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煌 桂华:中国农地制度的产权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5 次 更新时间:2012-05-06 21: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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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煌   桂华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农地的集体性具有三重关系维度,即国家与农地的关系、社区与农地的关系、农户与农地的关系。这三重维度通过农地产权实践分别转化为农地所有权、农地成员权、农地使用权,从而构成集体地权的基本结构。集体地权是中国农地制度的核心内容,其与地权交易、生产组织等共同构成中国的农地制度。由于集体地权不同的结构表现,导致中国农地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实践形态。通过考察这些不同的实践形态,可以发现由结构完整的集体地权型构而成的农地制度对于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具有极高的适应性,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的基本战略问题。

  关键词:农地集体性;集体地权;农地制度

  

  Property Rights Constructing of Land Tenure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armland Collectivity

  Lin Huihuang, Guihua

  Abstract: The farmland collectivity contains triple dimensions, nam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farmland, community and farmland, farmers and farmland. Through the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practice, the triple dimensions change into farmland ownership, farmland member right, farmland use right, which form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is the core of land tenure system in China, which also contains the landownership transaction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structure performance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he land tenure system has different practical for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Through the different practical form, we can find that the land tenure system with full structural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has high adaptability to rural China which is in transform. It is the basic strategic problem of keeping China’s rural social stability to stick to and perfect the land tenure system.

  Key words: Farmland Collectivity;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Land Tenure System

  

  一、农地制度与产权模式

  

  农地制度一词来源于英文land tenure一词,意指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它是一个比地权更广泛的概念,包括地权本身、地权交易和生产组织等[②]。在国家制度设计中,农地制度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大国,农地制度的合理与否直接关涉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而产权模式则是农地制度的核心内容,不同的产权模式决定了农地制度的不同样态[③]。在中国农地制度中,产权模式主要体现为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地权,而集体地权的实践形态往往是在特定的“集体”观念之下发生的。土地集体观念和地权实践形态共同构成了农地集体性的两个层面,这是理解中国农地制度的关键要素。然而已有的研究对于农地集体性如何通过集体产权建构中国农地制度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产权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解是将其视为“一束权利”,指的是人们对于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即在合约规定的他人使用权或法律明确限定的权利之外,所有者对其资产的使用和转手的全部权利[④]。在此基础上,德莫塞茨提出产权具有“排他性”和“可转移性”的特性[⑤]。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可以概括为“权利产权”[⑥]。而“权利产权”的思路可以追溯到著名的科斯定理,即:所有权的明晰界定可以促使人们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率地分配风险和激励[⑦]。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建构都是以这一套私有产权的观念为基础的。然而,一方面所有权不能完全不要国家而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国家的引入又非常容易导致所有权的残缺,这就是所谓的“所有权悖论”[⑧]。可见,没有绝对的所有权,只有背负义务的残缺产权[⑨]。要注意的是,学者们在西方经济学意义上讲的残缺产权并没有改变私有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一个产权上只存在一个产权人,产权的残缺仅仅是一种额外的义务负担,并非增添产权人。因此,私有产权构成了西方产权的正统模式。

  中国的产权模式与西方的“权利产权”完全不同。周雪光[⑩]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产权理解为“一束关系”。“关系产权”的思路不着眼于组织的边界和排他性权利,而是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相互依赖;产权的结构被用来维系和稳定一个组织与它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概念为我们理解中国农地集体产权的社区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即集体地权关注的不是“排他性”和“可交易性”,而是社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张小军[11]区分了“契约产权”和“象征产权”,前者类似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权利产权”,而后者则是“契约产权”不充足履行而由国家或其他组织占据的那部分产权。就土地而言,契约地权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在于象征地权过度膨胀,引起地权契约减效或无效,甚至形成权力占有者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掌控权来“寻租”。象征地权是一种认同范畴的地权,是被人们认知并赋予意义的象征资本;另一方面,国家的权力也经常乘此空隙侵入进来,使得地权可能通过政治权力的强迫或者社会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由此可见,中国农民的不充足契约地权是因为土地上被赋予过多的伦理和象征意涵,而这种伦理和象征又能够生成具有独立性的产权人。象征地权的产权人是在国家、宗族[12]、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尤其在公田上,国家是最大的产权人,因此挤占了个人的契约地权。象征地权的概念为我们解释了中国集体地权中的国家性存在。申静[13]提出了“类所有权”的概念,试图以此来描述农民自己对土地权利的认知。尽管农民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土地仅拥有使用权,但这种使用权的长期性和等同于他们职业的专属性,又使得这种权利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使用权而具有了类似于所有权的特征。以“共同占有”为特征的集体产权在集体成员间绝非是“模糊”的,实际上他们基于对某种原则的共识而形成的权利分配格局总是异常清晰的。这种清晰的认知源于传统和现实制度下的“人人有份,机会均等”的成员权原则[14],这是界定中国农地产权的最基本标准。“类所有权”以及“成员权”的概念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地理解中国集体产权的非排他性特征。社会学意义上的产权观念试图将西方经济学上的产权放置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重新解读,它强调的是产权观念的本土性和区域性。无论是“关系产权”、“象征产权”,还是“类所有权”,它们都共同体现了中国产权(尤其是农地产权)上的集体性,从而区别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产权”。

  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中国集体地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所有权。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此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认为,我国的集体所有权是一种新型的总有[15],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土地) 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并且依法按照平等、自然的原则来行使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16];其二认为,集体农地所有权是一种由“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单独所有权[17];其三认为,集体所有权是“个人化与法人化的契合”,集体财产(土地) 应为集体组织法人所有,而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财产享有股权或社员权[18]。第二种与第三种观点显然与法律文本的规定有出入,而第一种观点是比较靠近的,因为它将集体地权纳入了共有的范畴。但是共有具有三种形式:总有(Gesamteigentum) 、合有(Eigentum Zur Gesamten Hand 亦称合手的共有,或总手的共有)及共有(Miteigentum亦称分别共有)[19]。这三种共有形式来源于日耳曼法,后来经过罗马法、普通法的改造,成为西方物权法的重要传统之一[20]。王铁雄[21]认为,中国的集体所有权更接近于“合有”。因为在普通法中合有系指数人平等的、永不分割的对不动产整体所享有的所有权,其中若有合有人死亡,其权利便丧失并自然地添加于其他合有人的一种共有权制度。只是中国集体地权的合有人不仅仅包括当下的人,还包括将来出生的同一社区的人。

  在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辩论中,学者们基于两种不同的土地产权模式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受西方产权观念影响极深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应当建立在土地私有产权的基础之上,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归之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并认为私有化应该成为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的和必须的选择。文贯中[22]认为按人口变化对土地进行的再分配会损害土地产权的安全、稳定性及使用效率,从而影响对土地的投资等,现行的农地制度对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和分享繁荣的目标而言已经构成制度性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一种机制使得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成为可能,就必须通过实行土地私有和土地的自由交易来完成。杨小凯[23]则从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强调土地私有产权的重要性。与上述意见相左的研究者则强调要将中国农地制度建立在土地集体产权模式之上。他们认为,集体所有基础上的土地均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上土地私有制无法解决的“人人有饭吃”的生存保障问题,而以均分为基础的家庭经营则彻底消除了传统集体所有制长期面临的团队生产中激励机制问题。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正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要旨所在[24]。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政府向村社集体和农民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让步,所换得的农村集体自我管理和农民必须自我保障的制度[25]。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安排具有相当强的合理性,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秘密和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条件[26]。主张私有化的理论和政策从根本上讲是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27],其改革方案因为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将农地制度改革引入歧途。

  中国农地制度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建立在以农地集体性为基础的集体地权之上。农地集体性包含集体观念和集体实践两个层面,他们共同型塑了当下中国集体地权的基本结构,并且决定了集体地权的交易模式和组织形式,从而生发出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农地制度。本文将考察农地集体性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将以集体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将集体性放置在农地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分析集体性是如何具体实践并通过这些实践转化为以集体地权为核心的中国农地制度。

  

  二、农地集体性的三重维度

  

  农地集体性指的是附着于农地之上的多重主体与农地之间的关系总和。从根本上讲,农地集体性是农地权益在国家、社区和农户三者之间的配置体系。这就要涉及到三重关系维度,即国家与农地的关系、社区与农地的关系以及农户与农地的关系。

  

  (一)国家与农地的关系

  

  农地集体性在国家与农地的关系中表现为国家是农地权益的最终支配者。国家可以规定统一的农地经营模式,确定其他主体在农地权益配置中的参与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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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私法研究》2011年第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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