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时，任茂东委员认为应将第一条“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规定修改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草案公布后，贺卫方教授也在博客上提出了批评意见：“刑诉法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维护自由之基本法，修正案（以及现行法）开宗明义即偏离此价值，一味强调打击犯罪。”陈瑞华教授则撰文指出：“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要制定、颁布和实施，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护每个国民不受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任意侵害。”
刑诉法第一条乃立法目的条款，是刑诉法的灵魂，可谓名副其实的“第一条款”，因此，颇有细究之必要。
刑诉法第一条有哪些问题？
修正案草案并未修改现行刑诉法第一条的表述，仍为“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短短50个字，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妨来字斟句酌。
先看“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刑法作为法律，它如何能够主动实施？“徒法不足以自行”，显然，正确的搭配应该是“（司法机关）实施刑法”。此外，“保证”一词也颇为不妥。据《现代汉语词典》，保证的含义为“担保做到”或“确保既定的要求和标准，不打折扣”。显然，不管按哪种含义理解，与“保障”、“维护”等感情色彩中性的词相比，“保证”加“正确”的组合显得过于“自信”了。笔者认为，这个词组可以修改为“为了正确实施刑法”。
再看“惩罚犯罪”。刑事法律调整的对象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犯罪人，但是国家惩罚的对象到底是犯罪行为还是犯罪人？况且现时各国刑事法律早已不再一味强调惩罚，而是注意发挥刑罚的多种功能。如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和刑诉法草案都规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刑诉法草案新增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这些制度哪里是“惩罚”能够涵盖得了的呢？事实上刑诉法修正草案本身既体现了惩罚犯罪人的理念，也体现了矫正犯罪人，预防犯罪的理念。这与现代法治理念是相契合的。因此，如果要保留原有语法结构，宜改为“惩治犯罪”。
至于“保护人民”，任委员的意见已经很中肯，“人民”是个政治术语，而且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理念，理应摒弃。
当然，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言，刑诉法第一条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其价值取向的问题。即制定刑诉法，到底要达到哪些目的？保护什么，反对什么，立场不能有丝毫的含糊。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刑诉法可谓“欲说还休”。
“第一条款”该如何完善？
（一）控制犯罪、保护诉讼参与人和限制公权力的目的要平衡
我认为，刑诉法最直接的目的还是实施刑法，惩治犯罪，保护全体诉讼参与人的人权。实施刑法，惩治犯罪是为了实现实体公正，而保护全体诉讼参与人的人权则是为了实现程序公正。需要特别指出，在刑事法领域，人们往往在不同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由于被追诉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作为追诉者的国家相比居于完全的弱势地位，学者们提到“保障人权”往往意指保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基于中国司法现状，我国刑诉法在强调保护被追诉人人权的同时，要特别重视保护被害人的人权。君不见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的被害方都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刑事赔偿？与此同时，辩护人、证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得到完整和有效地保护——刑诉法草案部分体现了这一目的，比如更加注重保障辩护人执业权利，建立证人保护制度。不过在律师辩护率逐年下跌，律师人身权利屡遭侵犯的今天，草案的现有规定还不足以改善恶劣的刑事辩护环境。事实上加强对被害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保护也是法治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如英国早在1892年就制定了《证人保护法》，美国1982年通过了《被害人、证人保护法》，1984年又制定了《证人安全改革法案》、《联邦犯罪被害人法》。简而言之，实施刑法，惩治犯罪体现了刑诉法的工具价值，保护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刑诉法的独立价值；两者共同构成刑诉法的首要目的。
在首要目的之外，刑诉法必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参与刑事诉讼的机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追诉权力。刑诉法在赋予有关机关控制犯罪权力的同时，必须对这些权力予以适当的限制。当然，刑诉法毕竟不是为了限权而限权，其之所以要限制公权力，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平衡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力图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之协调。正如耶鲁大学教授达玛斯卡所认为的那样，犯罪控制装置应该文明化，但也不应对其设置过度的障碍，健康的刑事诉讼制度不能让任何一方过于强大或羸弱。在谈到刑诉法制定目的时，部分学者只谈限权而忽略其它，多少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
（二）要用“超我”统帅“本我”
“正确实施刑法，惩治犯罪，保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防止权力滥用”是刑诉法的基本目的。这些目的属于刑事诉讼制度的“本我”。但是刑事诉讼制度理应有它的“超我”：保障人权和维护统治权。这是刑诉法的根本目的。
由于刑事诉讼关涉公民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因此，刑诉法就必然要担负起保障公民最重要人权的职责，也因此被人称为“小宪法”、“人权宪章”。刑诉法正是通过正确实施刑法，在保障全体诉讼参与人特有权益的基础上，进而保障全体公民的人权。或许有人会问：在规定保护诉讼参与人人权的基础上再强调保障人权是否重复？我认为这不但不重复，而且体现了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并且与宪法条文相呼应。事实上只有明确根本目的，当基本目的之间发生价值冲突时，司法者才能以根本目的为最高原则，合理解释法律。
至于刑诉法维护统治权、统治秩序的目的，我们也没必要回避——法律是国家制定的，任何国家都会用法律来维护其自认为合法的统治秩序。在我国，保护统治秩序就是要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
基于上诉理由，笔者不揣浅陋，建议刑诉法第一条修改如下：
为了正确实施刑法，惩治犯罪，保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防止权力滥用，保卫国家和社会安全，保障人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赵兴洪，单位为西南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