公,危害极大,因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4]第二,法律条文本身不能与具体案件完全匹配,法律仅仅规定一般情况,而案件都是有自己的特殊性,若法官无综合知识与能力则无法良好地适用法律。“为了做出公正判决,(法院)必须摆脱立法者提出的、同新的社会条件不相适应的指示。为此目的使用过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在于把法律条文与历史背景分开。对法律所用词语的解释……赋予今天显得满足正义要求的意义。另一种方法可用来使法适应立法者不曾预见的情况而不改变他所提出的条文的意义;这一方法在于引用立法者制订的普遍意义的规定,以抵销法律中的个别条文。第一种方法类似今日所谓“法律续造”,第二种方法就是根据法律原则来裁判。”[5]

  从以上可知,凡是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都必然有一套社会效果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并非现代意义上之“法治”社会,但是其能稳定运行数千年,且长时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必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古代社会大量纠纷解决是集中于州县官员手中的。由于文学作品中经常描述古代法官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事件,人们对古代法官的整体形象并不清晰,好像清官少,贪官、昏官多,但是我们对清代的司法判牍进行研究发现,古代基层法官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并非都是无能贪婪的法官。古代法官所具有的综合素质对于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维护正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分析古代法官综合素质形成的原因、发掘其对现代法官素质培养的启示意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对清代242个州县判牍[6]的研究,发现这些判牍说理透彻、逻辑严谨,得到当事人和民众真心接受和诚服,这些判牍也体现了法官们良好的综合素质。

  

  一、清代法官素质

  

  清代基层法官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判决效果,与他们具备的综合素质有密切联系,对于当今法官素质培养有参考价值。他们的素质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刚正不阿,不畏权贵

  袁枚作上元县县令时,有一次大将军的两个家奴横行霸道,其他官员不敢出声。袁枚非常恼怒,下令把两个家奴痛打一顿,并且扣押了家奴身上带的将军托总督办事的信,将军也拿袁枚没有办法,但是袁枚就此得罪了将军甚至还有总督,是必然的。时人将袁枚比作汉代“强项令”董宣。袁枚判牍曰:“官吏虽卑,朝廷之所命;差役虽尊,公府之所养。查有将军府差役崔成、庞叔者,恃其虎威,横冲官仪……该差役胆敢骑马捷驰,横掠而过,并口出恶言,行止不逊。如此目无法纪,目无官长,非重杖不足以儆。着即杖责五百,以申令甲。”[7]

  (二)知识渊博,机智善断

  袁枚做沭阳县令时,迷信盛行、寺庙遍地,他命令禁绝淫祠。判曰:“呈悉。巫风败德,见于尚书。妖梦不详,著于左转。历来正人……无不以禁止淫祠为端正风化之计……本县莅任伊始,即知沭阳淫祠之盛,为大江以北所罕有。家家祭五通之神,人人装三官之像。既无功德于民,何来馨香之祀?而巫祝卜筮,反因之以牟利。倾家荡产者有之,失身戕生者有之。纵观全县中为害之烈,莫有是过。”因迷信之风危害盛行,于是禁绝之。[8]

  本文研究的242个真实案例中,有十几个案件都体现了真实法官的机智与智慧。端方作州官时,遇到一桩奇案:

  布商钱少卿父母亲早亡,其与继母、妻子一起生活。逢年过节外出收账,都是雇佣王阿掌的船。这次年关又要远行,白天已经将行李装上王阿掌的船舱,黄昏时告别家人,前往码头。妻子杜氏独自睡觉,天明时分,忽听有人大声呼唤,高叫“新娘子开门”,杜氏急忙起身开门,叫门人是王阿掌,他问杜氏为何钱先生还不上船。家人四处寻找,杳无音讯。少卿继母钱吕氏告儿媳“谋杀亲夫”之罪。县令颟顸愚蠢,未查案情,只知道给杜氏使用酷刑。杜氏父亲赴端方处鸣冤,端方问案后,思忖“钱杜氏伉俪情深,何从起杀夫之念?钱吕氏年居四十,身为寡孀,不应华服浓妆。”这是从基本人情判断,但是还是没有确凿证据。后经反复琢磨案情,终于发现破绽。端方即提审船夫王阿掌问曰:“你去钱少卿家找他上船,为什么不喊他的名字,反而开口便喊新娘子开门,定然你已知道钱少卿不在家。个中隐情还不招来!”至此,真相大白,钱吕氏早与王阿掌私通,为谋财害命,二人合谋杀害少卿,诬告其妻子。[9]案件反映出端方具有丰富的生活常识、缜密的推理、细腻的观察力等素质。

  (三)为国惜才,悲悯孤弱

  袁枚审有一案,两个秀才因为戏言而大打出手,互有伤害,依律,应一人革除秀才身份,一人杖责。如此以来,不仅斯文扫地,而且前途堪忧。袁枚免除责罚殷殷教诲他们: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昔圣人尝引为深戒。该生等年少有为,正应及时则驾,攀桂探吉,金马玉堂,何得虚掷光阴。与红友结缘,唯闺壶是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朝失足,千古饮恨。行止不重则不威,居心不诚则不立。本县爱才若命,求贤若渴。细察该两生言貌举止,文章谈吐,亦未尝非可造之才。天之生人不易,万勿自甘堕落。本县实有厚望焉。”[10]此二秀才若非桀骜顽劣之辈,经此事后,必会积极进取,而日近于国家栋梁。

  古代法官深刻体会到人民疾苦,在审判案件时,十分同情弱势群体。九岁儿与七岁儿打斗,江峰青暴打沈宗氏之子,迫沈宗氏登门道歉且又打自己儿子一顿。如此下场,江青峰还要讨要一大笔医药费,孤儿寡母吃饭都有问题,无钱应承。于是,江青峰将寡妇告至公堂。于成龙不由生疾恶闵弱之心,判词中揭露恶霸暴行,并且充满对孤弱同情之情:

  “以一九岁之子,殴击一七岁之儿,有何大不了?而欲令其母登门道歉。并重责其子。是显见尔素日之横行……沈宗氏茹苦含辛,抚孤守节,尔一堂堂男子,为之邻者,允宜敬其志,钦其节,周恤其不足,原谅其不及。乃不是之谋,反利其寡孤而凌虐也,汝尚有人心乎?天道果有知,尔殆不免矣……若妄思争讼,饰词于渎,本县先将尔拘案惩办,以为恃势欺凌寡孤者之儆戒。”[11]法官基于事实,结合具体情况,分析合情合理,也体现了其悲天悯人、同情孤弱之苦心。

  (四)清正廉明,昭雪冤案

  本文研究的判牍中,有许多案件是上级官员昭雪冤案的。法官们以高度职业责任感和对正义的追求,是难能可贵的,与那些贪赃枉法、颟顸糊涂法官形成鲜明对比。

  宿迁县朱家村朱义成夫妇早亡,留下二妾、三子、一女生活。该女巧玲与其表兄夏桂馨关系暧昧,长兄朱梅生告诫妹妹,于是兄妹二人结怨。一年冬,有贼人进入二妾房中,杀死二妾,伤巧玲。县令前来勘察,发现挖洞进入,洞口外小里大,怀疑有内应。表兄夏桂馨指使巧玲诬陷长兄梅生为了谋害众人、独吞财产而引人来盗杀人。而且说案发前一天,梅生让厨子陆三去北山龙王庙中邀请李老大前来议事,李老大必为盗匪。县令糊涂,捉拿梅生到案,屈打成招,但是因抓不到李老大,无法结案,梅生被关押六年之久。此案申诉至端方处,端方发现其中疑窦重重:

  第一,此案关键凶犯是“龙王庙中李老大”,派人到龙王庙查问,只有种菜老叟李老老,须发皆白,让夏巧玲辨认,称当日盗匪非此人。而梅生供称,当日差厨子去龙王庙去拔菜秧,并非邀请李老大商议要事,且根本不认识李老大。从这些侦查可知,“李老大”并无人认识(这个人物是杜撰的),无证据证明梅生与此案有直接关联。

  第二,若说梅生要图财害命,应该杀死两个弟弟才是,杀了继母,财产仍然三人均分,“杀众人而图财”的作案动机是不成立的。

  第三,盗贼入室之洞外小里大,或因墙砖脱落而至,并不必然为从内而外挖洞使然。

  第四,巧玲母亲被杀,为何不追缉盗首,而不断催促处置乃兄,不合常理,必有隐情。[12]

  通过以上入情入理分析,基本断定无证据可以证明梅生与该案有关,端方命县官重新审理。此时,邻县有盗犯供称此案是其同伙六年前所为,梅生六年冤屈始得昭雪。

  本例以及本文前面所列各例,都能看到州府法官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推理,发现案件疑点,为当事人昭雪。而这些当事人本身都是普通老百姓,甚至不乏社会弱者。这些法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态度,去为他们平反昭雪,实在是古今法官的典范。

  

  二、清代基层法官素质形成的原因

  

  本文研究的判牍是清代“名臣、名吏”的作品,判牍中所体现的素质是古代优秀法官所具有的素质,文章中引用的判牍中,随时也能看到糊涂、颟顸迂腐的法官。本文研究这些优秀法官代表之所以能形成这些优秀素质,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状况密不可分的。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清代基层法官绝大多数是经过科举取仕的,从儿童时期开始读儒家启蒙读物,随后学习四书五经,准备科举考试。这些法官不仅对儒家经典、礼治原则十分熟悉,而且还会受到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儒家许多精神原则对法官素质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法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精神,是儒家历来倡导的做人和为官之道。孔子主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是强调读书人要为国分忧,为民惜命,影响了法官们“为国惜才,悲悯孤弱”、“清正廉明,昭雪冤案”的精神。

  (二)社会阅历的影响

  从判牍中可以发现,许多案例中都体现了法官们“知识渊博,机智善断”的特征。但是这些素质离不开社会实践经历。清代基层法官在考取进士之前,大多是自己学习,不像今天的统一学校学习,他们与老百姓日常洒扫应对都没有丝毫脱离,他们对社会中常情、常理十分熟悉。他们做了法官以后,他们在年轻时候的社会阅历为他们思考案件问题提供了很大帮助。

  如果是一位脱离社会日常生活的人,即使读再多书,对于本文研究的许多案件中蕴含的细节与矛盾是无法发现的。本文研究的法官们天资上乘、勤奋努力、细心严谨,同时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也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一位法官对于当地社会文化、日常交往活动知之甚少,那么对其断案影响必然很大。

  (三)工作职权的影响

  从本文研究的法官素质可以看出,法官们在分析案件时,综合考虑了道德、情理,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比如法官在审理当事人是读书人或者孤弱群体时,自然会努力做到“为国惜才、悲悯孤弱”,见到冤案时会努力平反。这些作法与法官的职权身份有很大关系。

  这些法官本身兼任行政官员,他们的责任是“为人一方,上报朝廷、下安黎庶”,他们在审判每一个案件时,都不会仅仅考虑案件的法律效果。还会考虑,这个案件是否符合“报国安民”的需要。因此,在许多判牍中,我们都会发现法官在权衡案件结果时,是站到更高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从符合社会安稳、地方教化、百姓利益等角度综合处理案件。

  处理案件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与完成朝廷使命、实现地方良好治理目标相结合。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法官具有更大的能动性。

  

  三、清代基层法官素质的现代启示意义

  

  通过对清代基层法官综合素质的研究,能够为我们今天研究法官综合素质问题提供一些重要启示意义。

  (一)“政治素质”是当前法官素质的重点

  从清代基层法官的综合素质和当今我国法官素质进行对比可知,法官综合素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基层法官   司法改革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律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906.html
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2年第3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