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面对强权和悖谬的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5 次 更新时间:2005-01-03 15: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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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哈维尔和昆德拉仍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大约1957年,19岁的哈维尔申请报考表演艺术院的电影系,正是当时在那里任教并深受学生欢迎的昆德拉(26岁)推荐了他。此番申报当然没有成功,原因是哈维尔来自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很长时间内,不难想象,哈维尔一直处于深深的被排斥在外的感觉之中,这是那个美丽而动荡的地区几乎所有人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的感情——一个弱小的人(民族)面对强大的、结成同盟的对手。卡夫卡曾经出色地描绘过它,另外还有哈谢克(1883-1923)、霍拉巴尔(1914-1997)等,他们将此再三表述为:“荒谬”或“悖谬”。于60年代初在布拉格新出现的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崭露头角的哈维尔从他的前辈作家尤其是民族与时代精神中汲取了这种东西。作为一个年轻的剧作家,他在沉迷于当时欧洲正在风行的贝克特、品特、尤耐斯库等人作品的同时,创作了一系列贝称之为“捷克的荒诞派戏剧”:《游园会》(1963年上演)、《备忘录》(1965年上演)、《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年上演),身处其境的布拉格观众正好具有领悟这种东西的出色能力,于是它们引起很大反响和获得成功。差不多二十年后,哈维尔回忆当时的情景道:荒诞派戏剧有一种能抓住存在于气氛中的东西的能力,如果在他之前这种戏剧不存在的话,那么他也感到一种冲动要把它创造出来。老实说这种戏剧给人们提供的并不是任何希望和安慰性的东西,而只是提醒人们是如何生活的,甚至以一种比较残酷的玩笑的方式告诉人们,他们目前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哈维尔身上还有另外一种成分。他自己将此称之为“荒诞的理想主义”。也就是说,尽管意识到事情荒诞的一面,但这并不妨碍他仍然按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对待,坚持正常的和严肃的行为方式。用我们熟悉的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然在哈维尔那里没有那种体验中的悲壮(“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甚至把这解释为对荒诞的进一步理解:在一个基本上是不可理喻的环境中,追求生活的意义,这种行为本身即具有巨大的荒诞性;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越是经历荒诞,感受那种不可思议的气氛,正是由于他不断地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引起的。在如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追求意义更为荒诞、更为令人迷惑不解的吗?他几乎是抱着巨大的荒诞心情看着自己是如何严肃工作的。这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荒诞即虚无”、“即“意义的取消”完全不一样。“有意义”和“荒诞”只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哈维尔说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他的性格。1968年8月苏军入侵时,他和朋友及妻子在捷克北部一个叫做利贝雷次的小城“抵抗”了一周,“如果我能把那称为抵抗活动的话”,他又补充道。他废寝忘食,不亦乐乎地每天写一篇评论,送往当地广播电台;并且给各种各样的区委(党的区委、国家委员会的区委、民族阵地的区委)起草大篇的宣言,通过街头的高音喇叭向人们广播(一个在布拉格写作让人在剧院从头笑到尾的剧作者!)当然他们最后还是输了,不得不回到布拉格。在一次类似全国作协最高会议上,当人们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聚会时,决定起草一份向全民交代的遗嘱般的东西,表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的立场。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他和另外的两个人很快退到电影俱乐部的一间小屋里开始草拟。在这种庄严得近乎悲哀的气氛中,他突然想起他的一个达达主义朋友在附近的一个美术馆这天举办开幕式,并且早就邀请了他,因为这个朋友喜欢哈维尔用跑了调的嗓门唱他们的爱国歌曲,以及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吟诵他们的古典文学。哈维尔假称要方便一下转身来到大街上,溜出去参加了那个开幕式。此番他的演唱和吟诵更有震惊四座的气势,他作为一个滑稽角色大获全胜。但他没有陶醉于这种成功而忘掉自己的使命,他又匆匆返回那间小屋,参与那份悲哀的历史性文件的起草!这两件气氛彻底悖谬的事情如此穿插在一起,哈维尔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容随着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程度变得越来越严肃,那么他就会很快地变得僵硬,成为他自己的雕像,这么一个雕像是不可能再去写出一篇历史性文件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想坠入这种严肃性不能自拔而变得荒诞之极的话,那么,你必须对自身的荒诞和微不足道保持清醒的认识。甚至如果没有这种认识(保持距离),那么你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其严肃意义。人类行为只有基于人类对自身短暂的清晰认识,才会变得真正重要起来。真正的意义只有从荒诞中看到。

  

  从他的“荒诞的理想主义”出发,哈维尔提出两个属于他的独特的理念:“生活在真实之中”和“反政治的政治”。在当今的世界上,这几乎完全是两个堂·吉诃德式的命题,在某些人看来,它们不切实际到了不值得一哂的地步。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就指名道姓地取笑过前者,他通过其中最“轻”的一个人物萨宾娜之口说道:“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撒谎,只有在远离人群才能做到。……萨宾娜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秘密但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受……相反,这样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实之中。”(《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昆德拉不会不知道哈维尔提出这个命题的具体语境,他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于玩世不恭了,但是这丝毫也不构成对哈维尔这个伟大命题的任何削弱。事实上在这个地区所能提出的任何命题都不能不是悖论的,即它存在十分明显的易受攻击和讽刺的地方,否则则是没有力量和针对性的。“生活在真实之中”基于这样一个普遍的、公然说谎的事实,哈维尔通过分析摆在商店橱窗里完全是一条不起眼的标语而清晰地揭示出来。一个蔬菜水果店经理在他的洋葱和胡萝卜中间安放了一条标语:“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实际上要和这世界上的什么人、什么东西相联系?他的热情真的有如此之高,使得他感到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想让别人了解他的这个念头?他是否有过那么一刻,去想想这种联合将怎样出现,以及它的到来意味着什么?哈维尔的回答是:绝大多数这种经理从来也没有实际地思考过摆放在他们自己橱窗里的这种标语,他们从未关心过这种东西的语义内容,因此,它们不是用来表达经理们的真实想法的,该标语是由单位领导将它和洋葱、胡萝卜一起批发下来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张贴是没有意义的,仅仅是一桩被动的和不自觉的行为呢?其实不。这种张贴传达出来的另一个十分明确的消息是:我,水果蔬菜店经理某某,住在这儿,借贵方一块宝地,并知道我应该干什么。我的行为符合人们期待我的方式。我是无可指责地和可以信赖的,我是服从的,因此我有权平安地留下来。做我的生意。但是他不能把这个实际上的真实想法大声说出来,而要隐藏在一条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标语背后。这样他的生活就断裂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一层是这个人的实际生存,他的切身利益和欲望,包括他某种程度的担忧;另一层是他用做挡箭牌的那种东西,对这种东西他一天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却堂而皇之地把它据为己有,弄得其他人都无法找出他的破绽:“我想要联合这个世界上应该得到同情的那部分人,这难道有什么过错?”说这话时,这位经理已经有一点不知羞耻了,他不仅曾经用什么将什么伪装起来,而且他还伪装成他没有伪装过任何东西。如果这时候有一位妇女走进该商店,问她看见了什么她会怎样回答?哈维尔继续分析道,她会告诉你今天有没有西红柿和菠萝,却压根儿没注意那条标语。原因很简单,也许这位妇女于一小时前在她自己的办公室里刚刚挂上了一条同样的标语,于是她对眼前的这条视而不见,心照不宣。然而正是在她的这种漫不经心背后,更为深广的东西由此暴露:人们到处张贴这种不着边际的东西,是在承认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背景或规范,是在接受这种东西作为背景和规范的意义,是允许自己的生活被侵犯。对于每一位张贴者来说,他不仅是做他自己“份内”的那件事,也是在给他周围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以他自己的卷入提醒别人也去做同样的事情,一道来参与这种看似无害的游戏,一个总的“自动整体”和一个个局部的“自动整体的工具”便得以形成。不同地位的人只是卷入了不同的层次,发明和玩弄游戏的人反过来又被游戏本身所控制,越来越多的人被弄得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真相。对此,哈维尔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生活在真实之中”、“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

  

  “反政治的政治”听上去便是那么自相矛盾、不可思议,许多西方人也为此感到十分困惑,经常拿这个问题去烦扰哈维尔本人。概括地说,这个思想表达的是,与一般人们不免将政治理解为“权力的欲望和操作”、“政治阴谋及手段”乃至武力不同,哈维尔认为,真正的政治,配得上这个名称的政治,是为你亲爱的人们服务,为你的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刻的基础是良心和道德,政治应该从属于人类良知,它是一种为全体人民的责任。因此,政治家或从事政治的人不应只是冷漠的犬儒、虚荣、无理、粗卑的人,恰恰相反,一个有良心、有道德感、谦虚并且不贪图权力的人最适合从事政治。哈维尔本人的经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有一个很幸运的优越条件,即在他自己的“众多坏品质”中,恰恰没有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和爱好。因此在从事政治生活时,和那些最终想抓住权力并牢牢不放的人相比,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有可能不纵情于手段的行为之中。作为一个颇有成就得剧作家,他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活跃于辩论、组织签名、起草和发布宣言的活动之中。1975年,哈维尔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剖析了在普遍地沮丧、悲观的情绪笼罩下的捷克社会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尤其是道德危机,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事隔十多年后拿这样的问题询问捷克当代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哈维尔的那封信“充满了愚蠢的高调”,“完全不懂真实的生活”,“完全是堂·吉诃德式的”,这样的人是否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便是傻瓜?还有,后来的那些好事是怎么叫他撞上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对我们有些启发:1977年,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一起发起了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其中包括起草一份有关人权监督的宣言,而这份宣言不止一个执笔者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对外公布它们的姓名。因为在参加这个运动的所有人看来,他们都不过是在尽公民的义务,没有人你认为自己是在扼住历史的喉咙、骑在历史的背上创造“历史”,乃至要在“历史”上面镌刻下自己的大名。从自身的良知出发同时也意味着较少考虑行为的成败与否,仅仅因为那是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而去做。1968-69年间哈维尔和昆德拉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公开激烈的争论,昆德拉指责哈维尔德做法为“激进主义和好出风头”。即使从我们这个遥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当中仍然不免有人认为哈维尔的行为方式是愚蠢的和笨拙的,但如今这个世界的不幸也许正在于以聪明者、识时务者自居者太多了。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第五章“轻与重”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久无联系的儿子和一位编辑来找他,递给托马斯一张关于赦免所有政治犯的联名请愿书,希望他在上面签字。“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扯来扯去,结果托马斯还是没有签。哈维尔也曾指名道姓地分析过昆德拉的这个细节,托马斯的立场被看作昆德拉本人立场的体现。哈维尔指出小说中的这次签名基于现实中一次真实的签名活动,此事弄得执政者非常反感,有好几个签了名的人迫于压力又收回了签名。理由和托马斯一样,他们认为这样做就不了任何人,只会激怒政府。而实际上,后来当政治犯出狱之后,他们都说,那篇请愿书使他们感到巨大的满足。因为在人们普遍表现淡薄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会有人想着他们,公开站在他们这一边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更进一步,哈维尔分析道,将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行为都看成愚蠢的,仍然是习惯于从“上面”(从“胜利者”一方)看问题,这样的人不会同情其价值在若干年后才显示出来的任何行为。但正是这一次次被视为“冒险”、“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行为,才使得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得到一步步改善。哈维尔说这话已是1988年,毫无疑问,当时捷克社会及政治越来越宽松的状况进一步印证了哈维尔的论断。尤其是我们将这些看作哈维尔本人立场的又一次出色阐述,它们当然都是深具魅力的。

  

  但是,联系昆德拉小说的上下文,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哈维尔这次对昆德拉的批评。理由是,不管托马斯作出怎样种种令人迷惑的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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