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贪婪的代价——评《莱西蒙台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5 次 更新时间:2012-04-03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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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20世纪前三十年英国文坛上曾有过这样一个小说家,他的名字现已鲜为人知。文学理论家只偶而提及他,而且通常是在谈到他的文坛对手维吉妮亚.吴尔夫时附带地给他一点这样的荣光。在英语文学批评界,他总是被人当作一个只关注外部世界,对人的心灵世界不感兴趣的写实主义者来看待的。更糟糕的是,他是个法国迷,是法国19世纪写实主义小说的钦慕者和移植者,于是他又被当作法国写实主义小说家在英国的尾巴。新一代小说家如吴尔夫、劳伦斯等兴起后,他被目为已经过了气的“爱德华时代人”。他的最重要的影响也的确产生在国王爱德华在位的那十来年。他就是阿诺德.贝尼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

本章要讨论的《莱西蒙台阶》(Riceyman Steps, 1923)是贝内特的重要作品之一。它的命运与作者相似,甚至更可悲。因为它之所以被逐入旧货仓库,不仅因为受贝内特“写实主义”美名的牵连,而且也因为诸现代主义经典作品的光彩过分灿烂,使它本有的光辉隐而不见了。《恋爱中的女人》发表于1921年,《荒原》发表于192年,《达洛维夫人》发表于1925年,《通向印度之路》发表于124年。事实上,整个20年代是现代主义的高峰期。《莱西蒙台阶》之所以命运多蹇,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部出自通常被认为是写实主义小说家的现代主义作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象征的大规模运用及这种象征样式的含蓄性,而20、30年代一般读者乃至批评家对小说中的象征远不如现在这么敏感。1

《莱西蒙台阶》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贝内特在这部小说中用象征手法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忧虑;以现代寓言的方略表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殊死斗争;塑造了一个现代吝啬鬼形象,藉此揭示了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之不合法;推出了一个极现代意味的仆人形象,以示无产阶级已登上了政治舞台,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拯救文明于水火,贝内特最后抛出了一个救者医生形象。可以说,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莱西蒙台阶》都堪称现代主义文学的一朵奇葩。

有证据表明,写《莱西蒙台阶》时,贝内特正竭力摆脱“过时”的写实主义者形象,企图与吴尔夫和劳伦斯一类“新艺术家”一比高低。在1923年9月写给安德烈.纪德2 的一封信中,贝内特说:“我马上就要发表一本叫《莱西蒙台阶》的小说。届时我将寄一本给你。地点:伦敦。类型:realiste。当然是过时的罗......我们这边有几个年轻气盛的小说家, 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以取代巴尔扎克的形式。他们没有成功。我也在尽力而为之。我几乎就要成功了。当然,我会坚持不懈地干下去。”3这封信表明,贝内特像当时许多作家那样, 正在进行某种文学实验。他要向年青一代作家显示,他贝内特虽然五十六岁了,但作为小说家的创作生涯还远未结束。他之所以称《莱西蒙台阶》为“realiste”和“过时”,既是一种自嘲,也表达了对流行看法的不满。

尽管《莱西蒙台阶》在许多方面与贝内特的早期小说大相径庭,它仍然保留了法国写实主义小说影响的许多痕迹。例如对肮脏阴暗的城市环境极为详尽的描绘,对肉体和心理上的颓废状态的着迷,以及烘托出一种幽闭恐怖的恶梦般氛围,家庭内部的矛盾便在其中紧锣密鼓地展开。这些都是法国写实主义者和贝内特本人前期创作的共同特点。《莱西蒙台阶》对吝啬鬼和仆人心态的描写,也是法国写实主义者和贝内特本人的共同特点。4 因此,在写《莱西蒙台阶》时,贝内特并没有完全抛弃他的创作传统。这些传统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作“realiste”甚或“过时”。这意味着,贝内特写给纪德的信中的语气只是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然而贝内特之把这些传统和主题置入《莱西蒙台阶》的艺术实践,尤其是置入对象征手法的结构性运用,则标志着他艺术生涯的一个新开端。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那些“新艺术家”发出不服老的挑战的。

应当指出,贝内特并非像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只知道作“摄影式”的纪录,不知道使用更为含蓄的手法。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方来的年青人》( A Man from the North, 1898) 中, 他就以极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把石印油画“科洛登之战”5 挂到主人公拉奇在伦敦寓所的墙上,以此暗示拉奇的文学追求的最终破灭。在《五镇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 1902)中,“修道院”之作为重要的一章的章名便构成了一个讽刺性极强的意象。正如在《欧也妮.葛朗苔》里那样,安娜的未来婚姻生活将像“修道院”一样,没有爱情、没有意义,只有枯燥乏味。在《老妇谭》(Old Wives' Tale, 1908)中, 弥漫在贝因斯一家厨房里的幽闭感预示了康斯坦丝未来生活的庸碌无为。在同一小说中,五镇的马拉有轨公交车幽默地反衬出当地居民偏狭的沾沾自喜。6 但在这些较早的小说中,象征的使用是有限的,局部性的,而在《莱西蒙台阶》中,象征的使用则贯穿在整部作品中,并且具有主题和结构上的重要意义。

《莱西蒙台阶》是以下面这段描写开场的:

1919年一个秋日的午后,人们可以看到在莱西蒙台阶那宽广的缓坡上, 一个微微跛脚,没有戴帽子的人正在上坡。 莱西蒙台阶位于克拉克维尔这一城市大工业区的中心,起于君王十字路,止于莱西蒙广场。那个人身材适中,不胖不瘦。稀疏的头发已开始由黑变灰,但肤色仍然很好。在灰黑小髭和短而尖的胡须上,两片红彤彤的嘴唇显示着令人惊诧的生命活力。至于年龄,他一定四十出头了。那人一定能够理直气壮地说,他正当壮年,正可以大干一番。他身着一套简朴素雅的深灰色西服。这西服他晚上一定是小心翼翼地折起来,以免弄绉。与它相配的,是一个浆过的白色低领和一条把衬衣前部全部遮住的黑色领带。衬衣袖口一点也看不见。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旧皮拖鞋,擦得亮晃晃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聪明、有教养、和蔼可亲,事业上正春风得意。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那双充满“情感”、7 闪烁着晰晰光芒的小眼睛。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发现这里有关主人公外表和精神状态的所有细节都是虚假的。亨利.厄尔福沃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除了脚有点跛以外,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正当壮年;他正值兴旺发达。他的“生命活力”、“春风得意”和丰富“情感”之印象为他渴望得到对维奥莱特.阿布的爱情所进一步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对克拉克维尔过去的怀旧追忆所进一步加强:“那时,这里是一片流水淙淙的草地,到处都看得见能健身治病的泉水、井水和溪水。溪流两岸耸立着磨房和女修道院。还有贵族老爷和太太,还有那张罗上演宗教神秘剧的教堂执事。”8 这里的厄尔福沃德是个普普通通、受人尊敬的专售旧书的书店主。在小说开始后不久,作者只用了十分模糊的语言来暗示厄尔福沃德的真实性格:他不使用防水布来遮盖摆在户外待售的书;他与他所爱的女人讨价还价;他还有一种“激情”,而这“激情”过了很久以后才被加以说明:那就是一种极端意义上的吝啬。

通过一种和缓而富于耐心的叙事节奏,贝内特逐渐摧毁了读者有关厄尔福沃德的全部积极印象,用生动、逼真的笔触刻画出了他内心深处的堕落景象。但只是在相当长一段叙事时间后,这种堕落的恐怖深度才被揭露出来。吝啬鬼不是别人,正是厄尔福沃德这个在心理上贪得无厌地占有,在生理上顽固地自戕自虐的矛盾混合体。体面、康乐、富足的外表下隐藏着不可逆转的道德腐坏,这腐坏最终将把厄尔福沃德引向彻底毁灭。他那“红彤彤的厚嘴唇”和丰富的“情感”到头来将以彻底的爱欲枯竭而告终,以基本人类素质的完全否定而告终。9 在更广阔的意义上,20年代初的西方社会便尤如厄尔福沃德其人。表面的平静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这危机若得不到克服,则文明不可能延续,而将像厄尔福沃德那样遭受灭顶之灾。这,便是《莱西蒙台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

但厄尔福沃德并非是故事里唯一的吝啬鬼。维奥莱特.阿布也显示了强烈的悭吝性情。她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作厄尔福沃德的女性对偶。故事开始后不见便可以看见她的这么一幅画像:她具有一双明亮、快乐、闪烁发光的眼睛,浑身上下散发着“生命与能量”。10无论是厄尔福沃德还是维奥莱特都仿佛具有丰盈的爱欲。然而,他之所以对她着迷,并不是因为她具有活力或“生命与能量”,而是因为她具有多少与他等值的内在气质。尽管她表现出丰富的外在活力,尽管他似乎对此十分欣赏,但他很清楚:“假如她是个阴沉的女人,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一回事”。11显然,《莱西蒙台阶》的爱情主题和吝啬鬼主题是紧紧捆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厄尔福沃德对适合他品质的女人的洞察力被这一发现所进一步证实:维奥莱特之俭省乃至悭吝不亚于他自己;在欺骗女仆埃尔西方面,她甚至大大超过了他自己。由于埃尔西不会做最简单的算术,维奥莱特骗她接受了一年二十镑工资的条件:二十镑在她看来是很大一笔钱,况且她不知道用五十二周来除以二十镑。就这样,厄尔福沃德对维奥莱特的爱情为后者具有“一切素质”这一发现所加强。12贝内特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建立在冷冰冰的金钱本能上的浪漫关系注定要产生爱欲上的“跛”,无论厄尔福沃德的面色多么红润,无论维奥莱特有多少“能量”。

与厄尔福沃德式的恋爱相呼应的,是他所独有的那种毫爽和殷情。这种素质与他那虚罔的女性气质观完全吻合。由于舍不得花钱买结婚戒指,他便把维奥莱特前夫阿布先生送给她的戒指卖掉,用这笔钱为她买了一只新戒指,并骄傲地宣布在这桩卖买中,他赚了六先令六便士。厄尔福沃德特有的男性气概还有进一步的表现。为了给新娘一个“惊喜”,他十分得意地将一个又大又重的保险箱当作结婚礼物送给她。作为一个意象,这只保险箱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它同戒指和埃尔西被欺骗之事件一起,被揉进了故事的总的象征框架中,强有力的表达了这么一种思想:在厄尔福沃德的世界里,基本的人类需要屈从于一种虚假、堕落的价值观,一种最终只能导致生命的消减乃至毁灭的价值观。

应当指出,尽管贝内特是社会进步的鼓吹者,一生都抨击着愚昧和偏狭,尽管他早于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替当时在英国仍不被接受的法国印象派画家大唱赞歌,13为劳伦斯、乔伊斯这些起初颇遭非议的“新小说家”辩护,甚至在经济上接济他们,但他多多少少表现了对旧时代的依恋情绪。送保险箱场景不能说不带有这样的含义: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总是与生命的保障和延续相联系(尽管这在《莱西蒙台阶》中只是一种隐约、间接的联系)的,但在布尔乔亚厄尔福沃德身上却退化成一种扼杀爱欲、否定生命的畸型行为,甚至可以说象征性地转化成一个用于窖藏占有物的冷冰冰的金属装置。更糟糕的是,这种窖藏行为是一种自在自为的行动,亦即其自身便是目的的行动,而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这样的目的。当然应考虑到贝内特这种讽刺的根本原因是对现代文明危机的思考和忧虑。对一个既不信仰共产主义,又看不见另外的理想景观的人来说,把封建主义的过去作为批判的参照系,是一种很自然的做法。在此意义上,厄尔福沃德在小说开始时对“修道院”、“贵族”、“磨房”和“宗教神秘剧”等的怀念便不能仅仅看作对他本人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讽刺了。这种怀旧情绪多少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故事开始时主人公那幅精细的画像便是以贝内特本人为模特的。既然人物外貌可以以自己为原型,人物的思想活动要彻底摆脱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思想倾向,也是困难的。

与厄尔福沃德夫妇相对照,女仆埃尔西被描写成一个“强健硬朗的少妇,身段丰满、个子高挑,一举手一投足都表明她生来就能胜任各种体力活。她那么无拘无束,那么有气力,这些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的双臂和胸部长得极好。头发是蓝黑色的,眼睛是深蓝色的,嘴唇的曲线妩媚动人。那张脸长得方方正正,但很文静。她的眉毛老在额头上皱起来,那张大嘴的角老是往下耷拉着,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做事情极其认真......但是她面部器官的翘曲并不太明显,因此不会给人以不愉快的感觉。”14这幅肖像给人勾勒出一个浑身散发着力量、生命和圆整感的青年妇女。随着故事的进展,读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埃尔西执行了众多复杂的象征功能。尽管维奥莱特和厄尔福沃德的婚姻后来证明毫无结果,甚至以彻底毁灭而告终,但毕竟埃尔西使他们的恋爱乃至结合成为可能。她不仅是维奥莱特-厄尔福沃德世界的创生因素,而且也是这个世界的救助和稳定因素。例如她冒雨把拉斯特医生请来,为患病的厄尔福沃德夫妇诊断治疗;住院的维奥莱特马上就要动手术时,她富于建设性地提议厄尔福沃德给妻子写封慰问信;当厄尔福沃德的家经历着最后的危机时,是埃尔西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埃尔西绝非像英国文学评论家约翰.卢卡斯所说的那样,是个“为其强烈的帮佣本能所支配和迷惑的”奴性十足的仆人。15

埃尔西代表着与厄尔福沃德的书店幽闭的黑暗恰成对照的朗朗光明:“每天清晨,她将生命的气息呼入萎糜不振、黑暗笼罩的房子,使它重新焕发活力,把它由一个黑暗、无意义、无反应、死一般的牢房再度变成一个舒适的人类居所。”16埃尔西也构成与T.T.莱西蒙旧书书店的普遍寒冷刚刚相反的温暖意象。在“楼梯平台”章里,她小心翼翼地提议把壁炉火生起来,而这火是主人出于吝啬而不愿意生的。后来,在维奥莱特为说服患病的丈夫住院而作的无望的斗争中,这火成为孤苦无助的维奥莱特的温暖“慰藉”。17甚至埃尔西让女主人额外地剥夺她一整夜时间(这对她特别珍贵,因为那天晚上是她恋人乔过生日)而仅得到“一片火腿”和“六便士加班费”18这种情形也不是简单的温驯、屈从,因为维奥莱特以这么少的价钱换来的关于厄尔福沃德的信息后来注定要在他们的婚姻乃至生命上索取高昂的代价,正如这部小说的总体性象征框架所表明的那样。

当维奥莱特在故事开始时只能眼巴巴地幻想得到“男性指导和保护”时,19埃尔西却与她的工人阶级同类乔热恋着。他们的恋爱以生命力和自发性为特点:“她把他紧紧搂住,胸抵胸地触着他......她从他的伞下接受尽可能多的保护......她已不是做杂活苦活的女佣,她突然间已变成了一个天外来客”。20后来,即使乔不在,他也是她精神上一把有力的“伞”,而婚后的女主人公却只有一个面色苍白、慢腾腾、冷冰冰的厄尔福沃德作她的“伞”。他至多只能算一把心理和肉体上的破伞。

如果说埃尔西在维奥莱特-厄尔福沃德联盟的形成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那么这个联盟的延续则更依赖她了。厄尔福沃德夫妇之所以雇埃尔西作全日制女仆,是因为她既“便宜”,又“可靠”。在厄尔福沃德与维奥莱特举行婚礼那天,埃尔西充当了所谓“女祭司”,张罗安排了整个结婚仪式,因为厄尔福沃德了为省钱,“不落俗套”地把正式结婚仪式取消了。当他们全神贯注地打量那绝无仅有的结婚礼物----保险箱时,新婚夫妇暂时忘记了埃尔西的存在,但她却没有忘记他们:“她站在楼梯高处,左手拿着一包东西,右手藏在背后......突然居高临下地伸出右手,从一个纸袋中抓出米粒,撒到中年的新郎中年的新娘身上(这是英国婚俗)。那撒米的动作,她是以一个慈祥、和蔼的女祭司主持必不可少的庄严仪式来做的”。21当然,埃尔西还为新婚夫妇准备了一只“本真”的蛋糕。这蛋糕被郑重其事地切开,新郎新娘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们重返青春,像年青人那样不惧危险、疯狂、荒谬地放荡人生。他们出丑失态,但对此却觉得无尚骄傲,无尚荣光。这蛋糕是对存在的威胁。它像大理石一般致密耐久,像蜜糖一样甘甜芬芳,像宇宙之谜一样神秘玄虚。它仿佛不可攻克、不可征服。它似乎比刀剑和葛利炸药还致命。可是他们向它发动了攻击。幸运的是,他们俩都不知道消化不良的内在含义。当亨利拿起最后一快蛋糕时,维奥莱特像小孩子一样呼喊起来:‘嗬,只再吃一小快!’她双眼燃烧着炽热的火,弯下腰从亨利手中的那块咬下一小口,一个没有人听得见的声音在亨利的灵魂深处喊叫着:‘我活得多畅快啊!’”22 在这里, 新婚夫妇展示了他们“红彤彤的厚嘴唇”和“生命能量”的强大力量。但从接下来的故事情节看,狂暴的“攻击”触发了厄尔福沃德所笃信的“既不给也不取”的信条。23这一诫条的轰然坍塌,也就是搅乱了他的伦理世界那源于停滞的病态平静,打破了那岌岌可危的腐坏平衡。平稳打破的直接后果是厄尔福沃德的“消化不良”,这在后来又演变成胃癌。象征美好祝愿的蛋糕最终却带来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厄尔福沃德夫妇爱欲的枯竭、婚姻的消解和最后的毁灭。因此,埃尔西不仅是创生厄尔福沃德-维奥莱特联盟的媒介,而是彻底摧毁这个联盟的动因。

婚礼蛋糕场景中的饕餮意象也构成了小说总的意象体系的中心意象。它有助于贝内特逐步揭示厄尔福沃德夫妇道德腐坏的致命深度,有效地阐明贯穿整个故事的种种对比:建设性与破坏性、爱欲丰盈和爱欲枯竭,以及本真无邪与堕落的老练。它也有助于阐明主人公“既不给也不取”的信条和埃尔西相反的信念和实践。前一种态度使生命停滞、泯灭,后一种态度使生命繁兴、延续。在“消化不良”之借口的有力支持下,厄尔福沃德“恢宏的激情”(即吝啬)奔腾驰骋起来,将他迅速载向无以复加的生理上的自我否定,使他在拒绝吃牛排和拒绝住院的“战斗”中连连获胜,直至落入毁灭的深渊。24但他至死也未能领悟到自己的一生毫无意义可言,他并没有真正活过,他的生命只是一只为窖藏而窖藏的保险箱。在1919年这个动荡不安的年头,在他看来,一切都不真实,都不可靠,只有紧紧锁在保险箱里的黄金是个例外:“要是大路对面沃那大街上那些家伙得逞,一张五镑钞票还买不到一条面包......这种事已在其他国家发生了,也会在这里发生。那时,你(维奥莱特)拿你镶了金边的证券能干什么呢?......但我告诉你,有一样东西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谋杀等毁不掉的,它永葆其价值。”25这里,厄尔福沃德谆谆教导维奥莱特所指的东西是他锁在那保险箱里的黄金。后来,他的死也发生在黄金这“坚不可摧的堡垒”旁边。

正如保险箱被紧紧锁住,T.T.莱西蒙书店的状况也同样是封闭的。这仿佛患了幽闭恐惧症的书店由一个心态腐坏的人统治着,但贝内特之将它设置于故事中,却不仅仅是为了描写一个吝啬鬼及其两奴隶。这书店有着“如画般的别致外观”。由于处在适当的口岸,它给四周“破旧不堪、肮脏颓坏”的环境“增添了魅力”。26书架上放满了无数“被监禁、被束缚、被剥夺了空气、阳光和运动的书籍,毫无希望、逆来顺受的书籍。”27这种封闭的心态又总是与道德的颓坏相伴随的。内在腐坏在书店所拥有的大量灰尘中得到了外在体现:“蓝黑色的窗帘滑落下来,释放出一块块厚厚的尘云”,而“电灯的瓷灯罩披上了一件厚厚的灰衣”28。由于主人的珍爱,灰尘怎么也除不去。维奥莱特给丈夫的结婚礼物便是对书店进行一次大扫除。虽然这一礼物十分奇特,但与丈夫给她的礼物相比,则是不落俗套的。可是无论她与埃尔西多么“按时”打扫,灰尘的积聚依然“不可抗拒”。

在这里,灰尘具有结构和主题上的意义。扫不清、除不尽的灰尘是对它表现极大关注的书店主人的表征。厄尔福沃德在妻子和埃尔西用吸尘器打扫书店时显露出难以名状的惶惑和焦灼,本来应当带来新气象的大扫除却起到了刚刚相反的效果:它打破了书店封闭的宁静。虽然本质上腐朽不堪,但书店仍然能够吸引美国顾客鲍尔什前来买书,这当然也是接受书店主人的欺骗和羞辱。鲍尔什不仅来一次,而且来第二次、第三次,因为书店“有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对他买,还是不买毫不在乎。是书店那可诅咒的冷漠在精神上击败了他,从而保证了这令人惊诧的旧体系的胜利”。29在这里,旧书店是与“真正的古代血液”连接在一起的。它与世纪初年亨利.詹姆斯笔下的旧欧洲如出一辙,是旧大陆文明的微缩,与美洲新大陆的生命活力、开放性和乐观主义恰成鲜明对照。所谓“宁静”只是腐朽实质的虚假外观,一经戳破,便原形毕露,不可收拾。这就是店主人在大扫除时所表现的那种惶惑焦灼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厄尔福沃德代表了旧制度和旧习俗,所以打破旧状态对于他来说必然意味着“和平”与“安宁”的终结。主人身上流着的“古代血液”与旧书店扫不尽的灰尘有着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厄尔福沃德只有在灰尘的肮脏霉臭中才活得畅快,而灰尘也只有在他的珍惜下才可能保持扫不尽的魔力。

与厄尔福沃德-保险箱-旧书店之组合意象恰成对照的,是埃尔西其人。她总是开放的。她为女主人牺牲了用以庆祝恋人生日的时间;她自愿(当然不乏其他动机)为卧病不起的主人请来医生,因此她的开放性就是她的主动性和无私性。如果说她在与主人的关系上的乐于给予是有所保留的,她对自己的同类乔则表现了一种几无限度的忠诚。更重要的是,虽然她总是乐于给,她同样也乐于取。她是一个充分满足自己生理欲求的健康人。只要感到饥饿,她总是本能地偷吃主人家的食物。厄尔定沃德出悭吝而拒绝吃的鸡蛋成了她的滋养品。为“激情”自我所控制的厄尔福沃德拒绝吃的牛排成了她生命的贡礼,而且这贡礼不仅具有生理意义,也具有精神意义:“她仔细打量了那块牛排。只吃一口,不超过一口!......出于好奇,她把牛排拣了起来,可眨眼间它已无影无踪。牛排似乎并没有下到她的胃里去。它裂成千万个细小碎片,像火焰一般贯注到她的每一根脉络。它比白兰地更带劲,比香槟酒更能激发灵感和激情。从这一刻起,牛排变成了一只怪蛇,向她展现恶魔般的魅力,使她神颠魂倒,不能自制。”30在这里,现实主义的贝内特已成为超现实主义的贝内特。尽管他的语气不无诙谐,但对自然本能的歌颂却是热情洋溢的。这种歌颂赋予埃尔西以某种超验的意味,使她的自发性反衬出厄尔福沃德式道德观和社会观的致命扭曲,这就是:对生命本能的否定。

“吃”主题在“午夜”章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这里,为饥饿驱使的埃尔西简直是仪式般地亨用了主人的干酪、冷土豆和一小块面包。“吃”主题在“夜访”章再度奏响。在厄尔福沃德已死,人们对T.T.莱西蒙的消失普遍感到兴奋的背景下,“吃”主题被赋予一个圆满的终曲:“他们(埃尔西和乔)现在无家可归了。围绕在这无所归依之岛四周的,是一个凶猛旋转着的消亡与变迁的大潮。埃尔西从盘子里取出一片黄油面包吃了起来。”31

与“吃”主题对应的是埃尔西的吻。故事开始后不久,贝内特就热情地歌颂了埃尔西在取消乔的生日庆祝活动后对他的补偿性亲吻:“她用空着的手将隔在他们之间的围裙撩起来。他仍然紧搂着她,她则小心地拭去他眼角上的泪水。她亲吻着他,将嘴唇紧贴在他的嘴唇上。她不停地吻着直至从他全身肌肉的微妙反应中她得知,她那温暖柔和的触摸已开始缓解和消除他的不满和怨气。”32在“来自雨中”章里,她一次又一次地亲吻身患疟疾的乔。后来她又“着着实实”吻了一下大胆向她提出要求的小男孩杰里.伯金斯。最后一次吻是工人们正整修书店准备易主时发生她与乔之间的。

埃尔西的吃和吻作为两个独立的意象与《莱西蒙台阶》总的象征架构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对于成功地塑造一个体现力量和爱欲的无产阶级形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厄尔福沃德夫妇对蛋糕的“攻击”那样,埃尔西的吃与吻说明当时已五十六岁的贝内特对新思想很敏感。虽然他没有使用“力比多”、“本我”一类术语,但他很可能知道,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意义上,食欲、性欲、生命这些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具有深刻的相互关联性。事实上,精神分析理论在贝内特这部小说中与主题是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埃尔西的生命力来自力比多的稳定释放,来自对生命本能的尊重,那么厄尔福沃德夫妇则代表了相反的行为:要么放纵无度,要么自戕自虐。尊重生命的埃尔西本能地顺从了新陈代谢的生理规律,因而不仅在生理的意义上,而且在道德、社会的意义上被给予丰盈的活力和承续生命的使命。厄尔福沃德夫妇的旧价值体系使他们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代谢,因而从根本上是否定生命的。它所否定的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命,而且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生命。因此,他们的世界必然毁灭。这就是《莱西蒙台阶》所着意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

从上述讨论不难看出,贝内特在其创作中用象征手法也表现了这么一个意思:生命与死亡、爱欲丰盈与爱欲枯竭这些相反的东西具有同时性甚至互补性,而且往往是以对比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在厄尔福沃德-维奥莱特世界的创生与衰败之间,只有一夜之隔。如前所述,尽管恋爱婚姻与生殖繁衍相联系,但厄尔福沃德与维奥莱特的恋爱婚姻却是以否定生命、极端变态的商业意识和实践为基础的。厄尔福沃德出于俭省而拒绝享用的食物成了给埃尔西以生命、激发她的“灵感和激情”的滋补品。厄尔福沃德对自己的肠胃实行饥饿政策,而埃尔西却不顾“道德”,本能地偷食主人的食物。从《莱西蒙台阶》的总体精神来看,埃尔西的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死亡气氛都不能治愈她的坏毛病:她面带极度快乐的表情狼吞虎咽地生吃咸肉这一场景与厄尔福沃德呕出“不祥的咖啡般呕吐物”是同时发生的。33贝内特的用意很明显:主人疾病致命深度的显露必得与仆人生命力“极度快乐”的迸发同时发生;一个阶级的败落必然必然意味着另一个阶级的兴盛;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冲突、不可调和的。当维奥莱特已死于子宫增生物,厄尔福沃德行将死去,乔隐秘地病卧埃尔西的房间时,埃尔西虽然有点犹豫,但仍然满足了杰里.伯金斯的要求,“着着实实”地吻了他一下。这表明,尽管T.T.莱西蒙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尽管有道德伦理的束缚,“男女之爱”仍然要“着着实实”地进行。34更重要的是,虽然埃尔西小心冀冀、焦灼不安地掩盖仆人的恋人病卧在奄奄待毙的主人的房子里这一事实,但她对乔的爱仍然感情充溢、温柔之极。当厄尔福沃德的死亡与乔的复愈同时发生时,精疲力竭的埃尔西却睡着了。这种睡眠对于精力的恢复,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对于生命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

从上述讨论也不难看出,《莱西蒙台阶》从头至尾都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在诸多意象中,埃尔西的蛋糕的神秘意味是最浓的。如前所述,厄尔福沃德-维奥莱特世界在他们吃蛋糕后第二天便开始了解体过程。他们对蛋糕的进攻是贪婪的,是在亢奋状态中进行的。在表层的意义上,“消化不良”是这种放纵的逻辑结果,但“消化不良”还有其“内在含义”。厄尔福沃德临终前对这种“内在含义”有了某种领悟,他把自己的疾病归因于蛋糕:“这消化不良太蹊跷了!结婚前,他从未患过消化不良症,可在新婚之夜,他吃埃尔西的婚礼蛋糕却是那么没有节制。第二天,他就患了消化不良症。”35但送蛋糕的埃尔西本人更神秘。在故事的各个阶段,作者总是用这么一些词语来提及或描述她:“女祭司”、“天国般的慈悲”、“神秘玄虚”、“神奇”、“具有魔力”、“天谴神差”等。36在厄尔福沃德夫妇吃蛋糕时,埃尔西笑着向他们道晚安。她的笑“包含了一丝令人惊诧的顽皮”。37贝内特一再暗示,埃尔西能够以其独特的方式来体悟“宇宙之谜”。这就与莱西蒙地区芸芸众生的理性的无知和逻辑的愚昧形成了鲜明对比。就连人道主义的救治者形象拉斯特医生,也难免表现出这样的无知和迟钝。

在小说结尾,埃尔西把主人的死归因于她那“又大又腻的婚礼蛋糕”。38她的“理论”显得比邻居贝尔罗斯的解释更可靠。这位邻居把厄尔福沃德之死归因于运气不好。埃尔西的“理论”似乎也比拉斯特医生的科学解释更接近真实的事理。她的理论甚至大有推翻验尸报告的势头。这份报告说厄尔福沃德死于“胃靠心脏一端与食道交接处的癌瘤。”39毫无疑问,埃尔西的解释具有其他所有解释都不具有的权威性。贝内特仿佛暗示读者,埃尔西不仅是个“女祭司”,而且在其无意识中还是女巫似的人物。这女巫以具有魔力的蛋糕行巫,是厄尔福沃德夫妇毁灭的根本动因。在吃蛋糕场景中,仿佛为了保证巫术的效力,埃尔西恭敬地、说到底也就是颠覆性地向厄尔福沃德和维奥莱特一人道了一个“晚安”。与这一场景相呼应的是,埃尔西在故事结束时富于责任心地为男女主人服丧。这种服丧无异于在棺材盖好后最后钉上钉子。

如果说仆人为主人服丧可视为一种黑色幽默,身着丧服的埃尔西与乔的亲吻同样也带有犀利的讽刺意味,其本身也是一种黑色幽默。它表明仆人阶级的爱情在主人阶级的死亡中达到了繁荣。这也使人想到贝内特的成名作《老妇谭》的结尾:女主人公康斯坦丝病死后,仿佛长生不老的八十多岁的邻居查尔斯.克里奇洛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她的葬礼,“心满意足地陶醉在一个接一个埋葬朋友这令人心旷神怡的任务中”。40在《莱西蒙台阶》里,贝内特仍保持了一个典型的法国式写实主义者对待死亡的冷漠超然的态度。这种姿态使读者对这么一种政治态势的认识更加清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彼此之间在相安无事的虚假外表下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激烈的阶级矛盾在20年代的欧洲随时可能爆发成为全面的阶级战争;被统治阶级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接受被统治的现状,而只能是削弱乃至摧毁统治阶级的社会力量。

尽管埃尔西有着所谓“极其强烈的帮佣本能”,她的“自愿”和“帮佣”却总是伴有其他动机。她之冒着生命危险擦书店的窗子,不是因为她“忠实可靠”,而是因为那天刚好是在战争中患了弹震症的乔出走一周年,而乔由于“擦窗子技术高超而遐迩闻名”。41她主动为卧病不起的主人夫妇请来医生,这从各方面看似乎都是一种积极的救助行动,但作者却说她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乔那天可能回到她身边这么一种迷信的期待。当读者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厄尔福沃德“我不如从前强壮了”这句话所包含的哀婉的讥讽(事实上他从未“强壮”过,而现在更是“一根棍子、一副骷髅”)时,埃尔西禁不住掉下了一滴眼泪,但作者却立刻告诉读者:这滴泪并不表达对垂死主人的忠诚的怜悯,而产生于仆人思考“宇宙之谜”时油然而生的那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悲怆感和苍凉感。42

主仆矛盾当然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当维奥莱特出于自己的考虑强留埃尔西给她作伴时,乔对维奥莱特相当粗暴,差点揍她一顿。乔的粗鲁导致埃尔西把他从她生活中“放逐”出去。当一年的放逐结束,乔又回到埃尔西身边时,维奥莱特已死在手术台上,厄尔福沃德也命在旦夕。这种时间安排具有一种神秘的讽刺意味。如果说维奥莱特为了赢得厄尔福沃德而于无意识中导致乔出走长达一年时间,那么当这一年结束时,她努力的果实即维奥莱特-厄尔福沃德婚姻联盟已被彻底摧毁,埃尔西似乎也同样于无意识中造成了他们的毁灭。

乔是《莱西蒙台阶》从多方面反映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的例子之一。他患有弹震症这件事本身似乎就在提醒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未散。他之属于工人阶级又提醒读者:当时的欧洲是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风起云涌的欧洲。他对维奥莱特的威胁不能简单地视为个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当时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即使在英国这个保守的国家也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事实上,1918-1920年期间,伦敦和其他许多英国城市发生过程度不等的骚乱。因此,可以将乔和埃尔西的诸多行为看作工人阶级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他们与主人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贝内特让埃尔西用那仿佛具有魔力的蛋糕摧毁统治阶级的代表厄尔福沃德夫妇,其目的可以说是用现代寓言的形式来揭露既存经济秩序的不合理。贝内特用这个寓言向统治阶级发出警告:不要太贪婪,否则自身难保,甚至可能招来灭顶之灾;要向无产阶级作更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让步。藉此,有着“为艺术而艺术”名声的贝内特向资本主义文明发出了先知般的告诫,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关怀。可以认为《莱西蒙台阶》不仅是当时阶级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浓厚的革命氛围和革命运动本身在艺术上的反响。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固然很高,但它的社会历史价值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随着故事的继续发展,同最初贝内特挖苦厄尔福沃德夫妇像小偷一般欺骗埃尔西这件事相比,他们被寄予越来越多的同情。如果说作者只是勉强让亨利在临死前获得某种自我认识,那么他对维奥莱特的处理则充满了更多的怜悯。维奥莱特用真空吸尘器打扫书店,以此作为送给丈夫的结婚礼物。这一行为固然有点可笑,但也的确给又脏又乱的书店带来了生机和秩序,标志着书店“新纪元”的开始。维奥莱特性格中这积极的一面藉着她的花盆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她在窗台上放了几个花盆。丈夫给了她十先令,这使她惊诧不已。她用这钱买了鳞茎。当然也是在丈夫勉强同意之后才买的。她将那些旧花盆洗净,松了松土,把鳞茎埋了进去。白天,她把花盆搬到窗台上;晚上,她又把花盆搬进屋里。到了该浇水时,她就在浴室里给它们浇水。她像母亲看护自己的一群孩子一样看护着它们。尽管不那么引人注目,它们给她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浪漫情趣,使她得以逃避苦恼和焦虑,使她在郁郁忧愁中得到温暖和慰藉。”43

当维奥莱特与厄尔福沃德尚在恋爱时,她就因为他忽略花盆而批评他。现在,通过赋予她以“浪漫”气质,贝内特让她在厄尔福沃德的不可救药的腐坏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拯救(在小说的最初几章里,维奥莱特还幻想着进音乐厅听音乐,去舞厅跳舞,批评克拉克维尔地区缺乏这些娱乐设施)。虽然她欺骗埃尔西,但她对她偷吃东西却比丈夫宽容得多:厄尔福沃德“设计”,企图通过“正义”地诉诸道德来制止埃尔西。只是在结婚后,维奥莱特才意识到自己已卷入一个险恶的心理旋涡中,而她自己的悲剧性结局说到底在于她没有能力使自己和丈夫摆脱这一危险的境地。她既被厄尔福沃德所控制,又很大程度地在感情、心理、观念上与他疏离。如果说厄尔福沃德被他自己心中的“恶魔”所奴役所吞没,那么维奥莱特是这具行尸走肉(或一具跛行的尸体)的殉葬品。

尽管维奥莱特祛T.T.莱西蒙之“邪”的努力失败了,但她的努力毕竟使人产生了哀婉的同情。如果说埃尔西在阴暗而冷冰冰的厄尔福沃德家中是当之无愧的光明与温暖,那么维奥莱特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代表了这些东西。作者明言地写道:“维奥莱特打开锁着的店门,让晨曦透进来。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滋补品使她禁不住战栗起来。打开店门的行动......仿佛标志着埃尔西两小时前就已开始的过程的另一个阶段。”44简言之,维奥莱特大体上是一个极度扭曲的观念体系的牺牲品或殉葬品,正如美国顾客鲍尔什从她手中买走的书的标题“替罪羊”所暗示的那样,也正如她手术失败而死去的那家医院的名字“圣巴托罗缪”所暗示的那样。45

《莱西蒙台阶》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政治内涵还可以到埃尔西及其蛋糕这些意象的多义性中去发掘。那神秘的蛋糕究竟是不是厄尔福沃德夫妇毁灭的究极原因呢?从小说的象征框架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然而,贝内特也说蛋糕“只是诱发了他(厄尔福沃德)身体中的某种变化。”45既然它只是某种诱发性因素,那么可以推论,书店主夫妇的悲剧的根本原因应当到他们的价值体系中去找,特别应当到厄尔福沃德身上去找。在此意义上,他死后的验尸报告便不可能与主题没有关联:胃癌长在紧靠心脏的部位,而不是像十二指肠这种地方。在一种浅层的意义上,“毫无节制”地吃蛋糕导致的癌症,如厄尔福沃德所相信的那样;在更深的层次上,他的机体(“机体”在原文里为system,也可译为“体系”,但在厄尔福沃德身上这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体系,而且是道德意义上的体系)很久以来便处于腐败状态,因此任何“变化”都可能引起蛋糕所引起的后果。婚姻本身带来的变化与蛋糕所诱发的变化同样重大。简言之,真正引起癌症的,不是外在原因,而是内在本质。亦即极度的贪婪。换言之,贪婪就是癌。

厄尔福沃德不是一个夏洛克,后者聚敛了一大笔财产却把它用于复仇。他也不是一个葛朗苔,后者攒下了一大笔钱,只是为了让钱生出更多的钱。夏洛克和葛朗苔都是布尔乔亚商人形象。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来观照他们,不难看出他们是在经济追求中寻找灵魂拯救的那一类人,即便这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灵魂拯救,其实际结果也是社会权力和控制。厄尔福沃德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那恶魔般的“激情”纯而又纯,自在自为,其本身便是目的。正是这种至高无上的“激情”对厄尔福沃德自己及维奥莱特进行了毁灭性的控制。由于缺乏正常的商业内涵,厄尔福沃德的吝啬获得了其他吝啬鬼形象所根本不具有的意味。这种意味赋予《莱西蒙台阶》以一种现代主义道德寓言的价值。这寓言主要是一个警世寓言,其目的是要规劝和警告一个患了病的文明。

如前所述,厄尔福沃德的贪婪不仅表现为心理上极端的占有冲动,也表现为肉体上的毫无节制。厄尔福沃德那“红彤彤的厚嘴唇”不单是狂暴地“攻击”了一只蛋糕。他并非像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缺乏性能力。这点在“前一天”章中看得最清楚。即使死亡在一步步逼近,厄尔福沃德也并非没有注意到年轻女佣人的性魅力:“他第一次不把她当作先前那种干杂活的女人,而现在是女仆这么一个人来看待,而把她当作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生命能量的年青姑娘来看待。她那慈祥的面容使她显得美丽动人”。46如果说对女仆人的觊觎是垂死主人的回光返照,因而不能作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吃蛋糕所表现出的狂野又说明了什么呢?新婚之夜新婚夫妇对结婚蛋糕所发动的疯狂“攻击”本身难道不暗示情欲的放纵吗?这种狂野本身就可以看一种情欲亢进。这就意味着,第二天开始的消化不良乃至最后死于癌症的原因也应到他们的婚姻本身中去找。

如果说文明的病因在于极度的贪婪,那么这贪婪的外在表征则是某种堕落的老练。与此相反的是埃尔西单纯的直觉。凭着这直觉,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厄尔福沃德价值观的虚妄性和致命性。她能“感觉”到而不是像医生那样诊断出主人疾病的不可救药:“她以某种魔力窥见了未来事态的发展”。47显然,埃尔西原始性的神秘和不可抗拒的生命力含有某种健康的精明,而这正是厄尔福沃德及其代表的文明所欠缺的东西。因此,埃尔西这个形象本身便是一种救世药方。她身上的非理性因素也表明贝内特接受了当时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对非理性因素的颂扬只是《莱西蒙台阶》的一个次要方面,而且是一个服务于社会政治主题的成份。

埃尔西独有的精明使她对现实有着比厄尔福沃德夫妇清醒得多的认识。厄尔福沃德的真正悲剧不在于他那根深蒂固的道德腐败,而在于没有认识这种腐败的能力。维奥莱特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丈夫的世界的局外人,因而她能够对那危机四伏的现实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强迫亨利承认这一现实,从而挫败他掩盖事实真相的可悲又可笑的努力。维奥莱特迫使亨利承认她是他的奴隶,而他又是他心中“恶魔”的奴隶这一事实。她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家庭内部搅得天翻地覆。”48但她的改革完全失败了。更糟糕的是,她自己从根本上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与丈夫同样是病入膏肓,因为她心甘情愿让患着贪婪之癌的厄尔福沃德奴役她、蹂躏她,不采取任何决定性措施至少使自己摆脱那个危险的心理深渊。

在T.T.莱西蒙书店里,心理和生理上完全健康的人只有埃尔西。她在与主人夫妇的奇异的三角关系中,是厄尔福沃德-维奥莱特联盟的局外人。只有她才具有迫使维奥莱特面对险恶现实的能力:“唉,太太!难道你不知道你已病了好几周了吗?维奥莱特像犯了罪一般羞红了脸”。49

虽然从多方面来讲,埃尔西都是一个健全的形象,但患病文明的最终慰藉和救治却并非来自她,而是来自拉斯特医生(他的职业本身也含有这样的意蕴)。埃尔西代表了爱欲丰盈和健康单纯,但在故事结束时,她却仍然是个仆人。在厄尔福沃德死后的阶级关系中,人道的拉斯特医生是主人。这意味着,无论作者对仆人多么同情,他终究不愿提供一个消除了主仆对待的新社会的景观。在名为“埃尔西与孩子”(Elsie and Child, 1926)的短篇小说中,埃尔西仍然是仆人, 只不过是人道的新主人拉斯特医生的仆人。他与拉斯特的女儿的关系是以忠诚和友谊为特点的。50这是否表明,到了1926年,政治危机已大为缓解,因而这种新的主仆关系便具有合理性了呢?其实这种安排只能说明现实生活中的贝内特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从根本上讲,他是不愿意看到无产阶级从沃那大街对面闯过来没收厄尔福沃德保险箱里的黄金的。当然,厄尔福沃德应当毁灭,这正是《莱西蒙台阶》着意传达的信息,但埃尔西却不应成为主人。这一点是贝内特未言明的看法。于是厄尔福沃德死后的世界理所当然地应由人道主义者拉斯特作主人,由有着健全生命本能的埃尔西作仆人。在新世界里,阶级关系一如既往,只是统治者换了人。新世界充满了和谐,这种和谐的源头活水在拉斯特医生,而不是在埃尔西。

作为文明的拯救者,拉斯特健全的道德素质不容置疑。虽然埃尔西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但她对拉斯特医生直心诚意的帮助却可以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乔患疟疾后她向拉斯特医生求医求药,但怀疑医生会势利眼,不会把她所要的奎宁送来。当医生的确把宝贵的奎宁送来了时,埃尔西顿时“对自己的苛刻判断感到惭愧”。51拉斯特医生在道德上居高临下的地位还表现在这一场面:当他出现在T.T.莱西蒙时,维奥莱特“看上去就没有负疚感了”,甚至心中有那“恶魔”作祟的厄尔福沃德也停止了“对健壮人的可笑模仿”。52尽管拉斯特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他毫无疑问是正义、理智和人道的化身。他身上有着一个健康的人、健康的社所必须有的一切素质。假如厄尔福沃德式的腐败文明的拯求者必须从《莱西蒙台阶》这座奥林匹斯山下凡的话,那么这个神人非拉斯特莫属。拉斯特是有着唯美主义美名的贝内特从其巍峨的艺术峰巅上遣下来的罕见的理想化了的人物。贝内特对人物这种极端的理想化比之他抨击了一生的狄更斯笔下的道德主义的正面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贝内特这种反常表现完全可以归因于他对危机四伏的时代的忧虑,因此是可以理解的。

应当看到,拉斯特这个救世主形象是单薄、苍白的。他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艺术铺陈。因此,《莱西蒙台阶》的拯救主题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警世主题比它重要得多。当然,警世说到底是为了救世,故而可以说法国牌号的写实主义者贝内特终究没有抛弃英国文学传统中更为多见的那种根本的社会关怀,终究没有强装出他钦慕了一生,并在其前期文学创作中加以模仿的法国写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那种“非道德”模样。正是这种社会关怀和创造性艺术手段的结合,给了《莱西蒙台阶》以一种现代主义经典的地位,使我们有理由为贝内特名正言顺地摘掉那顶戴了许久的“枯燥乏味的写实主义者”的帽子。

附注:

1 康拉德直至60年代才开始在评论界走红,这说明他的创作手法大大超前于时

代。贝内特是康拉德最早的推崇者之一,二人私交颇笃。

2 纪德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作家,与贝内特有很深的交情。

3 ‘Realiste’(写实主义者)这一法语拼法既表现了贝内特是个法国迷, 又

体现了他之作为“写实主义者”的总的艺术形象。当然,贝内特使用这个字眼时的

自嘲口吻也表达了对新一代“艺术家”的不满。

4 写吝啬鬼的19世纪法国小说以《特勒斯.拉坎》、《热尔米妮.拉瑟特》、

《欧也妮.葛朗苔》等较有名。贝内特本人写同类题材的作品有《五镇的安娜》和

《高明的海伦》。贝内特对仆人的社会状况的兴趣在其整个创作生涯中从未减退。

1918年,在讨论“英国家庭”时,他说:“斯密斯(虚拟的中产阶级家庭)一

家有个真正的敌人。这个敌人不在外部,就在内部。这个敌人是玛蒂尔达(虚拟的

家庭仆人)。她睡阁楼,一年只挣十八镑,现在正升至二十镑。她连数数也不会,

却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改变斯密斯一家的生活。”贝内特提醒读者注意,玛蒂尔

达并没有被当作一个人类同胞来看待,并提出了解决仆人“问题”的方案:“机械

发明必须加速进行,以代替玛蒂尔达那双辛苦劳作的红红的手。而且应当有那些城

郊餐馆。我将欣喜地看到,年轻的约翰.斯密斯在他自己建造的房子里擦自己的靴

子。”见《巴黎之夜》(Paris Nights, London, 1913),第343-346页。

5 这是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以苏格兰失败而告终。自此,

苏格兰之臣服于英格兰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6 法国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也并非纯粹的摄影式的纪录,其对象征的使用也相当

普遍。较为突出的例子有左拉《萌芽》(1885)富于诗意的结尾。

7 《莱西蒙台阶》(潘神版,1964),第24页。

8 同上,第24页

9 在此意义上,贝内特给西方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群英谱增添了新的一员。但贝

内特真正的首创性在于把吝啬鬼形象的塑造和对象征手法的结构性使用结合了起来。

10 《莱西蒙台阶》,第36页。

11 同上,第39页。

12 同上,第85页。

13 在绘画艺术上,贝内特的文坛对手吴尔夫并不具有他那种艺术洞察力,但吴尔

夫以文坛精英自居,再加出身文人-贵族世家,看不起贝内特。几十年后回过头看,

虽然在小说创作方面贝内特总体上看如吴尔夫所说的“过时”了,但在艺术鉴赏力

或洞察力方面,贝内特却很“前卫”,相对于吴尔夫来说是赢家。

14 《莱西蒙台阶》,第33页。

15 引文出自《莱西蒙台阶》第35页。贝内特在这里用的是反讽语气。卢卡斯生

硬地直解了这句话,这说明他对《莱西蒙台阶》的理解存在着偏误。见卢卡斯《贝

内特小说研究》(伦敦,1974)。维吉妮亚.吴尔夫显然也低估了这部小说。

她说:“简直是一缸洗碟水!在这又稀又淡的液体里从前曾游弋着一条羊腿(或许

如此,我还怀疑呢)。”见David Dowling, Novelists on Novelists,第20页。

16 《莱西蒙台阶》,第144页。

17 同上,第187、189页。

18 同上,第44-5页。

19 同上,第43页。

20 同上,第45页。

21 同上,第106页

22 同上,第108页。

23 同上,第85页,103页。

24 同上,第249页。

25 同上,第148页。

26 同上,第26页。

27 同上,第27页。

28 同上,第30页。

29 同上,第127页。

30 同上,第138-9页。

31 同上,第184页。

32 同上,第46页。

33 同上,第184页。

34 同上, 第246-7页。 在贝内特早一些的作品如《神圣而亵渎的恋爱》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1905)里, 卡洛塔之被诱奸与她病入膏肓的姨妈之死

刚好发生在同一时刻;在《高明的海伦》(Helen of the High Hand, 1910)里,年

轻人的恋爱在坟场里进行;在《老妇谭》中,老约翰.贝因斯的死与女儿索菲同商

人斯盖尔斯的调情也同时发生。

35 《莱西蒙台阶》,第248页。

36 同上,35、65、198、232页。

37 同上,第107-8页

38 同上,第265页。

39 同上,第258页。

40 Arnold Bennett, The Old Wives' Tale (London, 1980),第571页。

41 《莱西蒙台阶》,第151页。

42 同上,第233-234页。

43 同上,第152页。

44 同上,第117-8页。

45 圣巴托罗缪是基督教圣徒。他的象征是一把刀子,意指他于公元44年8月2

4日被活活剥皮处死。8月24日因此成为圣巴托罗缪日。1572年8月24日,

在法国巴黎和其他许多省份开始了对胡格诺教徒(法国的新教徒)的大屠杀,总计

约有五万人被杀。自此,圣巴托罗缪日更多被用来指这天开始的大屠杀,所谓“圣

巴托罗缪日大屠杀”即是。

45 《莱西蒙台阶》,第248页。

46 同上,第209页。

47 同上,第198页。

48 同上,第135-7页。

49 同上,第154页。

50 该故事发表于1926年,其中埃尔西、拉斯特医生及其女儿都是《莱西蒙台

阶》中出现过的人物。

51 《莱西蒙台阶》,第273页。

52 同上,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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