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卓:耶鲁在湖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2 次 更新时间:2004-07-03 10: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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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卓  

  

  耶鲁是美国的著名大学,培养出的历届总统、国务卿、参众议员不计其数,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也不计其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那么耶鲁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湖南有什么关系呢?这却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湖南省会长沙市内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医院——湘雅医院,它的对面隔着马路,就是并校后归属中南大学的湖南医学院了,而湘雅医院一度叫做“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其实湖南医学院在解放前一直叫做“湘雅医学院”的。所以“湘雅”既是医院之名,也是医学院之名。那么“湘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湘”字不难理解,湖南省之简称也,自古如是;而“雅”字呢?那本是“雅礼”的缩称,而这“雅礼”不过是“耶鲁”(Yale)的旧译而已。如此说来,“湘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自然就是“湖南耶鲁”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了。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湘雅医院是中国规模完善的第一所现代西医医院,比声名赫赫的北京协和医院问世还要早上六年!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中国的第一所西医院竟设在了远离政治经济中枢的湖南长沙,而不是在首都或是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呢?这就说来话长了。

  

  湖南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富庶,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谓;二是人不安分,敢为天下先者众多,所以才有“无湘不成军”和“亡中国除非先亡湖南”之说。戊戌年那个孤身威逼武人袁世凯杀西太后不成,事败可逃而不逃,偏要以身殉难的谭嗣同,就是湖南人的典型标本,更不必论前之曾左,后之毛刘了。说这么几句题外话,为的是要说明,把“耶鲁”给惹进湖南,说到底还是湖南人自己这点犟脾气。

  

  晚清国事日非,列强环伺,教案频起,湖南便适时出了个按捺不住的周汉。周汉,字铁真,宁乡人,曾入左宗棠幕府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后因病返湘,寄居省城长沙,在宝善堂刊印图书。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周汉由于耳闻目睹西洋传教士来华日多,内中颇有包揽词讼、强占田产的不法情事,乃刊刻了一本专以反洋教为目的的通俗图册,题名叫做《天猪教》。之后周汉一发而不可收,秘密刻印散发类似的反教宣传品长达十年之久,且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流布于湖南全省,乃至于长江流域,华北西北,均有人暗中传阅。周汉的言论中,不外乎称世间只有儒释道三正教,其余皆为邪教、妖教、“天猪教”(取天主教之谐音);洋人来华只是想“谋中国江山,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说洋教士拿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无恶不作;国人自应“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以卫道保种云云。周汉的宣传品对于催生后来的义和团灭洋风潮,应有相当之作用。周汉的免费宣传一干十年,清廷与各国传教士竟然俱不知何人所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洋人的催逼下明察暗访,发现这些印刷品多来自湖南长沙,终于侦知周汉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洋人和上峰的双重压力下,按李鸿章给出的主意:“以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给周汉扣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将他“照疯病例”留狱长期拘押监禁,时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说起来思想政治犯另拟罪名定谳,以防人之口,真是由来已久呢。

  

  周汉被囚,是在庚子之变前,但他的影响却及于庚子之后。当京城和华北的“拳乱”闹得汹汹然,而后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进军北京解使馆之围,迫使“两宫西狩”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与洋人搞起了“东南互保”,其实是以理性的态度拒不执行慈禧与所有洋人开战的“乱命”,极力保持洋务运动好不容易才开创的现代化进程,这份苦心在乱平后是连老佛爷自己都不得不称赞的。可站在类似周汉的“华洋不两立”的顽固立场上来看,则“谓朝廷误信李、张则可,谓朝廷误信拳民则不可”(湖南邵阳欲组军“勤王”的贺金声语),所以“盖天下百姓之于洋人,莫不恨入骨髓,思图报复。向之所以未发者,畏李、张得挟天子以防制之”(出处同前)。在远离北方战乱中心的湖南,竟连续发生逆张之洞等维持和局意图的事件:衡州教案、辰州教案、贺金声欲组军勤王案,表现出强烈的仇洋情绪,恐怕不能说与周汉此前的大力宣传无关。于是张之洞处于微妙的局势之中,自然不得不委曲周旋,对内弹压,对外解释,虽勉力平息事态,却留下了“奴颜媚外”的骂名。

  

  湖南人顽固排外的名声远播,竟然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激起了一群同样倔犟的美国年轻人的传教热情!他们积极筹集资金,争取教师支持,到1902年共募集一万七千美元,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团”,建立了“耶鲁中国计划”(Yale in China),决心在中国纵深地区推行基督教教育,要“为上帝,为远东的兄弟们的福祉,贡献名曰‘耶鲁精神’的那种力量”,他们发誓要将基督精神发扬光大于最保守排外的湖南!而绝不愿意坐享其成,去诸如北京上海那样看起来更适合开展工作的地方。他们奔的就是长沙这个“散布以暴力手段对付传教士的言论中心”,真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呢。这大概就是“两个文明的冲突”?鉴古而知今,一百年前湖南“犟驴子”们保种卫道的执拗,比之今日之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何如?而当年耶鲁学子们的传教热情,比之今日小布什不惜动用武力,必欲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的“牛仔外交”又何如?真个是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乎?噫嘻,悲夫……

  

  反正“耶鲁”就这么到湖南来了!其后盾是所谓“雅礼基金会”,目的是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设立传教会的方式,也在中国设立雅礼会,并发展会员。经一番实地考察后,雅礼会决定邀请正在印度孟买行医的爱德华·休姆(E·H·Hume)代表雅礼会,到湖南行医,建立传教的立足点。然而休姆因祖父、父亲都在印度工作多年,此时他自己已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医院,视印度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不愿去陌生混乱的中国湖南。可雅礼会自有做思想工作打动休姆的办法:他们承诺让他去办一家最新式的现代化医院,而且在时机成熟时,要开办一家像休姆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样的医科大学。这个诱惑太难以抵制了,特别是对于休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事业心极强的医生来说。休姆专为此行学习了一年汉语后,终于在1905年携娇妻幼儿登船浮海而来,于次年岁初抵达长沙,他时年29岁,从此以汉名“胡美”为中国人所知。他为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否在表示我是一个为湖南服务的美国人?此种臆测已无从证实。只知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谦和有礼,常躬身自我介绍:“敝姓胡,胡美。”

  

  胡美到达目的地的1906年,长沙以东发生了“萍、浏、醴起义”,那是由同盟会策动的旧帮会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却株连砍掉了二万多颗人头。而同年因受美国“华工禁约”的刺激,在长沙突然兴起的抵制美货运动,则对胡美初期开展工作造成了更直接的冲击。当“抵制美货为大清国民之天职,吾湘断不可后人”的传单满城散发之时,胡美一定亲身体验到了湖南人排外情绪之激烈。可他却没有退缩,而是默默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迫于民间舆论的压力,颁布了严禁将长沙城内任何一寸土地出卖给洋人的禁令,胡美只得借用一位刘先生的名义,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买下了原由罗姓老板开设的“中央旅馆”的地皮及房屋,经修葺粉刷后,正式挂出了“雅礼医院”的牌匾。胡美为了防止好奇的路人闯进来,还在门前装上了高大的栅栏,这绝不是出于过分的谨慎,因为只要想一想周汉曾宣传的洋人将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的说法,与西医经常要做的外科手术,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联想,确实是很令人不寒而栗的。胡美十分明白这一点。

  

  雅礼医院的对面,是为将来开办雅礼医科大学做准备的预备学校,名为“雅礼学堂”,首期招收了五十三名男生。这所“雅礼学堂”日后演变成了今日尚存的“雅礼中学”,那是现在湖南长沙的一所重点中学,每年耶鲁还要派教师来校授英语课呢。胡美一人兼任医院院长、惟一的医生、预备学校的校长,而他的助手只有他的妻子洛塔。面对上世纪初守旧的湖南人对西医的偏见,胡美一时很难找到治疗的对象,不光是因为西医迥异于中医的治疗方式,还有胡美本人那隆准深目的白种人相貌,都是他被病人接受的障碍。于是他专门寻找无钱治病的穷苦人,希望这些命贱如蚁的人们能够有勇气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洋鬼子”摆弄,可就连他们也大都情愿忍受疾病的折磨,而不肯冒被洋人“宰割”的风险。胡美不得已,到街上去求,去拉,他坚信一旦有人让他治病,就一定会成为他的活广告,就不愁没有第二个人来找他。据说他的第一个病人就是这样从街上拉来的,那是一个患“疖毒”的乞丐。长沙夏天炎热无比,是中国的几大“火炉”之一,很多人在夏季会因皮肤感染,生出巨大的脓疮。那个乞丐的头上就长了一个大疖子,而他恰好是一个活得生不如死的人,情愿将生死置之度外,挨上这洋鬼子一刀又有何妨?胡美在湖南的首例手术,在他那简陋的医院里开始进行。病人躺在一张门板上,那就是临时的手术台了。胡美为乞丐切开脓疮,排脓消毒,上药包扎,这时外面已经逐渐聚集了不少闻风而至的看热闹的人。他们或是想看看这个自告奋勇的“试验品”是否果然无恙,以决定自己的病症能不能交给这个洋人治疗,或是等待乞丐一旦出现意外,坐实洋人以治病为名残害中国人的罪名,就此与这位近在眼前的恶魔算账。乞丐头上包着纱布,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医院。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失望,人们争着去揭乞丐头上的纱布,定要对他的伤口眼见为实。胡美追出来加以阻止,他担心人们的脏手造成乞丐的伤口感染。可这又带来了新的疑惑和谣传,洋鬼子不让看就必是有名堂,他既然在中国人头上动了刀子,不做些手脚岂不是不合常理?

  

  但那个乞丐头上的疖毒真的就这么结痂脱落,虽留下一个浅红的疤痕,却毫无疑义地痊愈了。人们在半信半疑之间,逐渐有些胆大的人开始避开别人的视线,悄悄地溜进了雅礼医院,找胡美诊治自己或家人那些经中医久治不愈的病症了。胡美在求诊病人渐多之后,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为重病人治疗,因为医院条件简陋,他怕一旦收治后出现病重不治死亡者,将引起新的纠纷。但这种情况对于一家医院来说,实在是难以避免的,终于出现了死在医院里的病人。胡美用双倍的价钱买了棺材,亲自登门向死者家属道歉,才免除了灾祸。毕竟治好的病人比治不好的多,胡美和雅礼医院的名气逐渐积累。最初四年的工作极有成效,他治愈的病人果真都成了为雅礼医院广为宣传的活广告,而这一点反过来成了他的舆论保护伞,在1910年狂飙突起的长沙“抢米风潮”中,挽救了雅礼医院和他本人。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光绪、慈禧两宫接连崩逝,大清朝风雨飘摇,而天灾也接踵而至,似乎真如汉儒董仲舒所倡言之“灾异说”,人主失道,必干怒于上天而降灾示警。湖南濒临洞庭湖的产米区,因洪水泛滥,十垸九溃,大面积绝收,造成米价飞涨。而当时在湖南一带从事贸易者,资金最为雄厚的是英、美、日等国商人控制的洋行,他们以牟利为首要目的,本是遵循商业资本运行的逻辑,在平时倒也无可厚非,可在大灾之年,弄得不好就是犯众怒的事情。此时的湖南巡抚是曾亲身护卫西太后逃往西安的重臣岑春煊的亲弟弟,名叫岑春蓂,他与各国洋行订约,允许洋行通过本省行商,深入产米区直接搜购,购得之谷米一部分经广州出口,一部分转运各大城市赚取差价。可岑抚此政一出,便与湖南本省的米商们产生了矛盾,因为本省米商不希望外人插手获利,要在灾年囤积而取得暴利,何不自家人垄断,反叫肥水流进外人田?这场争论中,代表本省米商的官方人士是布政使庄赓良,一时抚部相龃龉,岑春蓂坚持践约让洋行外运谷米,庄赓良极言不可,为保证本省供应,必须立刻禁运。争论传到外界,百姓立将米价上涨归咎于洋行搜购外运。此时米价已由平时的每升四十文涨至八十文,南门外挑卖沙水的黄某,因无力糊口养家,妻子跳水自溺,黄某求告无门,乃将两个小孩投入水塘,自己也跳入水塘自杀了。此事迅速传开,激动的饥民开始四出砸抢。岑抚弹压不住,下令以六十文一升平粜,继而又压低至五十文,但群众情绪已难以控制,遂捣毁巡抚衙门的大门,冲进大堂。岑抚只得令巡防营士兵开枪,当即死伤六十余人。但第二天早上饥民在将全城谷米堆栈抢掠一空之后,再次围困抚院,纵火烧房。士兵亦再次开枪,又毙伤二十余人,群众却仍围而不退,大有誓死抗争之势。岑春蓂不得已上报军机处自请处分,挂印出走,交出烂摊子给庄赓良善后。

  

  庄赓良署理湖南巡抚,一度将米价强行定为五十文一升平粜,但洋行和本省米商俱阳奉阴违,不但不按官方定价出卖,反暗中以低价抢购官仓之米。官仓迅速售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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