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对《苏联解体我的解读》的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0 次 更新时间:2012-05-04 10: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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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 (进入专栏)  

  

  我得到了肖枫先生馈赠的新作《苏联解体我的解读》。读过汗牛充栋的各种大小文章之后再看肖先生的这部倾力之作,真的有一种眼前一亮、不吐不快的感觉。这大约是因为肖先生的许多观点我颇认同的缘故。

  

  用什么研究方法

  

  肖先生的著作,突出之处在于它强调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这是切中要害的。研究方法确实重要。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就大不相同。当然,从理论上说,方法就是方法,无所谓好坏优劣。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往往因为使用的方法有异。若是得出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十有八九是因为方法使用不当。对于分析苏联解体这样一个有着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事件,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它实在是一个通过独特的方式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典例。

  肖先生有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观点。他强调,苏联解体问题虽然政治性强,但它首先是“史论”而绝不是“政论”。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这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这里的所谓“政论”,就是先确定自己的立场、观点,再根据需要,“像‘搓面团’似地对历史进行改编或裁剪”。而与之相对的“史论”,则是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解释历史,论从史出。我们没有必要讨论“史论”和“政论”孰是孰非,但具体到苏联解体,恐怕真的有个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的问题。因为苏联解体不是一种想法、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像地震、火山爆发那样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一段鲜活的历史。

  “政论”的取向用到这里,简略地讲,就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取向。抽去了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有时只是一种标签。先标上标签,再根据标签来论是非,很像是巫师的做法:给稻草人贴上符咒,尔后一厢情愿地把它当做真人来收拾。不能说这里面一点道理都没有。相反,许多事实证明,心理暗示对人的行为确有很大影响。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对待历史。遗憾的是,在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掺杂了太多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更遗憾的是,我们还常常以为这便是立场坚定的表现,并引以为荣。我们在苏联身上有太多的情感寄托:它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我国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抗时对我们施以援手的国家,它代表着人类最进步的事业,等等。它被抬高成一种标志和象征: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于是,它的垮掉,便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便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便是资本主义复辟、红旗落地。其实,这种论断,形式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因为,如果真的把苏联的实践当做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如果那个领导国家的党真的是代表未来的党,它如何会既拼不过帝国主义,也拼不过民主社会主义,党和本国民众的关系竟连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也不如?在这里,我当然不想简单化地把苏联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假社会主义,苏共是假共产党。毕竟,就整个民族而言,探索是真诚的,付出是巨大的,党本身也没有非脱离群众不可的主观故意。但有一条可以肯定: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成功,这个党和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显示的形象,也落差巨大,而且恐怕相差不是一星半点儿的距离。

  强调它的历史性,就应该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把握它的发展脉络和逻辑,讲究前因后果、左右联系,而不是割裂开来、孤立看待。苏联解体作为一个过程,有许多“拐点”,每个拐点都有它自己的逻辑,都和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离开这些逻辑和环境去思考,认识往往会出现片面性。

  所以,把每种原因都摆在应有的地位,恰当地评估它们的作用,才能对问题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得到比较贴近历史本身的看法。肖先生用“齐白石画虾”来生动地描述他对方法论的思考。我很赞赏其中试图表达的一些思想:一方面,应当把握住大的历史脉络,而不被细枝末节所纠缠;另一方面,对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原因进行梳理,摆好它们的位置,既不能对重大的深层次的问题视而不见,满足于追究历史细节,也不能反过来无限夸大其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喧宾夺主。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倾向,正是我们今天所应取的。社会科学中一个再简单的问题都应该用复合的方法来研究,这是稍许有点研究基础的人都知道的常识。遗憾的是,在我国,这个常识,居然连一些跻身思想库的学者也忘记了。

  “合力论”还是“重点论”

  

  研究苏联解体,人们往往会因关注点不同而侧重不同。有人强调其错综复杂性,强调苏联解体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较量形成的结果;有人特别关注某些因素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突出强调这些因素比之其他因素有更具决定性的意义。前者可称为“合力论”,后者可称为“重点论”。到底应该强调合力,还是应该强调重点,尤其是该强调哪个重点,研究者们基本是互不相让,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

  对重点的关注,本来就不应与合力论相矛盾。合力论强调的是多原因,但绝非把这众多原因同等排列,而是要探究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各种原因所起的作用不相同,才构成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合力论和重点论是完全可以打通的。因为只要有重点,那就肯定有次重点、非重点。承认这个前提,就需要说明重点为什么重,次重点为什么次,非重点为什么不是重点。因此,把各种因素分成重点、次重点、非重点,这本身就已经是在分析各种原因之间的关系,也即分析合力了。区别只是对这些轻重的看法上存在差异。这种区别,一方面和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有关,例如研究经济的人肯定特别强调经济没有搞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研究民族问题的人肯定特别强调苏联民族矛盾的爆发是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研究制度的人肯定特别强调苏联模式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等等。另一方面,它和人们对现实中存在问题的解读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现实中的问题如何排列,又和人们的认识程度紧密联系着。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研究者强调的重点相互之间之所以会有矛盾,甚至显得难以调和,有时恐怕不是因为研究者用一个重点来否定其他人的重点,而是所谓重点是不是真的重点。并非所有重点都有道理。在我看来,从实际出发、通过对实际的研判找到的重点,和从书本出发、通过概念推导造出来的“重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重点。两者之间不是孰轻孰重之争,而实在是真假重点之争。这两种“重点”之间,是无法统一的。

  譬如,当有人说,苏共领导人的错误改革思路导致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因而认定它是一种叛变行为,客观上出卖了苏共,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对重要性的判断不同,可以作为一种“重点论”来对待。但是如果有人说,苏共失败是一小撮人有预谋、有计划的叛变,听起来好像是说,戈尔巴乔夫等人还没改革前就憋了一股劲,一门心思要把苏共搞垮,其中一个预期目标就是自己的总书记当不成了,总统被废了,宁肯失去这些,也要把苏共搞垮,似乎这些人还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名誉、地位换来复辟事业成功的高贵品质。这听起来不像是在贬低,倒实实在在是在颂扬,怎么琢磨也像是天方夜谭。

  其实,这样看待这类“重点”,并非我的发明。早在160多年前,就有一个伟人这样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所以,“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这个伟人,名叫恩格斯。

  

  苏式失败是党的问题抑或是制度的问题

  

  把内因作为主要原因,这在大多数思维正常的人,已是无疑的了。

  我的重点:同意把党和制度作为重点。还要加一个看法:在这两个重点中,制度有更重的分量,是重点的重点。党的问题也是在制度设计上有问题。

  一个党,一个制度,这样的区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们不是一对范畴。把“党”作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个元素,与之对应的就应该是国家、社会;把它作为组织来看,与之对应的就是社会组织。这样来看,把它和制度放在一起,语焉不详。

  其实,改革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任何社会都有转型的问题,而且任何社会转型都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案例。从专制制度转向君主立宪制,英国成功,法国、中国不成功;由分裂转向统一,德国、中国成功,等等。中间有大量的因素在起作用,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

  

  《苏联解体我的解读》,肖枫著,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来源: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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