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大致经历了从价值导向到议题导向的转变。从1978年到2000年，主要是价值导向的;进入21世纪，主要是议题导向的。这一转变并不是对价值导向的抛弃，也不仅仅是政治表达形式和话语方式的转变，而是支撑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思想原料、现实材料以及知识群体思维方式、学术与政治立场的转变。基于此，我们大致可以把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总结如下。

价值重估运动和权威体系改造运动：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早期回应

从1978年到1989年，这一段时期可以被视为是对改革开放时期的早期回应。这一早期回应是通过对价值的重估表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对人道主义的重估、对西方式民主的重估、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对平民主义的重估四个方面。1978年的改革开放激发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其兴起的标志就是对“文革”时期所否定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进行重新估价。对“文革”的反思，直接带动了对人权观念、人道主义和民主观念的重新估价。其中，对民主的重新估价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政治思潮的基本特征。价值重估运动体现为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重估，直接体现为人道主义和新传统主义两种政治思潮。权威改造运动直接体现为西化论、新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政治思潮。当然，价值重估运动和权威体系改造运动是交织在一起的。

国家-社会关系重构运动：对市场化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体现这一分水岭的载体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市场化改革战略。当市场化改革把中国社会引领到世俗化轨道上的时候，中国政治思潮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以社会重构运动作为标志的各种政治思潮的出现，代表性的政治思潮包括自由主义、新“左”派等。这一阶段的政治思潮之所以以社会重构运动的面目出现，关键的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把计划经济时代的同质的社会体系分化开来或者是撕裂开来了，市场化改革导致了按照计划逻辑和统治逻辑组织个人和社会要素的方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社会群体和思想观念，在涤荡着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基础的单一性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出现了碎片化、不均匀化的迹象。面对这一趋势，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迈向市民社会的标志，而新左派认为市场化改革塑造了假借市场之名谋取个人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必须通过新的手段来遏制这种趋势的蔓延。可以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沿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表达着重构社会的声音。

改革政府运动：对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理性回应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理模式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于是，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社群主义以及改革政府呼声的刺激下，重构政府的运动逐渐抬头，尤其是在21世纪初期，这一趋势极为明显。重构政府是通过治理革新运动表现出来的，这一运动可以被视为是对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制度化反应。

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运动：后冷战时代对全球化的政治回应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一个有着崭新特征的全球化时代也降临了。这一全球化时代的降临，使得中国成为与国际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新兴起，是与冷战时代的结束相联的。当评判国际体系的标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已不再适用于冷战后的国际世界之时，有必要重建分析国际世界的标准。于是，民族主义应运而生。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在当代中国，至少存在着以下四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型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民主主义以及作为民主主义变种和替代者的“天下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资源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可以维系和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识的极为珍贵的、“天然”的政治资源。全球化在激化“承认的政治”的同时，也刺激着“认同政治”的产生，文化民族主义便是这一认同政治的体现者。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在当代中国学者中并不多见。因此，很多人并没有把民族主义置于现代性的思想框架中来理解。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具有一些崭新的内涵，如抵制西方的文化殖民、希望通过民族主义实现与现代性的嫁接、依靠民族主义奠定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地位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知识群体思考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出路的重要思潮。

议题导向型政治思潮的兴起：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反思

2000年以前的政治思潮，其价值导向的特点、线路以及脉络非常清晰，例如人道主义、新权威主义以及上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相比而言，过去十年政治思潮的变迁难以概括。我们可以尝试将过去十年议题导向型的政治思潮做如下四个方面初步总结。

以中国模式议题为导向的中国本位主义。这个议题并不是没有其隐含的价值判断，但与20世纪80和90年代不同的是，它主要通过各种议题的设置来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每一种政治思潮都有其旗帜性人物和鲜明的纲领性主张，比如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等。然而，2000年以来的价值判断大都隐藏在议题的背后。

以社会抗争为导向的民生主义。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在逐渐地从以观点为基础的研究走向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这种导向直接导致了部分知识群体对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弱势群体等政治行为的关注。与20世纪80年代知识群体以宏观体制改革作为关注焦点不同的是，21世纪的知识群体部分地转向了对底层的关注。

以金融危机为导向的国家能力主义。国家能力本来是个模糊的概念，却日益在中国成为政治学领域一种有代表性的思潮。金融危机折射出竞争性选举政治、福利国家、资本绑架国家的诸多弊端，从而为国家能力主义提供了有效的佐证。当然，对国家能力的过分偏爱也可能导致市场化改革的迟缓甚至停滞。

以网络社会议题为导向的新社会运动。由网络社会议题所激发的网上社会运动，在资本力量和技术力量的主导下，会出现对社会事实的过滤、筛选、加工、渲染甚至篡改，被各种力量包装起来的意见领袖遂成为网上社会运动的旗帜和风向标。伴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也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

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从“价值导向型政治思潮”向“议题导向型政治思潮”的转变，原因是多重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左右政治思潮产生的结构和机制发生了变化。其中，中外坐标和社会结构性坐标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先看中外坐标。1978到2000年的大格局是西强东弱。这直接导致了西化论等思潮的孕生，那个时候我们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外坐标被部分置换了，特别是西方金融危机的发生更加激发了中国知识群体的想象。

再看看社会结构性坐标。经典理论认为，知识分子是漂浮的群体。虽然知识群体嵌入到各个社会阶层，但它还是有独立性的、有良心的，是职业化、有机的阶层。但知识群体与权力和资本关系的微妙变化，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变迁的最深层动因。这也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精神和意识的生产根源于物质的结构。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四种面向

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潮的颠覆效应，集中体现为以西化论为代表的对权威体系的激进化改造之中。西化思潮主张通过对权威体系的根本转换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它表达了一种颠覆既定权威体系的呼声。但是，由于这一思潮与中国政治演进的逻辑完全相悖，从而招致了西化思潮的终结。西化思潮的终结代表着一种虚幻的乌托邦时代的结束。当社会沿着世俗化的轨道日益演进的时候，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赖以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它促使政治思潮必须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呼声。

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像人道主义、新传统主义、市民社会论、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治理思潮，都是作为一种重构力量出现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无论是意识形态的重构、价值体系的重构，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基本上都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产生的重大问题联结在一起的。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既显示了一种文化批判的功能，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现代化重心的转移。特别是它们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致性特点，决定了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政治思潮的重构性质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别具一格的文化资源，构建与中国市场化、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的重构模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潮的问题取向，决定了政治思潮与现实变动之间的天然联系。因此，政治思潮既不是象牙塔中孤芳自赏的文化产品，也不是在纯粹精神领域中的概念演绎。它作为一种公众性的文化力量，实际上显示了知识群体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文化诊断，并试图以此提出自己的社会治疗方案。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显示了一种保守和冷静的品格。像新权威主义、精英主义等思潮，主要是基于对某一重大政治问题的诊断而提出来的。精英主义则是在对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讨伐中，试图通过对权威体系的知识化改造，来克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平民风格与民粹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性质的政治思潮，既不是以颠覆既定的权威体系作为目标，也不是以轰动一时的文化批判而独领风骚，它是以务实性的政治诊断和政治治疗而取胜的。由此导致了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往往会因为政治领导者的青睐而获得一种独特的政治影响力。可以预见，政治诊断和政治治疗是未来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重要方向之一。

作为话语力量的政治思潮。在21世纪，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基本上已经消解掉了，作为重构力量和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依然在延续着。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由于政治思潮的生产、表达、传播和动员机制的变化，一元主导、二元对立的思潮格局基本上也就不复出现了。在纷繁复杂的议题背后，多元并立的政治思潮实际上表现为对话语权的争夺、对事实真相的独家垄断权和解释权。一种后现代的气象借助网络空间弥散在政治思潮的孕生与变迁之中。政治思潮以语言和思想介入现实的传统秉性，在网络时代逐渐转变为一种话语表达和自我展示。相对于传统的容量有限且具有可控性的信息载体来说，可以容纳无限信息容量的网络空间，在满足其话语力量得以充分表达的同时，也把政治思潮所拥有的传统秉性稀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