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地方重现类“文革”现象，有人甚至发出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以至于人们顿生疑惑：悲剧真的会重演吗
“文化大革命”过去36年了。那不仅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场悲剧，也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然而，近些年来，在人们对那场悲剧记忆犹新、铭心刻骨的同时，一些地方重现类“文革”现象，有人甚至发出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以至于人们顿生疑惑：悲剧真的会重演吗？
偌大中国社会，芸芸众生中有人企图重蹈覆辙、卷土重来，不足为怪。问题在于，如果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某些人的“文革”主张会不会成为现实？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制度弊端是“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承认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起来的。揭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甚至策划的；发动“文革”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他多次修改的；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下令登报并广播传遍全国的；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是毛泽东亲手写下的；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一手支持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示，是毛泽东作出的；展开“全国的全面阶级斗争”的号召，是毛泽东发出的……总之，从“文革”初期，直到“文革”末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无一不是毛泽东主导。党内外一批激进派、野心家和各色投机者固然是“文革”的基本政治力量，但是，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倚重，这些人不可能那样兴风作浪。
“文革”既是一场矛头对准党政军元老和各级官员的政治动乱，也是一场挑起民众自相戕害的人道主义灾难。据官方统计，在这场运动中，直接受到诬陷、迫害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有425人，受到迫害的达727000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4274人；包括受牵连者在内，全国上亿人受害，占全国总人口的九分之一。问题在于，一个拥有一大批党政军元老和几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一个人口八九亿的大国，为何无人能避免这场延续十年、株连亿众的政治动乱和人道灾难？
仅从毛泽东个人寻找答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决议”就曾经指出，如果仅仅归咎个人，是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易肃清，种种历史原因又使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未能制度化、法律化，或者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这一结论表明，制度的弊端才是“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
1949年以来，中国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其特点是纵向逐层收权，而各个层级的权力又集中于“第一把手”，最终集中于领袖个人，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这种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缺乏分权，不能形成制约和平衡机制。整个体制的运行，从决策到实施，主要取决于领导者个人。领导者个人意志，可以左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部门的政策走向和实施结果。一旦领导者个人意志出现严重偏差，除非领导者个人做出调整，执政党领导集团以及各级组织因为不能加以制约，很难及时纠正。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人为的政治和社会灾难，从“反右”到“大跃进”，概莫能外，而“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走到极端罢了。1970年1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斯诺说过一句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他不会想到，这句被他反话正说的话倒是一语中的，经典而形象地点出了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弊端。
集权型体制，从根本上说，与人类文明主流、与建设宪政国家的理念和目标背道而驰。宪政的本质，说到底是还权于民；而政府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它不能享有超出于公民整体权利之外的任何权力，更不能凌驾于公民之上。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文化大革命”中，公民权利更是受到严重侵犯和损害甚至被剥夺。无论精英阶层还是底层草根，多少人在这场浩劫中被抄家、批斗、殴打、关押、下放、劳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致命丧黄泉，上演了难以计数的人间惨剧。
惟有政改才可解忧
1980年8月，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访问邓小平，她不无顾虑地问道：她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邓小平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就在这个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设想和主张。他在阐述主张时，特别说道：“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显然意有所指。
32年过去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能说毫无进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设计过改革政治体制的蓝图。但是，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滞后的。原有的一些根本弊端，比如邓小平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远未解决；他所列举的那些表现和危害，诸如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还是相当普遍。至于距建设法治国家、全面实现宪政的根本目标，更是有着相当远的距离。也就是说，产生“文革”的体制性基础尚未完全解构。近些年来一些类“文革”现象沉渣泛起，一些“文革”遗老重出江湖，一些“文革”遗少摇旗呐喊，一些少不更事者忘情跟风，更说明“文革”仍有一定的土壤和温床。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人们，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愈来愈有紧迫性。如果不及时提上日程，不仅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不保，公民不能真正行使权利，而且社会将倒退，退回到“文化大革命”也未必完全不可能。 ■
特约作者韩钢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