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卓: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5 次 更新时间:2005-01-02 18: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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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卓  

  

  (—)争先恐后的湖南人

  

  说湖南人什么事都要争个先,这话不假。以鼓吹洪宪帝制为后人诟病的杨度杨皙子,在清末留学日本时,原也是个激进的革命份子,曾作《湖南少年歌》抒怀咏志,其中最为人知的几句是:“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真个是湖南人倔骡子精神的最佳写照。而时过境迁,皙子先生挺身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却又是不遗余力,毫不爱惜自己的羽毛,管他世人如何说三道四,我自一条道走到黑。至于他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垂暮之年再次否定自己的一生所为,则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这些不用多说,因为此文不是为了评说杨度其人其事,只是以杨皙子为例,引出民国初年湖南人的一段往事。

  

  此事恐怕今日之湖南人知者不多,却的的确确是八十余年前湖南领先中国其他省区的一桩大事呢。那便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湖南省自治宪法,就是要由湖南人自己对自己省内的事务说了算,而且还有一部省宪法作为法理依据,什么北洋政府、广州护法军政府,都不能再随便插手进来。咦?那岂不成了“独立王国”了?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晦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那其实还是因外省人张敬尧督湘以来,将湖南祸害得天怒人怨,他一旦被驱除,湖南人觉得再也不能让外人左右自己的命运了,这样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而已。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毛润之这种惊世骇俗的见解,在当时正代表着一股强劲的思潮,那就是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一直暗流涌动,时而风行各省,时而遭打压而式微的“联省自治”运动。

  

  此时正当民国九年(1920年),湖南乃至全中国正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是各省由自治而联合,走自下而上和平统一之路,还是沿袭自古以来大一统的观念,由强者以武力削平群雄,重建真正集权的中央政权以号令全国,人人都在期盼,各省都在揣测,看谁敢率先打破僵局,而且是怎样来打破这僵局。果然,敢实干的又是湖南人!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闿,7月22日向全国发出了“祃电”,宣布湖南自治了,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了,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了,还要制订省宪法了!谭延闿说,这就叫作“湘人治湘”。

  

  

  (二)联省自治的由来

  

  要说清联省自治这回事,还得回头看看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

  

  辛亥革命起自武昌起义,新军暴动,手里握着几条枪杆,可力量既称不上强大,组织更谈不上严密,何以声势越来越大,最后逼得朝廷不得不下诏退位?都说是袁世凯乘机要挟,吓唬住了头发长见识短的隆裕太后,才得以冒了这肇建共和之名,窃取了大总统的宝座。但究其实是各省督抚见风使舵,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了朝廷,才造成不可逆转的分崩离析之势,令朝廷徒叹奈何,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乖乖下台。各省督抚原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为什么在危难之时不力挺主子,却要落井下石呢?除了不愿作殉葬品谋自保权位的私心之外,受制于地方势力的挟制当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其实在慈禧太后所做出的最后一次欲挽救清王朝的努力中,实已种下了各省在事急时自行其是的祸根,那就是以立宪为目的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其中为首领的均为地方名流耆宿,而不是按清朝立国以来一直对封疆大吏实行的回避本籍原则。未发生动乱时,谘议局议长不过是个摆设,实权完全掌握在外籍的督抚之手,但一旦出现辛亥年那样的政治危机,朝廷的权威尽失,“王纲解纽”,外籍督抚驾驭地方无所凭依,不借重本地名流聚集的谘议局,又当何如?而本地人自然以置身事外各保桑梓之地为第一选择,那也就由不得督抚独断专行了。换句话说,一旦皇上的指挥不灵了,地方大员的执政合法性就不再出自皇权,而是要转而看地方势力的眼色行事了。这种时候,只要不是伯夷叔齐那样的死硬派,宣布独立就是唯一识时务的明智之举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也可以把辛亥革命看作是对中央集权的否定。那么合乎逻辑的发展前景就应该是地方分权了?事情却远不是这么简单。

  

  辛亥革命毕竟是以民族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驱逐鞑虏”是首要目的,而中国人心目中的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建立共和”当然也还要团结在一个头头之下,形成一个整体才觉得心里有底。于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只能让位于袁氏,“临时约法”应运而生,袁大总统在北京执掌了名义上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美好的愿望,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袁世凯不愿受国会约制,杀宋教仁于前,谋黄袍加身于后,眼看着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危如累卵,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也好,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人也好,只能重披战袍,为“再造共和”而流血牺牲了。袁氏皇帝梦破灭,惊怖而死,却留下了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僵局,把中国带入了军阀混战的灾难之中。

  

  湖南谋自治,并非唱独角戏,当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正响彻全国,俨然要把中国引上美利坚合众国式的联邦国体轨道。说起联省自治,最初被称为“联邦主义”,其实由来已久,孙中山远在光绪年间已有对未来推翻清朝后中国根本制度的设想,他说:“……惟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辛亥年政权鼎革,民国建立,孙中山与他旗下的国民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日益扩张的权力,更是不断鼓吹地方自治思想。比如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办《民国杂志》作为喉舌,戴传贤在该刊发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明确说:“中国文化之发达,由于地方分权,而文化之退步,由于中央集权。”矛头直指谋求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而原来组建共和党、进步党在议会里与国民党对垒的梁启超,在看穿袁世凯称帝野心后,也逐渐有了新的想法。他在游览欧洲之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抒发感想,极力推崇地方分权思想,已与当年在国会中高举中央集权旗帜与国民党议员斗争时大异其趣了。还有一帮名流学者,都在鼓吹联省自治,其中为今人所熟知的有:蔡元培、胡适、熊希龄、蒋百里、章太炎,甚至还有北大的教授李四光等。其论调不外乎是鉴于国家宪法迟迟不能制定,就不如转而另辟蹊径走地方分权之路,由各省制自治宪法,自行施政,自管军事、经济、教育,进而联合成一国,可釜底抽薪,永远免除重蹈中央政府被独裁者控制而为害全国的覆辙。“联省自治”这个口号,是浙江人章太炎提出来的,为的是强调“联省”而非“联邦”,以防被“统一派”斥之为“分裂”,可见“联治派”用心之良苦。

  

  至民国九年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格外强烈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武人长期专权,各省人民都不胜其苦,却又看不到消弭战祸重享和平的前景,于是日益对南北两个所谓中央政府彻底失望,而自谋保全家园之道的结果。正是“求人不得,不如求己”。特别是在袁世凯洪宪称帝丑剧落幕,猝死之后,北洋政府府院相争,段黎交恶,继而段祺瑞为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制造流氓围殴国会议员案,再至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扶废帝溥仪复辟,再到段祺瑞为扩充皖系实力,不惜以中国路矿之权为质,向日本举借“西原贷款”,终于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山东不但未从战败国德国手中争回,反而落入宿敌日本之手,激起国人愤怒,爆发了爱国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种种不堪回首的痛史告诉国人,寄希望于只知专制不知民主的北洋政府,只有国权的一步步沦丧,战乱丝毫未见平息之迹象。那么南方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呢?桂系军阀陆荣廷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从貌合神离到公开对抗,粤桂两家已经呈分道扬镳之势,而粤军内部陈炯明也传出与孙不和的消息。抛开主义不谈,孙大元帅要北伐,逐鹿中原,问鼎神州;段总理要直捣广州,饮马珠江。兵锋所向,无不以华中华南为战场。黎民何辜?又要遭兵燹之灾了!看来只有走联省自治一途,各省自选首脑,自定宪法,以民众的意志和法理的力量阻止外军的侵入,才是釜底抽薪杜绝内战之祸的唯一途径!

  

  问题是,北洋政府段祺瑞和广州的孙中山大总统都不吃“联省自治”这一套,老段迷信武力统一是一贯的,而孙大炮也早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理想,转而信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一心要北伐,以建立新的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湖南因其所处的地理中心位置,不可避免地又将成为南北军队交锋的角逐场。从民元到民九(1911—1920),北洋势力三度祸湘,先是汤芗铭,次为傅良佐,再为张敬尧,湖南人深受其害,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承受刀兵之灾,湖南人是绝不情愿的了。为求免祸而祭起自治这个“法宝”,灵不灵先不说,总算是一套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死马医不活,不过仍是死马,若医都不医,死马断无复活之理,又怎能心甘?前清翰林出身,当过湖南省谘议局议长的谭延闿,从辛亥年就任湖南都督始,之所以屡仆屡起,总是位子还没坐热,就又被敌对势力逐走有如丧家之犬。他个人痛定思痛,也觉得哪怕是出于保屁股下的位子起见,也只有宣布自治这一条道,谁会愿意老夹在狭缝之间,过着风箱里的老鼠般的日子呢?所以他一旦借助赵恒惕、程潜的军事实力,假广州“护法”军政府之威,重归故里执掌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大权之后,马上就毫不犹豫地打出了自治的旗号,为的就是改弦更张,跳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恶性循环的怪圈。

  

  谭延闿在“祃电”中说:“……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时条例,公布实行……”。谭延闿真要搞“湘人治湘”了!他还要制订湖南省自治宪法呢!南北势力都在观望,湖南人却已激动起来,各种论调一齐出笼,谁都想为家乡未来的命运画出自己的蓝图,毛润之那“湖南共和国”的说法自然也在其列。

  

  (三)谭延闿的“攘外”与“安内”

  

  无庸讳言,谭延闿的自治,与学界、商界,乃至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自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面有个“在朝”与“在野”的区别,在朝者除了谋长治久安之外,不让外人插手的真实目的,不能说没有保个人权位的私心;而在野者欲得到参政议政的发言权,也即是要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力,才是他们最为急迫的诉求。所以马上就有了“要自治不要官治”的呼声出现在本省的《大公报》上,那是该报主编龙兼公所言,直指谭延闿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一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弄得谭延闿好不尴尬。

  

  谭延闿也有他得力的支持者,就是当过“国务总理”的湖南人熊希龄。熊希龄是湘西凤凰人,前清进士出身,曾被袁世凯网罗进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却又暗做手脚,诬其在任“热河都统”时盗卖避暑山庄国宝,意在逼其签字解散国会,为袁氏扫清称帝的障碍。此时熊希龄闲居北京,是在京的头号湖南籍名人。熊希龄在谭延闿的“祃电”之后,立即通电支持,还约请了梁启超为湖南草拟了一份《湖南自治根本法》草案,供谭延闿参考。熊希龄给谭延闿支招曰:“此举宜于南北统一以前办成,并须经过全省人民总投票,基础方能稳固,各省自可响应,然后联省立国,可以刷新,不致为中央权奸所把持,湘亦可免为南北之战场。”熊希龄的方案基本上还是主张尊北京政府为正朔的,既主张省长民选,又要由省议会牵头,会同学商各界联合举荐三人为候选者,再交中央选择任命,方可生效。熊希龄的这一套方案在湖南一公开,就被《大公报》等报纸逐条驳斥,称其为“陈词滥调”,意在欺骗舆论。

  

  龙兼公与毛润之等人也拟了一份省自治法草案,公布在《大公报》上,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佯作恭维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应抓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湖南革命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而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普选,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再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省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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