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黄家亮: 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及其破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4 次 更新时间:2012-04-05 15: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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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黄家亮  

  

  摘要: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一个新命题。要破解这一命题,必须在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进从发展理念到具体体制机制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本文提出,从理念上看,要摒弃旧式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从管理体制上看,要将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以形成更好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从机制上看,要构建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机制、创新政绩考核机制、民生资源整合机制和民生事业的社会参与机制。

  

  关键词:无感增长;有感发展;新型现代性;社会管理科学化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经济奇迹与社会危机并存的独特发展阶段。要保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塑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并创新社会管理和民生事业的体制机制,从而促进社会成员的“有感发展”,避免“无感增长”。

  

  一、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从“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近几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仍然强劲有力。但是,如何普通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增长带来的实惠,则是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新命题。

  

  (一)国富民强:中国社会转型的经典命题

  

  国富民强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追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经典表述。近代以来,我国由盛而衰,泱泱大国陷入了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空前危机之中。惨重的历史教训,使得“落后就要挨打”作为一种集体意识被嵌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在这一背景下,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并找回民族的尊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之下,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始终是将“国富”放在第一位的,而“民强”被作为“国富”的必然结果。

  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富”与“民强”是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两个目标。一般来说,“国富”是“民强”的前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是谈不上普遍意义上的“民强”的。这也是过去一个多世纪,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始终将“国富”放在首位的原因所在。“民强”也是“国富”的支撑条件,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普遍富起来了,这个国家也就真正强大了;反之,一个国家强大了,但其大多数老百姓却没有真正富起来、或者说大多数没有享受到与国家的财力水平相匹配的生活品质,那么这个国家的“富”和“强”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国富民强”的科学理解应该是:国富则民富,国强则民强;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

  

  (二)“国富民弱”与“无感增长”: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新格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中国奇迹”[2]。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更猛,在短短的几年中,GDP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强国;而到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达到 1.33万亿美元,日本同期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位居世界第三,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这些指标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然而,近些年来,另外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得的实惠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不成正比例,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相反,人们感受到的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的冷漠无情,价值观开放多元时代里的分歧纷争,社会分化加剧情势下公平正义缺失,社会重心下移情况下民生举步艰难,滥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部门关系的越位错位缺位虚位,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居民安居乐业,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强,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甚至相当多成员有“被增长”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

  

  (三)发展的幻象:“无感增长”及其后果

  

  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对于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破坏作用。

  首先,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这个社会、特别是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信任感。而一旦认同感、信任感削弱了,无论政府做什么、说什么,都难以被社会成员从“同情式理解”的角度去赞赏、去宽容,而往往会毫无理由的成为被质疑、被挑剔,甚至被讥讽的对象。即使是对某一群体有利的政策,也容易被该群体从负面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接受,造成政府动辄得咎,非常被动。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就会出问题。

  其次,它会造成社会成员普遍的弱势化。长期的“无感增长”,使社会成员感觉到对自己、对社会都丧失信心,感觉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改变自己的现状。近几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一些在人们看来属于社会精英的强势群体也纷纷感叹自己正在陷入“弱势化”,“弱势心态”开始在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蔓延[3]。这实际上就是“无感增长”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哀莫大于心死!”一旦这种弱势心态演变成为绝望情绪,种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人肉炸弹”就会出现。

  再次,从长远来看,“无感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特别是土地资源)。即着重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通过压低土地等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者的报酬,来降低商品成本,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本文第一作者曾将这一发展阶段概括为初级发展阶段[4]。这一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大都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限制进口(特别是从中国)而扩大内需,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受到了限制。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必须从扩大内需入手;而要扩大内需,必须首先保证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并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总之,社会成员“无感”的增长,只不过是沃勒斯坦所说的“发展的幻象”[5],看似发展得很快,实际上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是对发展的异化,用马凯同志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负发展的增长”[6]。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进从发展理念到具体体制机制在内的全方位创新。

  

  二、重建生活世界:以人为本与民生为重

  

  要走出“无感增长”困境,首先必须突破旧的发展理念,重新确立生活世界的首要地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民生为重。

  

  (一)发展主义、现代性与生活世界

  

  “无感增长”是近代以来开始盛行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意识形态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所谓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7]在发展主义看来,经济的增长高于一切,一切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经济更快增长的方式来解决,发展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正如沃勒斯坦所批评的那样:发展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又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了的重要问题。[8]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展主义”的盛行是旧式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回首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社会发展历程以及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就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了满足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人类选择了以掠夺自然界的初级要素资源(土地、矿产、水等)作为聚敛财富的基础,生活世界被摧毁了。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经济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科层体制、规则体系等系统世界随之日益健全,“物”的世界,一片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社会分裂、社会疏远、社会冲突、社会压抑、社会冷漠等如影随形的缠绕着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使得“人”的世界趋于“异化”。社会进步即意味着代价,社会丰裕也意味着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始终相依共生。所谓风险化社会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反过来,人们也被迫以风险方式来应对风险社会。循着这条轨道,人类与幸福的愿景渐行渐远。这就是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旧式现代性的必然后果。[9]

  正是基于对旧式现代所造成困境的反思,本文第一作者提出了“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共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是一种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现代性,使现代性最终向人类自身解放的目标回归。[10]对于人性回归和生活世界重建的倡导是新型现代性理论的题中之意,也是我们对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人的命运的回应。

  

  (二)新型现代性视野下的“无感增长”及其突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也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展开的。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遵循的是典型的旧式现代性和发展主义逻辑。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发展的目标是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摆脱贫困状态。第二,发展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其它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11] 这种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但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限的初级资源。第四,参与发展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12]

  正是这种旧式现代性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使得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成员“无感增长”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要走出“无感增长”的困境,从深层理念来看,就必须得摒弃旧式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按照新型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的理念,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谓“以人为本、民生为重”,就是要始终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的需求的满足上,要真正把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联系起来,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为了老百姓生活得更加有品味、更加有尊严、更加有幸福感而增长。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科学化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说到底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不合理、不科学,没有形成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氛围和现实。要矫正这一现状,最重要的就是要构建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体制。这就涉及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13]。所谓“社会管理科学化”主要就是使我国的社会管理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社会管理的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并使它们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社会成员,造福于民。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努力满足群众的愿望和需求。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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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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