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培红:告别左右,让中华文明重归长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8 次 更新时间:2012-04-19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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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培红  

一·社会变革的十字路口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就业扩大的主力军,但劳动力市场整体的供大于求,社会就业的不充分导致了劳动的异化。

在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一个35岁现象,对刚毕业的大学生说“你有工作经验吗?”,而对有工作经验的人却又说“年龄35岁以下”,“民工荒”并没有改变这一社会现象,知识型劳动力本是劳动力市场的精华所在,然而这些人就业都困难,更不要说缺乏学历及技能的民工了,“黑砖窑奴工”虽然是个例,但劳动的异化则是普遍存在的。

民工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民工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就越没有价值,民工的产品越完美,民工自己越丑陋,民工创造的对象越文明,民工自己越野蛮,劳动越需要力气,民工越无力,劳动生产了尊贵,但为民工生产了卑贱,劳动生产了智慧,但给民工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从表面上看,劳资关系似乎是平等的,谁也没有强迫谁,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老板”,做为有产者在一无所有的民工面前具有天然的优势。由于劳动力市场整体上供大于求,老板们可以从容的选择和等待,而民工做为无产者经不起等待。明知道自己签订的劳动合同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要签订,明知道工作有毒有害危险他还要去工作,因为他一天不去工作,就一天没有生活的着落,甚至连温饱都成了问题,因此民工饥不择食。

在今天异化的劳动不仅存在于民营经济体中,还存在于我们的公有制经济体中。在劳动力市场整体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如果想要与民营企业进行市场竞争,企业只有把黄世仁式的干部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只有置劳动者的死活于不顾,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还有一些国有企业为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直接盘剥本企业员工,而是把企业中毒、险、苦、累的工作交由“民工队”去完成,从而实现“一个企业,两种制度”。

当劳动走向异化,人们以辛勤劳动为耻,好逸恶劳为荣。当劳动走向异化,市场的竞争机制成为了一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机制,“黄禾起膘马,有钱始做人”,而这直接摧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共道德体系。

起来!不愿做民工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一词指的是被奴役,被压迫,有着阶级苦,血泪仇的穷苦工人,即今天中国社会中的民工,而所谓的民工、农民工其百分之二十是由城市贫民构成的,而这其中又有百分之十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当新时期的无产阶级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当全心全意依靠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坚持、高举、理论创新实质沦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阳奉阴违,这种状况使我们党面临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四个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精神懈怠是因为信仰的虚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个抽象和空洞的概念。能力不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利器,或者说其无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社会伦理上的支持,脱离群众是因为理想与实践的尖锐对立,消极腐败是因为实践中我们用阳奉阴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滋生和培养了一大批阳奉阴违的领导干部,虽然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区别是什么?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马克思主义本身只是西方文明极端主义的产物,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历史的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今天早已沦为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落后文化的前进方向,官僚特权阶级利益的代表。

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不适合中国,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一套同样不适合中国!

孔子认为;一个人大是大非上对了,小是小非上也对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圣人。一个人大是大非上对了,小是小非上错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人才。一个人大是大非上错了,那么这个人的其它就不用看了。

马克思主义在大是大非上错了,或者说过时了,所以他的其他就不用看了。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严重伤害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伤害了民族的自尊心,民族的自豪感,或者说强化了民族文化的自卑感。

独特的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身份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蔓延到文化领域。

在中国当代的大学中,有为数不少的教授、学生持全盘西化的态度,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出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没有前途,而这种现象离不开政府的主导。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中国共产党应该更名为中华复兴党,“我们绝不改旗易帜”,我们就无法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阳奉阴违,党的先进性建设只能是空谈,而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只能倒退,文革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全党必须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改革只能前进,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当在改革的征途中前有狼后有虎之际,只能发扬我党我军迎着刺刀上的精神,主动迎接挑战与变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不仅要争取胜利,还要敢于胜利!

二·民族崛起的文化基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中国自宋以后,为蒙古所灭,又于明为后金所灭,中国近代对西方文明不加辨析的仰视,对中华文明不加辨析的反复批判,这种状况使得文化中国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已经陌生到了无知的程度,唐代时由长安流传到日本的相扑,很多中国人竞认为那是“日本的相扑”,而所谓的日本刀不过是唐刀的仿制品。

中国汉唐及当代日本对儒家的理解源自荀子对于孔子的理解,诸如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个“儒”准确的说是荀子,董仲舒本人的学说不过是荀子学说的巧妙翻版,所实现的同样是儒法合流,汉宣帝说;“汉家本有制度,本以王霸之道杂之”, “王霸之道”即儒法合流。对道家{《道德经》《庄子》《周易》}的理解源自韩非子对于道家的理解,即“以法释道”,中国史中称其为“打着道家旗号的法家”,日本的“神道”就从属于这一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霸道”日本思想家删除了其中的“权术”部分,经过重新商标注册,即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即日本今天的公务员精神。

国人一再抱怨日本人学去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却不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何物!中国的教育只教会了人们记忆,却没有教会人们思考,自国都迁离长安之后中华文明迷失了自我。

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权力失去监督必将导致腐败”,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于人的行为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是不可能的,荀子的礼制其作用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人性如何实现自我约束,即提升国民的素质与修养。

纲举则目张,纲:渔网上的总绳,目:渔网上的眼,提起渔网上的总绳一撒,所有的网眼都会展开,提起渔网上的总绳一拉,所有的网眼都会收紧,社会管理中会有许多问题,但提升公民的素质修养是社会管理的“纲”。

荀子是汉唐儒学的代表,朱熹是宋明及清后期儒学的代表,荀子与朱熹对于孔子,对于礼的不同理解,就如同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如同白天与黑夜的差异。

荀子依靠对君子的敬仰,对小人的批判来实现人性的自我约束,从而提升人的素养的,日本人喜欢称人为君,即《荀子》中的君子,日本人的素养由此而来。

君子;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劳苦之事争先,享乐之事能让,端正诚信,奉公守法而又明察事理,走遍天下,即使困于蛮荒之地,人们也没有不尊敬和信任他的。小人;蛮横而又性情虚伪,劳苦之事就偷奸耍滑,畏缩逃避,享乐之事就死皮赖脸毫不退让,并且卑劣放纵而不知检点,走遍天下,即使小人得志,人们也没有不厌恶和轻视他的。

君子容易结交但难以侮辱,容易恐惧但难以威胁,害怕是非但不逃避为正义而死。

君子安闲而血气不衰,劳倦而精神不懈。喜不过奖,怒不过罚,是因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

君子耻于自己没有信用,而不耻于不被信任,耻于自己没有德行,而不耻于被人污蔑,耻于自己没有才能,而不耻于不被重用。

意志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左右金钱,小人被金钱所左右。利少而义多,为之,身劳而心安,为之,良农不因天旱不耕,良商不因亏本弃商,君子不因贫穷而放弃原则。

社会公民道德的重塑需要弘扬荀学的耻感文化,今天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中国人不是少数。

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而君子是执法执政的根本。有完备的法制而贪腐成风、民怨沸腾的情况是有的,有君子而贪腐成风、民怨沸腾的情况至今还没听说过,孙子的兵法并没有失传,但孙子不能保证后世的将军都百战不殆,《唐律》并没有失传,但唐太宗不能保证大唐世世代代都称王天下,法制本身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所以说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而君子是执法执政的根本。有君子法制即使简约,也足以管理一切,没有君子,法制即使繁琐,也会因为执行力度的问题,或者失去先后施行的顺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而足以造成社会管理上的混乱。

荀子认为;法治与人治必须统一,单纯的法治或者单纯的人治都是片面的,这个问题两千年以前人们已经争论过了,而今天人们还在争论。

荀子是唐代时的圣人,唐太宗本人更是荀子的粉丝,荀子的“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曾被唐太宗反复引用,荀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从而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不因亲旧关系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甚至是政敌而舍贤才,因而使全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都能为唐太宗所用,而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的年龄、学历、户籍、关系背景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人能力的发挥。荀子的礼制认为;君子应该是诚实正直的,不服从领导而有利于领导的言行谓之忠,服从领导而不利于领导的言行谓之谄,服从领导而有利于领导的言行谓之顺,而中国当代社会对忠诚的理解仅仅是对于领导者无条件的顺从,中国社会之所以迎合型干部多,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忠诚的哲学。

在荀子忠君思想的影响下唐太宗的属下皆正直敢言,勇于任事,有一次唐太宗下令修建洛阳乾元殿,张玄素上书谏止,认为现在国力不如隋朝,如果劳民伤财动工兴建那么唐太宗那不是就连隋炀帝也不如了,虽然唐太宗不服,经过辩论唐太宗最终听从了张玄素的意见,停止了这项工程,并且称赞张玄素敢言,赐给绢五百匹。

诚实、正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最为重要的品质,诚实、正直养成了个人或者集体的能力才会得到最大的发挥,虚伪如果养成习惯,个人或者集体的能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荀子成为圣人的唐代,唐的声威远播四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今天的日本人和唐代的中国人一样要么是由衷的赞美,要么是直言不讳的批评,我们对此已经感觉到陌生和不习惯了。

有些人说中国人素质低,为什么唐代时中国人素质高呢?孔子认为;政府好像一个盆,人民好像水,盆是方形的,水就是方形的,盆是圆形的,水就是圆形的,所以说国民素质是由政府所决定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个人利益决定个人判断,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判断,人性中追求自身进步,自身生存条件改善的人之常情即人的发展权,或者国家的发展权是不容否定的,发展从属于公共道德,所以从属于“礼”,而朱熹的“礼”一贯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一贯否定个人或者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追求利益是不道德的,这种状况使得道德为个人与国家所轻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异化为道德的沦丧。

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制只有与个人或者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溶为一体时,道德或者法制才会有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人们也才会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当利益与道德溶为一体时,人性好德如好色。

朱熹说过很多话,有些当然是对的,但朱熹在大是大非上错了,所以他的其它就不用看了,把朱熹吹捧成圣人的宋王朝积贫积弱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

人之生固小人,没有礼制的引导,法制的约束,人性只能唯利之见,又遇社会变革,沾染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于是小人更加渺小,卑劣的本性更加卑劣,小人可以做君子,但小人不愿做君子。今天小人们的心灵如同他们只知道吃喝的嘴巴和排泄的肛门,安知大局整体,安知廉洁耻辱,安知恭敬辞让,安知道德公义。

人之生固小人,人先天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损人利己的,人的善良需要礼制的引导,法制的约束。人之性恶,尤如水往低处流,是不由自主的,人之性善,尤如水往高处流,水何以能从一楼流到十楼,其行为完全来自环境的约束与引导。而政府亦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当它的行为失去约束,当它的权力失去竞争,它就会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方便,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当社会还没有到犯罪高发,人民揭竿而起的地步,它就不会反省自身的腐败,政治权力处于竞争状态,政府热衷于启民智,而政治权力一但陷入垄断必将滋生政府的愚民意识,封建主义指的是处于垄断状态的政治权力,而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当代日本及欧洲不少国家都有皇室,我们为什么不称其为封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处于竞争状态的。

什么是封建主义?一切为处于垄断状态政治权力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封建主义的,封建主义这个东西中国有,西方中同样有。

1945年7月,黄炎培等5名国民参议员应邀访问延安。访问结束临行前,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先生有何感想。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的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完后,肃然回答道:“任之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只有在政治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才会有民主,人民才有条件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有人说在政治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有导致国家分裂的风险,那么康有为先生的君主立宪制可能更适合中国,即建立起一种英国、日本式的政治体制,皇帝只是民族团结和道德的象征,并没有实际的权力。

关于劳资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领导者应该以爱护、公正的态度对待属下,下属应该以忠诚,尽职尽责的态度对待属上,即君仁臣忠,在企业内营造一种家庭式的社会氛围,即日本企业管理文化中的所谓的“团队精神”。

关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荀子认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尊敬是一样的,而实际情况是两样的。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便为不肖,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是戏虎也,人如禽兽就是社会的垃圾,戏弄老虎则十分危险。

也就是说对于周围的人,先不要考虑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如何,首先需要的是对他示敬,你尽可以有自己的好恶标准,但在与人相处时个人内心的感受都不应该表露,因为在两个人以上的公共场合,需要的是公共道德,而不是个人的一己私德。

关于家庭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两贵不能相使,两贱不能相事,数也。人与人的平等将会使社会丧失效率,一个家庭如同一个企业,一个军队,其组织关系必须有主有从,如果大家都完全平等,谁也没有权力命令谁,其结果只能是一群缺乏效率与和谐的乌合之众。

二战前后欧美、苏联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因为战争,及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其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而本身这一地区地广人稀,必须让妇女走出家庭以支持战争,及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多生孩子的妇女政府予以多种福利及补贴以鼓励其生育。自称为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1920年才承认妇女拥有选举权,所以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成就的产物,而不是其自由与人权的产物。中国和欧美相比,由于人均经济总量偏小,人口过剩,在劳动异化与妇女解放之间“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必须制定限制妇女就业的政策,妇女更适合回归传统的社会分工—家庭之中。当夫妻双方都在工作中疲于奔命时,试问谁来照顾家庭?并不是全社会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雇个保姆的!

对于知识第一是学习,第二要怀疑,第三要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唯此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唯此知识才能为我所用,唯此人才能成为知识的主人,否则人将沦为知识的奴隶。

今天的日本,劳资关系和谐,家庭关系和谐,吏治清廉,环境友好,社会公平,实践中日本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荀子为日本社会提供了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支持。

韩非子认为;“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即使在今天像美国这样的强国发动战争,像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弱国只能光着屁股挨打,国家强大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国家弱小别人就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我们。

贤人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纣为天子则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持,而贤智不足慕也。

孔子见到鲁昭公要下拜,不是鲁昭公的道德使孔子下拜,而是鲁昭公的权势使孔子下拜,如果鲁昭公光有道德而没有权势孔子是不会下拜的,在道德与权势之间人性首先屈服的是权势,而不是道德。

人性为利益所引诱,为权势所屈服,唯物主义通俗的说就是有钱有势,有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指的是经济先进,有势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指的是军事强大,一个国家经济先进,军事强大就能在国际政治的斗争中赢得主动,反之则很被动。今天的中国只知道经济先进,而不知道军事强大,这是不符合韩非子的科学发展观的。

中华文明自宋以来的衰落实质是法家哲学的衰落,如果说儒家是民族的血肉的话,那么法家是民族的骨头,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不能光有血肉而没有骨头。蒙古也好,满洲的最初也好,近代的西方列强也好,今天的世界头号霸主美国也好,它们所信奉的是以实力服人的法家类哲学,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实际是西方法家哲学的崛起 。

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的思想在历史上成就了汉唐,在今天成就了当代日本,193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中国的十倍,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终于于2010年勉强超过了日本,这还是依靠十三倍于日本的人力,二十五倍于日本的土地及资源取得的成就,而且刚刚超过日本就面临着发展的可持续性。有人会说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受到过美国的支持,那么试问1937年谁在支持日本?有人说二战后的日本放弃了军备,一心一意搞建设,那么试问1937年日本有没有军备?如果非要说有人在支持日本的话那么也只能是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是荀子、韩非子给予了日本大国崛起的精神动力。

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果不能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繁荣与成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作者邮箱:changpeih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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