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只向真理低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8 次 更新时间:2010-11-19 10:17

南方人物周刊  

“只向真理低头”

人物周刊:目前您最主要的工作,或者任务,是什么?

江平:现在主要的工作还是推动社会。我和吴敬琏先生在上海创办法律经济研究所,目的也是推动社会,如何真正在中国实行法治和宪政,希望能起到一些作用。包括教育方面,演讲,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我们再往前一些,1979年,你开设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在当时谈“西”色变的背景下,有怎样的困难和风险?

江平:1979年,刚刚复校,思想领域的氛围还是比较解放。过去,这种课程一般叫做资产阶级民商法,要加上意识形态。当时作为选修课程,还是比较自由。当时开这种课程的很少,一方面可能是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了解西方罗马法的也不多,老一辈懂罗马法的很多不存在了,新一代的又没有学过。我当时在苏联学过一些,还带回来一些材料,加上我们有的文献古籍,所以大胆建议开了这门课。

  

当时的风险主要是,一旦有点风吹草动,有点批判自由化思想的话,这种观点显然要受批判。当时我们讲商法,讲股份制,公司制度,票据制度,这些完全是市场经济,这种东西带有了西方民商法中启蒙的东西,学生很欢迎。

人物周刊:就您个人来讲,刚刚从22年的磨难中走出来,为何要冒险去开设这样的课程?

江平:呵呵(大声笑,沉思),我想,人总是要有一个理念吧。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左的苦头,改革开放给我们一个机遇,这本身要求一种新的思维。我当时差不多是成为了学院的副院长,负责教学,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理念,一种办学思想,也就是:法学应该兼容,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当时的选修课,老师都可以选择,很民主的,这引进了一种新鲜的空气。

人物周刊:这种新鲜空气很快产生影响吗?

江平:我们知道,在文革中,文科教育磨难最大,法学又是最甚。法学,被认为是最不需要,最没有用的东西。在左的情况,恰恰是不需要法律的,法律就是虚无。那个阶段,所有法学院校都解散了,只留下了北大。

  

经过那个法律虚无主义的时代,大家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共识:法律必须从左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必须摆脱教条主义。复校,然后恢复法律,大家希望法律必须有一个新的理念和精神。过去苏联的一套,没有人再去宣扬,逐渐淡忘了。

人物周刊 :在遭受了22年的磨难后,您对自由依然很执著,为什么?和您早年的生活有关系吗?

江平 :反右的时侯,我被划为右派,是因为我受到了自由思想的影响。我的高中是一个教会学校,后来上燕京大学,也是洋人办的,还有更早参加的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无非也是要民主,要自由。从这个意义上,青年时代,所受到的熏陶就是这个东西。

  

我这个人,在多年的经历上,造就了追求自由的性格,自由高于一切。我的一生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只向真理低头,一个是自由高于一切。

  

我常常说,人一生追求什么,最朴素的真理,嘴无非两个作用:吃饭和说话(大笑)。你仅让我吃得很好,不让我说话,这更可悲了。

“我能做的是力所能及地呐喊”

人物周刊:当时,学生给您外号,“民主校长”,您是否喜欢?

江平:我当时离职,学校有一个处长说,我们学校有的人,不愿意当红色校长,愿意当民主校长。哈哈,今天如果这两个给我来选择,我看怎么理解,如果红色校长理解为共产党的大学校长,那我说,一个真正共产党的校长,应该有民主理念,这两者不应冲突。

人物周刊:您曾说,您对民法典的很多想法被否定,您对立法的很多理念,往往也很难实现,是否经常感觉遗憾,感觉疲惫?

江平: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学者之间的争论,另一是学者的建议,不被执政者采纳。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学者最多是智囊团,学者的一些东西不被采纳,我不会强烈感觉到失落。我们提出过建议,也有对有错,这都有可能。终究,法律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判断谁对谁错。

  

学者往往从理想主义出发,更多考虑应当做到什么,立法和执法者往往是从现在能做到哪一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和立法者与学者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有时理想的东西不总是能够做到。

人物周刊:74岁了,也许应该安享晚年,但您还是到处奔走,内心的动力是什么?

江平:(沉思)从个人来讲,活动就是生命。因为是终身教授,我现在还没退休,即使退休了,要我在家过退休生活,恐怕是生命的减少,而不是增加。我很感觉到,不断讲课和活动,不仅体现了生命价值,而且是真正意义上延长了生命价值。不断跑,是一种锻炼,也说明我的思维还可以。我常考虑:我的思维有没有老化,思维有没有保守,有没有新的想法?

  

如果从大一点来说,从社会的使命来说,不必说太大的大话,无非也就是觉得,我现在所能够为社会做的还是呐喊,我现在的社会使命是呐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时间内,范围内,影响力的度上,我尽量为中国现代应该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做一些呐喊。呐喊总是能起到一些作用。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吧。

人物周刊:我想,呐喊总是要遇到苦难,您曾经是否有过犹豫,甚至要放弃?

江平:(长长叹息,沉思)以前还有,近十年几乎已经没有了,人生的路已经差不多定了,六十岁之后,差不多定了。

我是个民族主义者

人物周刊:在您生命的前19年,是民族危难和动荡时期,之后是22年的磨难,再之后26年是您生命和事业的春天,这样的命运安排,您有怎样的感慨?

江平:我出生的年代,是中华民族走到了命运的重要关头,虽然我没有参与很多救亡和抗日的运动,但从小时起,民族的患难意识很强,所以我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最重要的,我的诗集中有很多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是说,在困难中就一点希望没有,而是坚韧不拔,相信有更好的将来。中华民族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还是一个很强大很有力的民族。我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但我还是一个很强的民族主义者。

人物周刊:在极端困难之中,您怎么安慰自己?相信有更好的未来吗?

江平:一度也很失落,但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走出来。我当时想,人总不会老是这样吧,哈哈,很纯朴的想法。“总不会老是这样”,人要是这样想,就是还有希望。

人物周刊:除了慷慨陈词和四处奔走,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江平:我没有什么特别需求,房子不错。不抽烟不喝酒,忙起来茶也不喝了,很简单,走到哪儿也很随便,在物质享受上,很简单,知识分子,还是精神追求者。

人物周刊:按您的计划,还将继续奔走多久?

江平:走到哪头算哪头吧,没有倒下的话。哈哈,只要自己的身体还有这样的力量,思维还可以,应该还可以继续一些。

  

2000年以前,江平居住在政法大学教师宿舍,常常被上访者堵在门口,每月收到的求助信件达四五十封之多,感到无能为力,“也算是心灵上的一个痛苦”。

  

后来,找的人越来越多,他只好在校外买了房子,“想逃跑”。没有想到,新校长一来,不让他退休,有课的时候他就必须走大约25公里的路程回学校。

  

260平米的房子,三个客厅,正中大厅悬挂木雕门联,大幅字画,宽宽的红木桌椅,有清幽的士大夫之气。

  

另一个大厅直接通向书房,学生送的巨幅牌匾“为人师表”高高在上,奖杯、奖牌,整齐地摆放在角落。书房约30多平米,中央一张大床,床头夹着一个红色小台灯,方便看书。数百张唱片码在床边的书架上。他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最喜欢贝多芬的《命运》,“经常听,我能听到命运的声音”,说着,嘴里发出蹦、蹦、蹦的节拍声,手也挥动起来,很快就进入音乐的世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听得出来,他在演奏《命运》。

  

清晨的阳光透过桔黄色窗帘斜斜地射进来,照在他身上,形成一个光晕,静谧,柔和,这位历尽历史坎坷的老人笑得纯真而安详。我们聊天的时候,一条叫“小熊”的黄色小狗不停地在他身边转悠,拿身子去蹭他的腿,撒娇一般。

  

告别,家人开门,刚从书房走出来的江平,似乎看到“小熊”从门缝溜了出去,高声喊,“小熊”,“小熊”,“快回来”,满脸着急,扭头对家人说,“快去看看,叫它回来”。蓦然回首,“小熊”从客厅里蹿了出来,江平这才松了口气,“哦,它在,没有出去”。

  

他想起了站在一旁的记者,握握手,道别。一转身,招呼在客厅等候多时的学生、妻子,两条狗紧跟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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