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传强 周建达:刑事和解能否承受死刑司法控制之重?(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12-05-20 09: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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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传强   周建达  

  

  内容提要: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本土性的司法实践,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是由部分学者的理论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引与一些地方法院的积极实践三方共谋的结果。由于理路与论据上的一体两面性,价值层面的相关争论难分伯仲,故有必要引入案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经验地看,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纠纷化解过程,围绕着三方主体的和解活动所产生的8个变量均在实质地影响着和解的进程及最终的命运。这些变量的能量释放及相互作用过程构成了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实践运作的基本规律。通过对这种过程性的分析或规律性的把握,最终可以看到,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前景并不乐观。

  关键词: 死刑司法控制/刑事和解/案件社会学/变量

  

  三、变量解构与可控性分析

  

  比较两个样本可以发现,如果将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视为一个因变量,则在两个样本中其自变量是共同的,即均存在着司法理念/政策、司法效益、司法形象、司法艺术、和解预期、和解态度、和解条件以及关系亲疏(即当事人双方关系的亲疏)这8个变量。问题是,在自变量相同的情况下,为何前后两个样本的结局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显然,这与相关变量的能量释放及其相互作用有关。因为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是加害人、被害人亲属与法官三方协作的结果,一项成功的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必须建立在各有关变量的密切配合或协同一致上。鉴于此,对于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各有关变量的自身结构以及可控性,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一)司法理念/政策

  在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框架下,司法理念/政策构成了制定法之外法官业务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刚性规范。其中,司法理念是法治理念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化,亦即指导司法制度设计与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而司法政策,则是特定司法主体在一定时期内,为贯彻落实某一司法理念而制定、实施的一系列临时性的措施与规程的统称。司法理念/政策对司法行为的规整,通常依托于司法体制、司法组织以及司法程序的设计,但更为主要地,还是通过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以一种“行动中的法”的形式加以实现。[1](P10)

  针对转型期经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近年来中央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将其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具体到司法领域,就是要求各级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积极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注:即“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在此背景下,“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理念/政策应运而生,并伴随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管理创新”等口号,为各级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积极地践行。在刑事司法领域,作为上述司法理念/政策的积极回应,刑事和解制度近年来广受推崇。虽然严格地讲,在刑事和解所固有的话语体系中,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并不具有当然的空间,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能动司法”与“大调解”,并同“宽严相济”、“严格限制死刑的司法适用”等刑事政策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呼应,因而在制度的夹缝中获得了一丝的生存空间。

  不可否认,在理论上对于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必要,但是,作为一种显性的司法导向和刚性的司法要求,特定类型的死刑案件“和解化”的思路已经日趋明朗。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在个案操作还是在整体性的制度推进中,司法理念/政策这一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变量,都在极大地支持着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促成。在此意义上,作为变量的司法理念/政策已经实质化为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一个“常量”。

  (二)司法效益

  “司法效益是以公平为核心,并使收益达到最优化目标的一种综合效益。”[2](P86)司法效益对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作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1)法院整体的司法效益与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关系。一般而言,法院在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活动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则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的概率也就越大。(2)法官个人的司法效益与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关系。这主要涉及法官的业绩考核与社会评价两个因素。一般地,当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率被法院列为业绩考核的指标或者要素时,法官一般倾向于更加积极主动地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此外,当前一个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获得较评时,会对法官的之后的类似工作产生激励作用。

  不过,上述几方面均存在着例外。首先,在中国,刑事和解,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工作,仍然是一项相当费时、耗力、伤财的司法活动。在我国“案多人少”[3](P178-180)、“财政吃紧”[4](P132-134)的法院生存境遇下,一些地方法院未必会为了竭力促成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而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与财力。其次,就法官个人而言,当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率并未被法院列为业绩考核指标,又或虽被列为但并非重要的评价指标时,法官未必愿意投入过多的精力促进之。此外,当一项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会给法官带来负面影响时,其再次推动刑事和解的动力就会减弱。可见,司法效益这一变量的能量释放受制于法院的财政投入、人力配给、法官的业绩考核以及法官先在调解工作的社会评价等次生变量的影响。

  在上述次生变量中,由于法院在考核内容及指标权重的设置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因而法官的业绩考核这一次生变量具有较强的可控性。但是,法院的财政投入、人力配给则不仅受制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宏观层面制度改革的推进。而就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各地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财政收入与投放、人才储备与使用上的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另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制度改革,或因前进方向而在纠结彷徨,或因牵一发动全身而在举步维艰。因此,就法院财政投入、人力配给这两个次生变量来看,很难对其进行操控。至于法官先在调解工作的社会评价,则完全取决于社会公众的理性认知。由于其间不可测性因素众多,故这一次生变量的可控性也不容乐观。因此,从总体上看,司法效益这一变量可控性不强。

  (三)司法形象

  司法形象与司法印象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司法形象是公众形成司法印象的直接来源;而公众的司法印象则深刻地影响着自身对法律、司法机关的信任。在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中,司法形象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变量。因为它是决定当事人,特别是被害人亲属是否信任司法机关,进而参与并接受刑事和解的重要因素。

  从内容上看,决定司法形象优劣的主要因素是道德品质和业务素质。在道德品质中,是否公正廉洁是核心。所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官箴》)公正廉洁的司法形象是法院、法官取信于民的根本保障。司法形象越廉洁公正,当事人双方也就越信任法院或法官,进而对其调解或斡旋也就越能给予积极的回应。在业务素质中,是否讲程序是关键。在前文第一个分析样本中,被害人亲属对程序公正的高度关注即是一个强力的注脚。从层次上看,司法形象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司法队伍的整体形象;二是案件承办法官的司法形象。这两个层次的司法形象均会对死刑案件当事人双方的和解意愿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案件当事人双方对司法队伍整体形象的评价会严重制约其对案件承办法官司法形象的印象生成。但是,反之却并不亦然。

  随着司法职业化步伐的推进,近年来我国法官整体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司法的公信力也随之有所增强。应当说,这对于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推进,应当是积极、有利的。但也应看到,当前司法队伍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腐败行为,并且从近年来司法系统中公开查处的腐败案件的发案趋势上看正逐步呈现出高级别化、高学历化、高数额化的倾向。这似乎提醒着人们,司法的职业化与法官的公正廉洁之间并不具有“想当然”的关联。另一方面,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或律师频频依托“人情”、“面子”等关系因素,干扰法官依法独立办案的亦不在少数。凡此种种,无不对当前的司法公信力形成挫伤。这也使得目前的社会公众,无论是对司法队伍的整体形象还是对案件承办法官的司法形象,均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从变量的能量释放来看,司法形象这一变量对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推动作用是极为有限的。进一步地,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在短期内意图对司法形象这一变量实现控制也非易事。

  (四)司法艺术

  古罗马人将法律定义为“公正与善良的艺术”。在他们看来,有时候司法在处理问题时,并不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是与非,其所解决的无非是一种平衡术。[5](P25)这在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与一般案件相比,死刑案件无论在性质还是后果上都更为严重,因而其对当事人双方的情感伤害也更加彻底。案件当事人双方,尤其是被害人亲属一般很难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协商案件的进一步处置事宜。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倒是,被害人亲属一方坚决要求“严惩凶手”、“以命尝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少法官的有效调解、斡旋,而仅仅依靠案件当事人双方的努力,和解的成功率是可以想见的。(注:当然,这里并非完全否定其可能性。事实上,在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更为确切地讲应当称之为“私了”)甚至在根本上排斥官方司法的介入。然而,在缺乏官方司法介入的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也并非没有问题,一个显见的后果是,这种和解要么导致一方的非理性倾轧,要么导致和解过程的反复。)

  大体上,法官的司法艺术与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成功率成正比,即法官的司法艺术,特别是调解艺术越精湛,则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的概率也就越大。这种调解艺术,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种斡旋或游说技艺,但究其本质,则是法官围绕着案件事实以及当事人双方的利害关系所做的一系列法律的、情理的感化,即将规则以一种柔软的、可接受的方式渗透于案件的事实分析以及利益协调中,使其在个案中得到适用并获得认同。可见,调解艺术的演绎过程实际上是情理与法律的一种融合/交替应用的过程。显然,这对法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不过,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法官似乎从来就不缺乏调解艺术。因为几千年的司法传统皆已印证中国的法官素来注重调解。这种见解看似在理,但却不免过于乐观。实际上,司法艺术,尤其是调解艺术从来都是一种长期且能动的经验积累与知识整合。审判调解“不仅检验法官的司法能力水平,而且直接体现着法官的综合素养,它需要法官的经验、法理、智慧和耐力”。[6](P127)特别是在死刑案件的调解过程中,“要求法官要有耐心、有技巧、有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以高度的责任感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尽最大努力去促成当事双方的和解”。[7]这种经验的累积与知识的整合,决定了法官的调解艺术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与“整体统一”,相反,它必然是长期、能动且富于个性化的。这也意味着不同的法官,其司法艺术水准,特别是审判调解艺术水平必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制度化推进过程中,意图通过司法艺术这一变量实现对刑事和解结果的控制,恐怕也非易事。

  (五)和解预期

  和解预期是指刑事和解参与各方对刑事和解结果的预测与判断。尽管西方的恢复性司法高度关注当事人双方在和解过程中的参与、叙说与协商,但在中国的刑事和解,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中,“结果”本身往往要比“过程”来得重要。和解预期对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和解参与主体能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一般地,当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三方主体在和解预期上形成一致时,和解协议就相对容易达成,反之,则较难实现。不过,经验事实也表明,如果这种和解预期的差异仅仅存在于案件当事人双方,则通过法官的积极斡旋,仍然有可能使之弥合。这也印证了,法官的司法艺术对刑事和解进程及结局的重要影响。

  从静态的结构上看,和解预期可以解构为:(1)法官的和解预期。案件的性质与情节、加害人的认罪与悔罪态度、当事人双方的关系亲疏、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等都会成为其考量因素。(2)加害人的和解预期。案件后果的严重程度、被害人亲属的报应情感、当事人双方的关系亲疏、自身具备的赔偿能力以及法官的司法艺术等均会对其产生影响。(3)被害人亲属的和解预期。报应情感的满足程度、加害人的赔偿能力、司法形象以及司法艺术等是其主要的影响因子。而在动态的形成过程中,“自利性服务偏见”(Self-Serving Biases)时常也在左右着和解预期:(1)当谈判者在自利性服务偏见中形成一个争端解决的替代方案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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