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把真实的东欧告诉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4 次 更新时间:2011-07-18 15:08:22

进入专题: 金雁  

南方人物周刊  

  

  拨开迷雾,金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俄罗斯与东欧转型故事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那里很好,不用中国同志担心

  

  1991年12月25日,成千上万的人涌到莫斯科的红场上,飘扬了69年的镰刀锤子红旗缓缓降下,红白蓝的俄罗斯国旗升起,两面旗帜的悄然更替,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疾速变革。

  中国学者金雁正是成千上万目击者中的一员,与周围或流泪或欢呼的人群相比,她的心情更为复杂:那个虎视眈眈的北方邻居解体了,这多少让她舒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她有些失落,两年前的政治风暴席卷了大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她无比失望地看到,作为一种信仰,共产主义一再失败。她看到了制度的荒谬,也为苏联的覆灭感到悲凉。

  红场之后,她的人生发生了奇妙的改变。1989年风波之后,曾经的学界朋友开始走向故纸堆或者拥抱物质,她和丈夫秦晖反倒从书斋中走出,开始以自己的学科背景解释现实世界。

  1990年代初,中国问题情结成为金雁研究东欧俄罗斯问题的动力。她密切关注并亲身体验了苏东剧变和经济转轨过程,《新饿乡纪程》、《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火凤凰与猫头鹰》等著作成了国人解读苏东转轨的必读作品。

  与此同时,一份在中国发行量极大的国际新闻报纸上也会不时出现东欧几国的新闻,内容多是经济转轨如何糟糕,人民都在怀念往昔好日子,对中国发展模式无比向往,以及对美国俯首称臣、实行民主制度带来的社会乱象。

  真的是这样么?这里面的信息有多少是被过滤的?有多少是被局部放大的?金雁在新著《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里写出了另一个真实的东欧:

  前东德人民确实在抱怨——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的福利政策非常优厚,前东德的人口红利难以体现。前西德的发达企业宁肯跑去社会主义中国搞资本主义,也不到东德进行投资,结果在中国生产的德国品牌汽车比在本国生产的还要多。

  东欧几国先后经历了私有化与政治改革过程,但结果却是国内某些“消息人士”所诧异的:前共产党在第一次政权更迭后下台,没想到4年后通过选举纷纷上台,左右更替的“轮流坐庄”执政成为常态。

  东欧几国的私有化并没有出现国资被快速贱卖的结果,反倒是费时费力地在全民讨论下缓慢进行,接下来展现各国特色的私有化方案付诸实施,虽然付出了“交易成本”,但“吵在前头”比“秋后算账”有利是大众认可的,即便“民主分家”在自由言论环境下仍可能“怨声载道”,主张走回头路的论调基本上没有市场。这情况反倒不如某些国家领导一声令下,国有资产和学校、医院一夜之间全卖光。

  前共产党政权通过选举上台之后,对私有化十分卖力,绝对比右翼政党上台更积极。反倒是民主派上台之后,考虑到选票,在私有化道路上迟疑不定,看一步走半步。

  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粉丝,被一些发行量很大的报刊冠以“最后一个南共布尔什维克”、“铁托第二”、“反美旗手”等荣誉,而实际的情况是,米洛舍维奇是南共解体的最大推手、坚定的反对铁托民族政策的民族主义者,为了和美国搞好关系,甚至用美籍南侨作总理。

  国内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曾经非常看重米氏,在听金雁讲述后大吃一惊,原来受骗已久。对南联盟实际情况认识的缺乏,也让决策层对南政策产生了错误判断。最典型的就是2000年大选前,米洛舍维奇已经众叛亲离,国内许多人还认为他在塞尔维亚深得人心,以致对米氏垮台不知所措。

  拨开迷雾,金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那里很好,不用中国同志担心。

  

  注定的东欧问题学者

  

  和50年代出生的很多学者一样,上山下乡、插队、灰皮书、77年恢复高考是金雁成长的关键词。

  “文革”前夕,她的父亲,一名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在《九评》时阐发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到甘肃农村劳改。作为“黑五类子女”,金雁被剥夺了读高中的权利。新学期开学时,她眼巴巴地看着去上学的同龄人从门前走过,坐在门槛上对父亲说:“现在我真体会到了高玉宝的心情。”

  父亲对她说,我们家至少还有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你若真能读完这些书几个学校都毕业了。她先后自学了克斯敏斯基的《中世纪史》、安菲莫夫的《世界近代史》和潘克拉托娃、涅奇金娜的《苏联史》,基本上通读了《列宁全集》。

  一次读书疑惑,金雁徒步40里去找爸爸,父女俩在麦草堆旁讨论的议题是——“拿破仑战争”、“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此时,透过草帘子可以看见漫天飞雪。

  为了能多看书,在供销社期间她逢人就收集煤油票,为了可以点长明灯,她宁肯代别人值夜班巡岗。

  这样的经历或许在旁人看来不可理解,但千里之外的广西知青秦晖一定能理解。他此时正在图书馆学习那些“只给县长看的书”。对此,秦晖先生曾经对本刊表示:“读书为了免于精神饥渴;低调点说,是为求知而求知,高调点说,是为追求真理。”

  从这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学人大多有过底层生活经验:秦晖会修电机,带领老乡盖水电站;张鸣在东北的农场里精通兽医;朱学勤则一直津津乐道自己管子工的经历……底层的经历给了他们认识世界的全新角度。

  

  丈夫秦晖

  

  在中国的人文学者中,不乏夫妻双双取得极高成就者,比如钱锺书和杨绛、陈乐民和资中筠。提起现在活跃在学术一线的夫妻组合,金雁和秦晖堪称一时之选。

  1978年,金雁和秦晖同时考取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年纪最小的两个学生,毕业后几经波折一起分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9年之前,两人虽也关注现实,但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一个搞世界史,另一个搞中国史。风波之后,两个人开始认真考虑中国问题,对国外则聚焦于东欧政治经济的转轨。

  东欧剧变后的1990年,金雁正在波兰做访问学者。纷纭变化的现实和繁重的进修计划,让她纠结于“到底是读书还是读社会?”。最终来自国内的大量需求,让她决定做一个东欧转型的“现场观察者”——了解东欧转轨初始状态的机会难得,书可以回国以后补着读。她抓住一切机会到现场收集信息,在第一时间把所见所思反馈给国内。

  那时国内知识界则遭遇了经年累月的政治学习,后来有人对金雁说,听秦晖给他们转述东欧的消息成了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的动力。

  信件有时通过熟人带回国内投递,有时是从波兰、俄罗斯走国际邮件寄出,所以经常不是按写信的时间顺序收到。秦晖给金雁写信抱怨说:“每天都要开信箱去摸信,一连好几天没有摸到信了,我的手都被铁皮信箱边缘磨破了,但是还没有摸到信。”金雁后来开玩笑回忆这段经历说:“当然他不是对老婆消息的渴望,而是对东欧信息的渴望。”

  夫妻俩在学术上开始了全方位的配合。金雁精通俄语和波兰语,秦晖熟谙英语和日语,两个人的配合产生了化学反应。

  他们指出苏东的计划经济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探讨东欧几国转型选择的历史必然性与优缺点,而这些文章的立足点又都是针对中国现实。

  一次,有媒体约金雁写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文章,金雁接了任务后临时有事,而稿子才写了两段。她“忽悠”秦晖说:“我送你半篇文章啊,署名和稿费都归你。”秦晖正忙于自己的写作,懒得接“半茬子”活,但“救场如救火”,也顾不上讨价还价,熬了一个通宵后赶在排版前最后一刻交稿,然后急忙赶着上课去了。

  在下海大潮涌起的时候,身边的朋友纷纷另辟“战场”,金雁对坚守书斋的意义也曾有过动摇。她很清楚,秦晖是不可能动摇的,为了保证丈夫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做学问,她也在犹豫是否搞一搞“双轨制”。

  秦晖对她说:“别人想不明白,我们搞历史的还想不明白吗?赶去做弄潮儿绝不是明智之举,学术生涯的‘断裂’不是想续接就能续接得上的。这个时代是需要人们思考的时代,是需要坚守的时代,是要有对自己准确定位的时代。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每个民族都需要有一批‘为此准备’的人,在迷茫和困境中发出理性的声音,有‘真诚’、有‘功底’的历史叙事不是随便抓一个人就能做到的,能做到这一点,比世俗的‘成功’或‘过好日子’更有价值。”

  这番话坚定了金雁的信念,现实生活中的“难以免俗”仍时不时挑战她的决心,就像他们的朋友张鸣教授所说,做丈夫的在学术上总要压妻子一头。

  这就有了他们夫妇曾经“三次离婚”的故事:1981年底从兰大毕业来到陕西师大后,每个研究生能分一间房,学校以“你们是一家人”为由给秦金二人分了一间房,他们问校房产科,如果我们离婚了是不是就可以每人一间,答曰,可以;学校评高级职称时,系里通知指标有限,“你们家就出一个好了”。金雁问,派课、科研、指导学生怎么没此一说。答曰,谁让你们是一家子呢;90年代初,两人调入北京,一家人挤在三十多平米的陋室当中,只因为中央编译局有规定,如果配偶是副高以上职称,住房由对方解决(秦晖此时是教授,而金雁是副研究员)。

  每每遇到这种形而下的琐事,金雁就恨恨地想,你们敢这样,我们就离婚好了。可组织上知道他们伉俪情深,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他们苦哈哈过日子。

  去过秦晖、金雁家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庞杂、塞满无数书籍、乱得无处下脚的地方,他们常说,人生最大的不幸在于一辈子的13时间都在找东西。常常是一个人结束一项工作处在松弛的“调试期”的时候,另一个人正在“全力以赴”阶段,使得两人时常会因为对方扰乱了正常思维而拌嘴,“神仙眷侣”也会遇到现实问题。

  金雁认为亏欠了家人没当好主妇,她总试图露一手厨艺给秦晖改善生活。面对做好的一桌子菜,她信心满满地问丈夫,我做的饭和食堂比怎样啊?得到的总是一句“漫不经心”的回答,“不就是下不下楼的区别嘛。”

  谈起这些形而下的生活问题,女主人金雁说:“钱多当然不烫手,没钱的日子不也过来了,我就不信在200平米的豪宅里与没有桌子坐在床上、爬在案板上写的文章有什么区别。”

  记者正和她讨论“转型正义、社会公正”这些宏大命题,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她看了看号码,冲着电话嚷:“马上就回去啦,马上给你们做饭去。”

  女学者飘然而去。

  

  对话金雁

  

  人物周刊:东欧转型期间,曾经的共产党在第一次政党轮替后,纷纷通过选举重新执政,而作为老大哥的俄共却一直没能上台,甚至逐步边缘化,为什么?

  金雁:首先,东欧共产党和苏共不一样,它们不是原生态的,基本上都是二战后苏联扶植起来的,在共产党之前,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更久远一点,比如在匈牙利,共产党也比社会党晚了40年。他们都基本上是在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由共产党兼并了社会党。现在基本上这些党通过改名重建,又回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来了。

  转型之后的东欧左派政党不强调跟传统共产党的对接,而是与欧洲历史上传统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对接、与社会党国际对接。民众认为这是“改过自新”的左翼党,是更加人道、更加符合欧洲精神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党派,当然可以上台执政。

  再有,共产党执政那么多年基层网络最健全、组织结构最完整、执政经验最丰富,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基本上这几轮选举,每次都是右派这边重新组合,但左派那边还是前共产党的那些人。他们政治人物处事低调,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左右轮流坐庄的状态下自然就被选上了。

  其次,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剧变之后,是那些反对派在“整”前共产党人,其实往往是共产党内反戈一击者整自己人最厉害,原来体制内的人却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与体制的决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整共产党更凶、更内行。

  东欧民间反对派都是草根阶层,他们一来具有“道德优势”,犯不着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二来没有“喝狼奶”的传统,并不深谙残酷的党内斗争那一套路数。到最后看来,还是“党内的同志整起人来有一套”。

  俄共在叶利钦时代一度很有起色,普京上台以后俄共在外部打压和内部斗争中每况愈下,像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从原来的五十多万下降到十几万人,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原因。久加诺夫说,“我们党致力于恢复时代的继承性、时代的联系。”他的最大的矛盾在于又要继承俄罗斯传统,又要继承苏共的衣钵,而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

  俄共现在每况愈下和它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有关,死守着“民族主义”这张最后的“王牌”,这是俄共在困境中无所选择的选择,但是现在这种民族主义和斯大林时代的民族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用以掩饰大国衰落,是民族支配感的支撑和凝聚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金雁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285.html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