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传强 周建达:刑事和解能否承受死刑司法控制之重?(上)

——基于案件社会学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2012-05-20 09: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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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传强   周建达  

  

  内容提要: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本土性的司法实践,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是由部分学者的理论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引与一些地方法院的积极实践三方共谋的结果。由于理路与论据上的一体两面性,价值层面的相关争论难分伯仲,故有必要引入案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经验地看,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纠纷化解过程,围绕着三方主体的和解活动所产生的8个变量均在实质地影响着和解的进程及最终的命运。这些变量的能量释放及相互作用过程构成了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实践运作的基本规律。通过对这种过程性的分析或规律性的把握,最终可以看到,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前景并不乐观。

  关键词: 死刑司法控制/刑事和解/案件社会学/变量

  

  引论

  

  无论是作为一种颇具中国地方性特点的刑事司法知识,还是作为一种既存的刑事司法样态,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都已经在这个拥有数千年死刑适用传统的国度扎根发芽,并且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立定现实”、“瞻眼未来”与“重拾过去”的功能——创新转型期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迎合西方的恢复性司法趋势,重拾中国的本土性司法资源,甚至被官方乃至一部分学者寄予着厚望。然而,将刑事和解这一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引入死刑案件的解纷过程,却也存在着对传统知识与理念的“双重突破”——突破刑事和解固有的边界,颠覆人们传统的报应观念。因此,有关其道德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的诟病自始未曾间断。可以说,在当下,夹杂着“死刑”和“刑事和解”双重争议的死刑案件刑事和解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不仅仅因为其事关被告人的生死,更可能关乎转型期中国刑事法治的具体走向。在此意义上,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是转型期中国刑事法治必须直面的一个“真问题”。

  不过,本文并不打算过分纠缠于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是非本身,以致在价值层面给予一个“非此即彼”式的匆忙作答,而是希望以一种更加客观与开放的视野来观察死刑案件刑事和解活动本身以及围绕着其所展开的一系列理论/实践的脉动。这是因为:首先,当前围绕着死刑案件刑事和解所上演的一系列理论/实践的脉动,是理解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制度化”所走不出的现实背景。其次,就整个中国刑事司法的实在面貌而言,死刑案件刑事和解虽然只是其冰山一角,但它却生动地展现了行进中的中国刑事法治的具体面向,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整个中国刑事司法现状的微观景象。对这一鲜活范本的观察,将有可能为我们深入体察中国刑事司法的生态及其运作提供一个“在场”的机遇。当然,本文还将重点关注死刑案件刑事和解这一独具中国地方性特点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本身,以期对其运作规律有所洞见,进而在前景预测上为其个案操作乃至制度化推进,提供一个相对直观的判断方法。

  具体而言,本文将论证:(1)当下的死刑案件刑事和解运动是部分学者的理论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引和部分法院的积极实践三方共谋的结果,但这项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本身并非没有争议。然而,(2)立于价值层面的论争,无论在理路还是在论据上皆有一体两面的效果,故难分伯仲。(3)经验地看,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纠纷化解过程。围绕着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三方参与主体的和解活动所产生的诸多变量,均在实质地影响着和解的进程及其最终的命运。因此,(4)这些变量的能量释放及相互作用过程,实际上构成了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实践运作的基本规律。最后,(5)通过对这种过程性的分析或规律性的把握,我们将看到,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前景并不如官方所预期的那样乐观。

  

  一、事件发端、过程纠葛与视角切换

  

  (一)事件发端

  在报应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讨论死刑的存废问题,常常如同死刑所渲染的气氛那样,显得不无纠结与凝重。但不至失望的是,近年来“严格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正在从个体自觉,逐步汇聚成理论共识,并在当下转化为一种“渐进式”法律体行:程序法上,继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后,2010年5月有关部门又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实体法上,2011年5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则正式削减了13个罪名的死刑设置。这些举措对于推动中国的“死刑限制与废止运动”,使之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死刑控制的实践效果仍然极为有限。不过,指望立法者在短期内再次大规模地削减死刑显然并不现实。于是,在立法之外寻求更加积极的死刑司法控制策略,也就成了现阶段中国死刑控制的“不二法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如今回头来看,这一探求过程,尽管并不怎么“柳暗花明”,但还不至于“山穷水尽”。因为刑法本身就留有余地——酌定量刑情节。一些学者便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例如,刑法学界的高铭暄教授就曾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言,将常见死刑罪名中的酌定量刑情节予以细化,并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具备某些酌定量刑情节的可以不适用死刑,以此来统一死刑适用标准、减少死刑适用比例。[1](P6-8)此后,在论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时,他再次重申:“重视酌定量刑情节在死刑案件中的作用,就是司法中限制死刑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2](P4)尽管他所提到的酌定量刑情节并非特指,但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刑事和解的成分,即“犯罪后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2](P4)

  如果说高铭暄教授尚未将死刑司法控制与刑事和解加以必然的捆绑,而仅仅为其指明了一种方向的可能,则游伟、赵秉志等人的研究更加直接地衔接了二者。游伟教授指出,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不仅体现了刑事和解在实践中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而且也是对刑事司法相关实践做法的一种规范与正名,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要求,有利于“保留死刑,慎用死刑” 政策的贯彻。[3](P55-57)对此,赵秉志教授也表示认可,他指出:“通过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死刑司法控制的一条非常重要而又现实的路径。”[4](P52)由于它“侧重于对个案中死刑的限制适用,在运作上更为内敛和缓和,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为将来我国废除死刑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4](P52)因此,他主张:“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在死刑限制中的作用”,即对“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4](P59-60)

  与此同时,在刑事诉讼法学界,陈瑞华教授在刑事和解发展动向的分析与预测中也认为:“对于那些可能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最严重犯罪案件,被害方与被告方达成和解协议并明确提出不适用死刑之要求的,法院经过审查确认被害方的要求是自愿提出的,也可以此为依据认真考虑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5](P29)而长期关注刑事和解制度的陈光中教授更是深感,死刑案件刑事和解有望成为中国死刑司法控制新的着力点。他指出,这一举措不仅能够有效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使“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方针得以落实,而且能够使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的权益得到平衡的保护,实现个案平和裁决,最终促进社会和谐安定并维护司法权威。[6]至此,以刑法中的酌定量刑情节为突破口,经由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活动,来实现死刑司法控制的理论铺垫大抵成型,司法政策层面的举措呼之欲出。

  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指出:“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同年3月9日,相关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明确要求:“对死刑案件适用刑罚时,既要防止重罪轻判,也要防止轻罪重判,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重罪重判,轻罪轻判,无罪不罚。……对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也依法予以考虑。”稍后的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再次重申:“要正确处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与依法严厉惩罚严重刑事犯罪的关系。……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如果说上述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表达了最高司法机关在死刑案件刑事和解问题上的初步意见,那么2009年7月28日至8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制日报》连续公布的5起依法不核准死刑的典型案例,(注:这五起案件分别是“马涛故意杀人案”、“刘兵故意杀人案”、“陈斯故意杀人案”、“冯福故意杀人案”、“葛兵故意杀人案”。)则进一步向社会昭示了其有意推进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决心。这种“政策文件打头,案例指导在后”的双重制度推进模式的形成,标志着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向其“制度化”进路迈出了更为实质性的步伐,一些地方法院在总结刑事和解经验的基础上已开始进行了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实践尝试。(注:截止目前,北京、上海、广东、上海、浙江、河南、四川、贵州等多地已有相关实践。)至此,承载着“死刑司法控制”这一良好初衷的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制度,在汇聚了三方合力之后“华丽出场”,开始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上演一出别开生面的“死刑司法控制之本土大戏”。

  (二)过程纠葛

  不过,“戏剧”纵然精彩,但却并未赢得学界的“一片叫好”。事实上,早在“大幕”开启之初,有关其道德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的批判与质疑就已经响起。例如,张建伟博士就曾质疑:“‘赔钱减刑’最易招致质疑的问题就在于同罪不同罚,有违法律的平等适用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7]尽管现在看来,这种声音在当时可能并不怎么洪亮,甚至多少有些“曲高和寡”。然而,在2009年相关司法政策大体成型、试点地域逐步扩大、和解案例日渐增加之后,系统性的反思与批判开始陆续浮出水面。例如,有研究者就指出,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弊大于利:它严重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没有法律依据,缺乏正当性基础,且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刑法理念和法感情相冲突;严重削弱了刑罚的惩罚与预防功能;容易新生司法腐败;可能导致纵容犯罪,激起民愤,造成社会不稳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刑事和解容忍的底线。[8](P70-71)

  如果说上述批判尚停留于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感官层面,因而并未泛起几多“涟漪”,则孙万怀、梁根林、黎宏等一批直言赞成死刑司法控制但却在根本上反对“经由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这一进路的学者的研究和表态,无疑给貌似平静的“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之湖”抛下了几个“重磅巨石”。孙万怀教授指出,死刑适用控制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其只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无须也不应当用和解制度来做注脚。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形为和解,实为国家救助制度没有建立之前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即将国家的救助责任转嫁至刑事被告人身上。[9](P180-191)梁根林教授则通过对支撑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十大理由的证伪,进一步揭示了通过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推进死刑控制的欠妥性。他指出,从法治层面上看,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缺乏运作的法理逻辑根据,其庸俗化地理解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教条主义地理解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超越了能动司法允许的合理限度,转移了国家对犯罪的发生本应承担的社会集体罪责,而且潜藏着司法腐败的巨大危险。[10](P3-21)而黎宏教授更是直斥:“对罪大恶极的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无疑是饮鸩止渴,慢性自杀。”[11]

  与绝大多数学者对死刑案件刑事和解有意无意的“冷处理”相比,新闻媒体与普通民众对该问题的关切显然要“亢奋”得多。一个近年来并不鲜见的现象是,但凡允许公开,死刑刑事和解的个案总能成为各路媒体竞相报道的报料,而一些有心的媒体则会组织大大小小、或长或短的专家笔谈、人物专访等。在普通民众中,每一起死刑刑事和解案件经由媒体报道后,也都能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引起足够的关注,甚至引发激烈的争论。以至于死刑案件能否刑事和解这一极为专业的理论问题,常常成为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不过,与学者们对其应否并且能否承担死刑司法控制的重任的忧虑相比,新闻媒体与普通民众倒是更加关心这种“以钱赎命”的方式究竟能否确保公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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