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林:韩寒门、代辩门与华莱士困境

——我对于“韩寒事件”的全记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3 次 更新时间:2012-03-06 00: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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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  

  

  一

  

  在“韩寒门”事件中,我是一个立场坚定批判者和求证者。

  我很早就对韩寒的文本进行过文艺批评,在韩寒门爆发前,曾写过《70、80演义:谁主沉浮?》、《80后文化,伤不起的流氓相》等一系列文字里曾对当代青年文化中的“韩寒现象”作出批评。在批评中,我指出,作为畅销书作者,“韩寒”的写作固然无涉于文学,但是青年文化的内耗,不足起到正面引导青年文化健康化发展。

  作为有一定文学史和文化史阅读经验的批评者,我对我的同龄人韩寒并无任何主观喜恶。有人说我妒忌他的才华与声誉等,我只能说太小看我了。我已对经典和当代文学若干现象和作家做出批评,解读过包括《圣经》、布尔加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美国垮掉一代作家群和世界各国文化思想潮流在内大量的优秀文化成果。在文学史上,不乏少年时代表现出极高直觉和才华的诗人与作家:如少年兰波、少年雨果等。就算在中文世界里韩寒真以“天才”的标高出现,并不足令我感到惊讶:从胡适、徐志摩、戴望舒、肖红等到当代若干优秀的作家,都是很年轻时写出了优秀作品。而大部分经典作家如头顶的群星,他们曾经也都是从少年过来的,或少年得志,或壮年酬志,也有甚至死后才被人们所熟知的——太阳下面无新事,只有多见,才会见怪不怪。

  到此,我只是想在“动机”上声明:在批判韩寒这件事上我是一而贯之的,原因出于一个文学研究者对文化事态的“不正常”的批判。这种“不正常”并非指向“韩寒”的“叛逆姿态”,而实指向其“叛逆”的姿态,行却无叛逆之实。甚至跟日常生活中的韩寒先生本人无关,我个人更乐意把韩寒看成上海近郊小镇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同龄人:高中毕业、文化水平不高、也不爱读书、曾经学业糟糕、突然挣了笔大钱玩赛车、很爱追时尚、结婚生子过日子。和我一样,他面临着很多的成长困境,我们是这个社会里的难兄难弟。

  在最近韩寒门爆发前后,我一连写了《权利时代的话语说客》、《韩寒门:公共知识界的信任危机》、《为自由、理性、青春的哀歌与檄歌》三篇文章。老实说,作为一名青年作家,我希望自己的文字付诸建设性的工作上。可正如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所述,纠正扭曲本身也是一种建设,而我之所以一而贯之给韩寒做彻底驱魅,乃是因为围绕在这个名字有太多的扭曲。

  这种扭曲和怪异在我们中国这个人治、人情、权力和名利大国里,在物质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当下,变成了一种跟文学、文化毫无关系的事务。而且,越发展,它变得越发怪异,甚至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裂变。本来,我准备写完《为自由、理性、青春的哀歌与檄歌》后跟“韩寒门”作别。但在一片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气氛里,为此,我不得不搁下手头的研究、创作工作,重新拿起笔,仔细打量、研究这股怪异力量的来龙去脉:

  

  二

  

  网络上关于韩寒的资讯铺天盖地,在很多同龄人眼里,韩寒是一个很普通也不热衷于读书的青年,有点混世界的态度,缺乏厚重的有真才实学,好玩、好以猥琐轻浮的态度谈论异性、好扮酷、好出风头,却好运当头,被媒体从才异少年一路打造成著名作家、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青年一代“意见领袖”,影响力非凡。

  我们每个“80后”青年的成长经历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个很普通的同学,因为教育制度太扭曲,也因为自己也不爱学习,把那股子精力全花在“叛逆”上了。所谓叛逆,无非如韩寒自己所谓的“半夜翻越女生宿舍围墙”、“干女同学”——从自然人性角度来讲,只要双方不留下伤害,不是恶事,但也绝非什么值得称道的好事。这样的同学,如果家庭富有,可能更“叛逆”一点,能拉上好几个女同学早恋;如果是官二代,还能干点别的——总之,教育体制是坏的,但并不足以承托这种“叛逆”的好,也不足以说明在这种“叛逆”中成长出来的人,自然而然就是公共知识精英——这都哪跟哪,我自己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要一再指出。

  围绕韩寒门,“代笔”一直是这件公共事件的核心。在所有支持韩寒的声音里,一直指责所有批判“韩寒现象”的人都是“质疑”,然后又指出,大家都是凭借着“质疑”在妄下结论。然而,除了情绪性“倒韩”的,我所见的大部分文字,从麦田、方舟子先生开始到广大网友的分析,都是“求证”。这些求证中,也包括我所做的社会文化分析。所有被称为“质疑”的,其实都是按照现有媒体话语对韩寒的描述(天才、智慧卓著、见识不凡等),求证是否属实。然而,随着一点一滴的“求证”,围绕着“韩寒”的一切不但变得可疑,也益发漏洞百出。

  其实,仅求证出名不符实,就足已让媒体和吹捧韩寒的知识界信用大打折扣。指责求证者的人大多数都承认,求证者使用的是“归谬法”,尽管很多认真反驳求证意见的人也指出了归谬过程中的漏洞。但随着不断地归谬,众多网友所提出的证据链越来越严谨、越来越丰富,从文本分析到背景分析、从事件对应到过程分析,乃至笔迹学、叙事话语学、常用词汇统计等等。求证很理性,归出的谬论也很明显:

  韩寒不但不是出道时被隆重推出的那个“少年天才”,也不是那个发展过程中被冠以的“见识不凡的青年意见领袖”、公共精英,甚至连一个最普通的诚信笃实的公民都不是。正如他所获得的利益一样,他的写作、言论与所作所为漏洞百出,不能使人信服。更不能起到知识界所认为的、对青年一代的“积极作用”。

  这一点,并不因其名曰“韩寒”,就可以获得道德豁免,也不因其事关知识界的颜面、事关许多人的利益而可以被搁置。正如一就是一,任何人跟韩寒都无现实过隙,只想说清楚真相如何。这一点权利都要被打压,那么,我们不得不深入再看看背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这次论争当中,所有求证的人,包括我,都是仔细阅读过韩寒的文字的人,对他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因为韩寒的文字、特别是他的生活经历和状况,都是“敞开的”,无需去蔽,可以笃实地作为论证依据。很多质问我,有那份闲心为何不关心王立军与吴英。我诚恳地说,对于二者实在我能了解的资料太有限,甚至不如北朝鲜多,绝不敢妄加评论。

  通过大量的阅读,我对韩寒的文字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了解,所以很认真提出“求证”,很强烈要求真相。而很大一部分挺韩的人,除了个人崇拜因素以外,余者都基本上是从不关心韩寒写了什么,只有对一个媒介传说中“青年公共知识精英”的无限欣赏。不仅如此,挺韩者们对网络空间内所有“求证”的发帖、文章乃至视频片段,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视而不见的态度,他们从一至终地表示:所有质疑者都是凭借“猜测”、“存疑”、“罗织”或“莫须有”来断定,这是简单的道德“围猎”,是别有用心的“陷害”云云。

  作为“韩寒现象”,本身就是非常扭曲的,再经过辩护者们“不听、不看、不调查”的决断支持,整个事件扭曲到变态程度了:

  一边是信则灵的坚决拥护,一边是冷静的查找、分析、整合。所有“求证者”不断地指向“韩寒现象”本身,力图还原并厘清围绕在“韩寒”周围的若干不实;而所有挺韩者虽层出不穷摆出法制、公民、文艺批评、自由民主等种种理由来指责求证者,其中还不乏若干篇“韩式”的尖酸刻薄文字,另有若干文字为“韩寒发迹”的每一个过程辩护,令人眼花缭乱之余,反而更是疑窦丛生。

  这里,求证者表现出的现代公民的普遍理性、成熟与克制,与辩护者的一团“坏孩子气”形成鲜明对比。

  

  三

  

  就现状看来,支持韩寒的人若不想正视韩寒的“代笔”的话。那么,韩寒的“代辩门”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了:

  几乎所有有分量的辩护,都非韩寒本人发出的,而是大量代辩者说出的。与保持沉默的韩寒相比,“韩寒”某种程度上所有是代辩者的“韩寒”。这次“韩寒门”,也就是代辩者与求证者之间的论争。

  就笔者个人而言,批评韩寒现象,都是从文化环境加以入手,并没有把责任草率地定位在韩寒或其家人身上——对我而言,没有任何 “剖腹验粉”的窥探欲,而实在“没有这回事对我很重要”。我所见,“代辩门”中的反映出的问题,要比“代笔门”中更为深刻与全面:

  与求证韩寒的声音七嘴八舌、七零八落相比,为韩寒代辩的,是整齐划一的公共知识界诸多知名人士、文化资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和话语权力实质掌握者。简而言之,与“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韩寒”相衬,都是一帮“牛人”。正是这班先生与韩寒的“粉丝”合谋,诞生了那个光环重重的“韩寒”——当然,这也非什么蓄意为之的“阴谋”,一连串的偶然造就了一个“神话”的诞生。

  与韩寒同龄的青年都在成长,自己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也经历了自己的苦乐甘甜。怎么看人、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虽然也有自己的不足与苦恼,但绝非没有自己的判断。人生都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或者门槛上,如果再那么盲从,只有可能是的确还不成熟或者对社会现状的天生感觉太迟钝。

  为韩寒代辩的先生们一度很让我费解:对于求证,他们不听不看不理睬,却知道用天然“喜欢韩寒”的情绪、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江湖经验来挤压求证者的声音,至今余音不绝。慢慢用中国式的人情、中国式的恐吓、近乎中国式传销的办法,一点点让求证者的声音弱化、丑化、边缘化。很多代辩者,即使觉得事有蹊跷,但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使韩寒存有代笔,但那些文章是好的,传播了常识”云云。

  ——此事有很大的可疑之处,在我对韩寒博客的阅读经验中,未见他传播了什么常识。他所写的时评,除开个人自状及与文娱圈的骂仗之外,大都是基于众多网友对热点事件、热点问题的发掘后作出的讥议。与知识界所界定的那种传播民主理念、自由精神、文化大家学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相差甚远。

  韩寒是否代笔,我姑且不论。但代辩者的逻辑足令人震惊,简而言之就是“为了目的不计手段”。这昭示着所有求证者将蒙受前所未有的打压,因为与代辩者相比,他们毫无话语资源可言——

  官方毫无关注此类公民事件的兴趣,并且要“维持”掉这种“不稳定”的争论,而一些主要门户网络和平面媒体资源,都是一边倒地被代辩者掌握。代辩者可以在根本不顾求证者列出了什么的情况下,永远冷冷地被定位为“乌合之众”、“一群缺德的人”用“莫须有”来做判断等等。这里民主所要求的平等交互氛早已围荡然无存。

  

  四

  

  如果求证者的方法都是简单的分析、推导与归谬理性工具的话,代辩者们的方法则异常丰富,令人眼花缭乱:

  有打情感牌的,这是最多的声音,多言韩寒的经验不老道、不够老奸巨猾等等;有打法制牌的,如一些教授,大谈特谈侵犯公民私权、署名自由之类,叫人忍不住想,我在《战争与和平》或者《哈利·波特》署上“陶林”,并向全世界宣称这是我的作品可否成立。有打道德牌的,这点最为大家,认为大家存心要把韩寒推向道德祭坛、加以迫害云云,还有人甚至号召“只有一个韩寒,要爱护韩寒”云云;最奇怪的还有打社会规范牌的,认为对“公众人物”的议论要有边界,要点到为止,给予克制云云;更有夸大其辞、危言耸听的,诸如儒商信力建先生:“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其实这件事说到底,无非表明知识界偶尔会犯呆买傻,闹点笑话,真没看出了跟“搞掉”和“倒退”有什么关系。如果代辩仅仅限于逐条反驳求证者的言行和论证过程,说得通,说得在理,也就足够了。可惜,傲慢、和偏见扭曲了太多的人。这种“你死我活”的心态,也隐喻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媒体谋杀将降临到所有求证者头上。

  作为一个独立的文艺评论者,我一贯以文艺批评的态度对待韩寒。然而,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我对“韩寒门”做更深入思考,的确是被求证者们列出的有力的明证说服的。而所有代辩者的文字,既不能从理论上说服我、也不能从感情上打动我,相反,越多的辩词,越不能自圆其说。理有不平则鸣,今天克制着悲愤之情写下这些文字,也是为我未来留下我的所见 :

  我本来一直对所谓“左派”认定媒体圈“南方系”的说法呲之以鼻。他们意指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腾讯网等一大批宣传普世思想的媒体。但经过此番争论,一个非常清晰的话语权力群体展现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确是一群同气连枝的意见盟友,喜欢讨论“民主自由”与“普世精神”,但从未想过这些巨大的辞藻与自己灵魂有何联系。在谋求脱离权力干扰的路上,他们越发清晰地展示了单纯为资本效劳的趋向。

  《南方周末》是一份我原本非常尊重也非常爱看的报纸,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晦暗交叠》,最初的灵感就是从当年一篇深度报道获得的。如今,它“阳光打在脸上”的那份诚挚已然荡然无存,面对此事件,既不肯中立地刊载任何求证者的文字、精编大量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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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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