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美国成功“铆合”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0 次 更新时间:2012-06-17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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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 (进入专栏)  

“千万里,我呼唤着你,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这是九十年代风靡大陆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的歌词。

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美国情结,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甲午战争后的“全盘西化”,到改革开放首要的“对美开放”,美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更要紧的是,在中国的“天下”体系崩溃以来,中国的身份建构带有浓厚的美国化色彩,美国因素已经内化在中国的思想认同和国家身份之中。中美关系的真正挑战是中美身份冲突,中国崛起对美国最大的挑战是,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绝不做老二;而美国霸权对中国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国家身份——中国美国化。

一切向美国看齐

所谓美国化,就是指美国成为现代化、全球化的代名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等同于美国化。美国化的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老二,致使当今世界中美关系陷入“老大vs 老二“的关系怪圈,这令整个世界产生担忧,欧洲担忧中国步美国后尘或成为“又一个美国“;周边国家担忧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其他地区担忧中美“一山不容二虎“引发世界动荡。

中国的美国化,首先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美国化,即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发展生产力,以效率为抓手,以竞争力为目标大力发展经济。这与欧洲大陆模式,尤其是提倡以最小资源消耗、追求最持续的发展的莱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理念不同,也是欧洲人担心中国发展模式美国化的原因,因为世界资源无法“负担”第二个美国。

中国的美国化,其次体现在生活方式的美国化,即以个人享受和利益驱动为原则,生活标准向美国看齐,以商品经济作为价值依归,车子愈大愈好,房子愈大愈好……,个人幸福感建立在牺牲自然和他人权益的基础上,这与传统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理念日益背离。

中国的美国化,更体现在思维方式的美国化,即把“接轨”、“复兴”的希望落在美国身上,崇美也好,反美也罢,思维都在围绕美国转;更有甚者,认定美国代表先进的“普世价值”和人类发展方向。殊不知,“普世”概念源于基督教,正如“天下”观源于中国独特的地缘文化环境一样,都与当今多样性的世界不同,世界发展并非线性进化,而是多元曲折的进程。

“开放”渐变“同化”

美国“接触政策”最成功的手笔,莫过于对华的“接触政策”了。

其实“接触”(engagement)应该译为“铆合”。美国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把中国“铆合”,原因大致有三:一、宗教软实力击中世俗化社会要害。美国是宗教国家,国人比较中美、中俄关系,多拿美国庚子赔款建清华,与沙俄侵占中国两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对照。美国影响中国,利用了中国世俗化社会、以德报怨的特性;国人对宗教的向往,变成了对美国的向往。美国大学培养了一批批亲美派,美国意志,美国利益通过这些亲美派内化为中国意志、中国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实践自由女神像理念:“来,变得跟我一样”。

二、西学东渐历史成果给美国收编。国人学习西方、向往进步,最便捷的办法是紧盯老大,毛泽东时代的超英赶美,目标还是美国。许多学者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引入西方文化,殊不知“体”、“用”两者本无法分开。“西学为用”的结果,成就了中国的美国化。

三、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美国。改革之初,邓小平即指出,改革开放是对西方开放,尤其是对美国开放。看看亚洲国家,凡是对美国开放的,都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会如此。不幸的是,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只是手段,如今却变成了目的,导致“接轨”、“转型”概念滥觞。“摸着石头过河”迟迟未升级为“顶层设计”,鸦片战争以来缺乏“文明自信”和“文明自觉”,改革开放未予以纠正,“开放”无形中与“同化”划上了等号。开放以促进改革的结果,导致了中国美国化过程的完成。

思想上已“美国化”

美国把中国美国化,不仅成功解除了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威胁,对内维系了“绝不甘于做老二”的传统国家身份(因为中国其实是无法成为又一个美国);而且对外成功把中国塑造为另一全球公敌(比如,中美消耗的资源世界最大,成为气候变化谈判的众矢之的),分散了世界矛头,减轻了美国的战略压力。中国的美国化,是中国威胁论在世界各地流行的源头,也是制约中国从崛起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真正瓶颈。

经历一百七十年仰视西方的历史,导致中国的知识结构完全服务于救亡图强的时代需要,不能对西方文明的糟粕有清醒认识,不能客观对待自身文明的精髓。其显着的标志,就是不能把美国从普世价值的神话中解构出来,还原美国作为地区强权的本质。

无论国人喜欢与否,中国正在从复兴走向后复兴阶段,从发展中大国走向世界领导型国家,制约这一进程的真正威胁就是中国的美国化。学习西方等于学习美国,入世等于入美,这无疑是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表现。建国以来,政治上“别了,司徒雷登”(民国时代美国驻华大使),思想上却没有“别了,美国”。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发展道路仍然以赶超美国为标杆,其实很成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处拿世界的老大美国来衡量,那么复兴之后呢?超越美国之后呢?中国的国家身份、中国观、世界观又应如何建构?来源:香港《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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