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币开放的话题,谈了差不多有20多年,并不是现在才成为热点。”对于近日引起市场热议的央行报告吹风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王建2月27日在接受《环球财经》采访时表示,“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特别是中国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地位,支持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和开放资本市场。我一直不同意走出这一步。”
美国造假掩盖危机,我们不应自拆“防火墙”
王建认为目前仍应慎谈人民币开放的第一个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一波波冲击不断,“国际上的这场乱子还没有结束,现在开放资本市场对中国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是自毁长城,拆了我们能够把国际恶性金融波动隔绝开的防火墙?”
王建此前曾多次撰文论证,美国次债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上次危机爆发时所形成的巨额有毒资产还没有被消化掉,而且在经历了三年衰退后,又积累了更多的有毒资产。并认为美国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可能在2013年。
“美国这个国家在造假,而且非常明显地造假!内部恶性的金融波动你都看不到,但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如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为了救市在当年投放了7500亿美元货币,而新千年以来这十年平均其年均M2的增长额是3500亿美元。2011年美联储放出的M2是8700亿美元,其中有4570亿美元是在美股暴跌前的6、7两个月投放的。这说明,美联储事先就知道危机要来临,提前在给大型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好让他们应付危机。接着是美股在8月开始暴跌,10月又出现大宗商品价格暴跌。8月4日至8月底,美国金融板块跌幅为30%,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的跌幅是15%。而今年仅1月2日一天就放出了900亿美元的广义货币。这说明什么?正说明了美国的危机还远未结束。”
在2011年10月撰写的《目前不是人民币开放的好时机》一文中,王建明确表示:金融资产泡沫破灭所导致的资产负债表的失衡,最终还是要靠实体经济产生的利润来填补。具体看,美国的真实债务大体上就是美国新千年以来形成的贸易逆差大约有7万亿美元,而美国实体经济每年能产生的利润,包括海外部分也不足5000亿美元,所以至少要10年才能填平。在美国彻底解决资产负债表失衡矛盾的漫长过程中,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反复震荡与长期萧条就是必然趋势,美国政府也必然会不断采取新的救市措施,包括不断增加天量美元的供给,从而使美元的币值极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与汇率关系也极不稳定。而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走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就有很多风险。
虚拟资本主义时代,金融理论需要更新
就在接受《环球财经》采访的前一天,王建在参加一个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做主题演讲时说:“我们需要对一些理论问题重新再认识”。在采访中,他又重申了这一点。“如今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都不是实物型货币,过去我们所熟悉的金融货币汇率理论,如果还将其作为我们今天的宏观管理实践的指导,就不行啦!过去我们讲资本主义国家是过剩型经济,现在还过剩吗?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现在比如美国,其消费的商品45%要靠进口。其资本项目也是逆差,资本和商品都是净输入,还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吗?过去认为汇率是以国际收支决定的,国际收支如果发生逆差,货币将贬值。但是美国从1983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顺差,为什么到目前货币还是在升值呢?去年美国5500亿的贸易逆差,美元指数却从去年10月初的72上升到目前的81。从中很容易看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贸易是否存在顺差,与该国货币强势与否不存在天然的等号。”
王建指出,强势货币的含义首先是一种金融话语权。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越发展越严重,他将其称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因此他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货币理论,不能再用传统的观点来看待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开放以及当今的贸易顺差、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等数据,与人民币开放以后就一定是稳定的、强势的货币推断,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比如,如果人民币自由化与开放资本市场后国际资本发生大规模的流入流出,人民币汇率就不会保持持续稳定,而是会出现剧烈的波动,这对仍然处在工业化中后期、仍然必须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的中国经济来说绝不是好事。
国际货币更重要的功能是结算,而不是储备
从中国以东南亚地区为试点,推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以来,我国关于人民币开放的局部实验已经做了三年多。王建注意到,目前贸易结算数据上,在中国的出口方面用人民币结算的只占10%,在进口方面却高达90%。一般来说贸易结算用同种货币的话,应该是进出平衡的,为什么存在这种不对等?他认为这是人民币尚不够成熟的表现。尽管欧美近年来问题不断,但美元欧元的结算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人民币开放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天时”,在“内功”尚未做好时,风险程度可想而知。
王建指出,在国际贸易中间,货币充当的最重要角色是结算,比如美元是霸权货币,其在全球贸易结算中占到了60%~70%。为什么中国进出口结算不平衡?是因为人民币有升值的前景。
当前的现状是,进口的时候我们付人民币,别人也愿意持有人民币,出口的时候却不当结算货币看,依然用美元、欧元、日元来结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中国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现在已积累了约5、6千亿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去年升值5.2%,其升值的年收益比存银行高得多;但如此多的人民币囤积在香港,也给特区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于是要求建立人民币向内地的回流渠道。现在允许香港人民币到内地来买国债,并开放了内地其他一些市场,其结果就是人民币出去遛一圈又回来了,这就不是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在能源布局和产业布局上,中国企业到非洲买石油,到欧美去收购企业,到拉美买铁矿粮食等,对方要求结算货币依然是美元、欧元等,而并不因为我们是贸易第一大国、经济第二大国的经济地位,就认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虚拟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两种牟利方式
美国是如何依靠金融资本来攫取利益,从而维系其货币霸权地位的?王建分析道,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虚拟资本依然需要建立从实际经济中获利的通道,也就是从实体经济中分割财富。其主要牟利路径有两条:
一是拉高大宗商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上升。以前大宗商品的消费大国是发达国家,现在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将石油、金属矿产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拉高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买过来后便就提高了生产成本,形成了输入型通胀,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上升,就是发达国家虚拟资本的利润来源。我们对抗发达国家虚拟资本盘剥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利用中国第一实体经济大国的地位,把铁矿、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市场逐步转移到中国来,从而逐步获得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控制权。而这个工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那么我们是根据中国期货市场的发育程度逐步开放人民币和资本市场呢,还是立即全面开放,让国际金融资本来主导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呢?
虚拟资本牟利的第二条路径是,廉价购买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股权。发达国家企业上市比例一般为10%;以中国为例,我们有约4000家上市公司,但有700万个实体经济单位,如果是10%的比例,约有70万家企业需要上市。从4000个到几十万个企业,这一过程就是我们经济的货币化过程、经济的金融化过程和产权的市场化过程。中国是个转轨经济体,当上述过程还没有完成时就让外国资本进来,其结果很容易造成我们的实物资产让外国资本廉价买走。那边他们放的是虚拟货币,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用央行来创造货币;这边却在紧缩,去年我国的M2增长率为13%,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长率,结果是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更提不到满足产权市场化对货币的需求。上证指数也跌到2100多点,资产价格压得很低。“我们讲的是货币增长与实体经济增长要对应,要把货币增长率控制在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水平上,而人家是虚拟货币,美国讲货币增长与实体经济的对应吗?美国去年广义货币增长10%,实体经济增长率是1.6%,加上通胀率才3.6%,其余6个多百分点是干嘛的?美国早已完成经济货币化、市场化过程,放这么多货币出来干嘛?就是为了在你的家门口堆满货币,只要你一开放,哗地就进来了。同时在进来前大造舆论,说你经济有泡沫,要破灭了,恨不得你赶紧‘挤泡沫’。结果就是我们的优质实物资产被对方的虚拟货币廉价买走,而老百姓则失去了分享中国财产性收入增长成果的机会。”
王建认为,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通过释放货币来解决问题;欧洲的问题则是“半真半假”,德、法领导其他欧洲国家走向统一,通过夸大危机、收紧货币,逼迫南欧国家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为代价。当这一过程完成后,欧洲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美国并无二致,同样还是放货币。“就是去年欧盟峰会统一财政政策、南欧国家臣服后,12月21日欧洲央行向523家欧元区银行提供了4892亿欧元低息贷款,看!他们也还是用放货币来解决危机(2月29日欧洲公布第二轮LTRO结果,总规模为5295亿欧元——记者注)。日本也不例外,刚刚宣布2011年出现31年来首次贸易逆差、逆差总额高达340亿美元后不久,日本财务省2月又公布,今年1月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逆差额达185亿美元,创1979年有此项统计以来的单月贸易逆差新高。要想解决问题,弥补这个缺口,日本也没有别的办法,同样是放货币。”
王建继续分析道:“前两年一直议论,人民币内贬外升,即人民币对国内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贬值,对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却不断升值,这个现象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外国的货币对中国的生产要素大幅度贬值,而其原因就是发达国家的货币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变成了虚拟化的货币,而这样无限制地创造货币的结果,就是有了好多钱出来等着你赶快打开大门,好买你的商品和产权。”
在王建看来,当中国的转轨化过程完成,中国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拥有同样产品、同样技术和同样市场份额时,也拥有同样股价水平后,放开人民币和资本市场才是适宜的,现在离这样一个愿景还很远。因此,我们离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还有相当的距离。
至于这个时间预计有多长,“我觉得10年后再来谈这个事情比较好!”王建明确表示。
环球财经记者 林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