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苏共的失败告诉中共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5 次 更新时间:2012-05-16 1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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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 (进入专栏)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不能、也不应体现在它可以违背政党活动的共同规律。恰恰相反,它的伟大在于它能够科学地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掌握规律。离开了这一点,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这样告诉我们。苏共以自己的失败这样告诉我们。和夺取政权一样,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执政既是实现目标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并非只要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一定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只注意权力利于贯彻执政党主张的一面,忽视其对政党性质和功能可能扭曲的一面,从而不愿意接受监督,往往会使政党误入歧途,失去正确的方向。

  

  如果说,政党是政治的一个谜,那么,苏共就是政党的一个谜,是谜中之谜。苏共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和政党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都是别的政党所无法相比的:它的执政,被赋予了重大的象征意义,被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自此开辟了新的纪元;它的垮台,同样被赋予重大的象征意义,被一些人看作是20世纪开始的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正是由于这种地位,使得大量通过研究苏共得出的结论,意义都远远超出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它已失去执政地位若干年,人们研究这个党的兴趣仍然不减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研究苏共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历史造成了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特殊联系,也就造成了苏共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共的特殊影响,造成了研究这种失败对于中国党的特殊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党理应从苏共的教训中得到更大的收获。

  

  苏共是一面镜子

  

  对素无民主传统的中国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从把这个舶来品移植到我国的最初尝试到现在,我国的政党政治已有一百年的历史。翻开这段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政党像苏共那样,对我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论从我们党的主观愿望看,还是从共产国际的要求看,在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对党员的要求等等方面,苏共都是我们党效法的唯一模式。对这个问题,当时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事实上苏共也不允许任何别的党创造有别于苏共的党的建设模式,不允许对苏共模式提出任何形式的质疑。

  40年代,我们党逐渐成熟起来。但革命武装斗争的环境,使苏共模式看来很适合我们的国情,因而我们党对苏共的学习也就更加自觉。如一位老同志所言: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这本《教程》早在延安时代就被列为我们党的“干部必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学到的是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值得称道的是,我们提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且在这一阶段确实结合得很好,在这种结合中,西欧的和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50年代,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党开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告诉我们,独立自主,不照搬照抄别人的模式,才能找到符合本国国情党情的新路。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在这样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唯一有强大影响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是苏联和苏共的经验。所以,建国初期,我们党再度把学习《教程》作为必修课,掀起了向老大哥学习的高潮。书中的第10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第11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第12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加上结束语,被指定为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的基本教材。不能说我们要刻意照搬苏联的经验。相反,由于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我们党主观上想摆脱苏联模式的愿望日益强烈。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回过头来看,那时的探索,在许多方面都仍然没有能够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60年代,我们党和苏共之间爆发了大论战。论战的根源,实际上是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这场论战导致了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决裂。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场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党的抗争有完全正当的理由。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面还包含了我们党想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道路的愿望。然而遗憾的是,我们采用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不但没有扬弃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反而否定了赫鲁晓夫修正这个模式的企图,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捍卫者。我们同苏共的决裂,非但没有导致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倒毋宁说是赫鲁晓夫要修补这个模式,而我们站在不容忍这种修补的立场上来反对苏共和赫鲁晓夫。这样,在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道路的选择面前,我们失去了放弃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的良机,还把这个模式的内容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从而使之更僵化、教条化了。我们从“左”的方面批判了赫鲁晓夫,这种批判的反作用力把我们推到了比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更“左”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未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为什么到了80年代,苏共、我们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改革的旗帜。同样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党和苏共在执政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惊人地相似,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观点、认识、看法和主张,也有大量的相似之处。

  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使得如何评价苏共的历史,特别是如何评价这个党改革的失败,对我们党今后改革的走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苏共,实际上也就是在分析我们自己。分析苏共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常常决定着我们选择的改革方向的正确与否。

  比如说,对和平演变因素的分析。苏联发生剧变,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无疑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党应当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甚至是作为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等量齐观的重要任务来对待?提出这种观点自有它的道理,但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往往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和平演变的因素无论怎样重要,都不过是一个外因。外因不通过内因是无法起作用的。况且,人类生存在一个地球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本来就无法避免相互影响。如果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很多适应性的变化,却避免了它的灭亡,而号称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垮掉了,那恰恰说明,这个社会主义模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连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演变都经受不住。希望别人放弃演变,如同希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放弃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是不现实的。把重点放在如何更快地发展自己上,而不是放在怎样抵制别人演变上,才是顶住演变的可靠途径。否则,演变仍然或早或迟会发生。

  又比如说,对领袖个人因素的分析。讨论党的垮台,不能不讨论领导这个党的领袖所起的作用和担负的责任。对于领袖处于非常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一点。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共产党内,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党内出现象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么可以断言,“文化大革命”中“警惕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在党内大搞阶级斗争的做法是正确的。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坚持用唯物史观,还是用唯心史观来看待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问题。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会因为领袖人物的错误而遭受曲折,但绝不会因此而垮掉。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恰恰说明,这个党是一个脆弱的党,是一个弊病缠身的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党。八、九十年代的苏共就是这样一个党。问题不在于在这个党里怎样出现了一个摇旗呐喊地领导这个党走向错误深渊的领袖,而在于他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大批有觉悟的“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会跟他走,甚至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地发展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时,这个党也无力制止他。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思考整个党的问题所在,而不是只关注一个人或少数人。

  再比如说,对改革与苏共失败关系的分析。改革诱发了党的垮台,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党不应该提出改革,或者在其他领域可以提出改革,而党本身不能改?在那些认为党本身不应该改革、苏共垮就垮在对党进行革新的人看来,指导苏共进行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都是正确的,关键是没有照着这些原理去做。因此,不需要搞什么改革,只要严格遵循基本原理,一切问题都能解决。这种思路听来不无道理,只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讲清:如果问题的关键只是照着做,是没有做好,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执政党都做得不好,而且所犯的错误都如此惊人地相似?的确,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必须对这些理论遗产的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更需要指出,真正的共产党人向来把这些原理看作是各国党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时代在发展,党面临的条件、地位、任务在变化。除了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和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政党本身的结构、活动方式也必然要随着时代和任务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变革。所以,对党自身进行改革,是所有政党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很难想象,一个政党在建立了一套与当时时代相适应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后,就等于有了一副能够包治百疾的灵丹妙药,可以一劳永逸地固守这种体制和方式,以不变应万变。用这种思维来设计党的建设,是很难避免重蹈苏共覆辙的。

  可见,苏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我们的改革,我们的探索,都应该充分利用这面镜子。

  

  怎样研究苏共

  

  本书不是要对苏共作为执政党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历史作出全面的评价。它既不是一部苏共党史,更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它的关注点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象苏共这样一个大党,怎么会在执政74年以后不但失去执政地位,而且自身也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个执政初期只有几万人、后来则有近两千万之众的政党,苏共走过了怎样的道路,竟至最后使自己落到了这样的田地?苏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从党的建设角度谈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已经不在少数。然而,要把这项研究引向深入,恐怕需要从方法论上作些反思。实事求是地说,在研究苏共的方法论上,不乏大量深刻的见解,同时也有不少误区。这种误区,反映在一些比较典型的观点中。

  例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这个党在改革中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这种“变性说”是最省力的,因为它既不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能够用最简单鲜明、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所有的问题。对于长期习惯于单向思维的我们来说,或许这种解释最容易接受。然而,事实上,“变性说”没有讲出更深层次的东西。“变性说”就如同是在说,苹果之所以会被扔掉是因为它本身的腐烂一样。它不能说明,虽然苏共改变性质导致了执政地位丧失,但除了苏共之外,改变自己性质的党还有的是,近的如东欧各国的原先执政的共产党,远的如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党。这些党并没有因为改变性质而逐渐衰落,相反许多党还因为改变了性质而获得发展,不少党还掌了权。改变性质可能会导致党的失败,却也可能导致党的新生。从这里面,我们只能看到苏共失败的或然性,而看不到它的必然性。

  又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党的领导人把这个党引到了一个毁灭的方向。因领导人的错误而导致政党灭亡的例子是有的。但是,对苏共这样一个大党来说,把领导人的错误作为解释整个党的悲剧的主要理由,就会带来一系列说不清楚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党如此大量的党员和干部面对个别人的“葬送”会束手无策?为什么号称“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党,到最后连自己少数领导人的错误都纠正不了?为什么一个有如此广泛基础的党,几个人就能把它轻易埋葬?回顾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对1848年革命失败的总结,可以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清醒。恩格斯指出:“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所以,“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恩格斯的话距今已有150多年,但对于上述我们论及的观点,却有惊人的针对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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