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宝 郭明龙: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算定

——以北京 (2007)一中民终字第9064号判决为素材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0 次 更新时间:2012-03-02 09: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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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宝   郭明龙  

  

  在加害行为或者准侵权行为致人死亡的案件(以下简称“侵权死亡案件”)中,受害人近亲属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对于赔偿数额确定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难点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计算具有浓厚主观化、难以确定性和缺乏客观标准等特点,其不可能如财产损害那样进行完全填补;[1]另一方面在我国,实务中存在的死亡赔偿“同命同价”或“同命不同价”的争论中,精神损害赔偿与死亡赔偿金问题相交织,问题似乎具有了一定政治性更决定了解决的难度。本文将以一则发生在北京但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案例——晏某、郑某诉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朱玉琴、韩某、吴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为素材,对侵权死亡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算定规则加以研究,期望能向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2005年10月4日下午,带女儿进城买书的退休教授晏某(74岁)、郑某(58岁)一家,乘坐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开行的726路公交车回家。为从豁口上车该买1元钱还是2元钱的车票,晏教授13岁的女儿与已下班的女售票员朱玉琴发生口角后撕打,司机韩某、售票员吴某未予制止。朱把晏教授女儿掐得昏迷过去,后经抢救无效身亡。2006年5月,朱玉琴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缓。刑事案终结后,晏教授夫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其中仅精神损害赔偿就要求300万元。2007年5月,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判决朱玉琴和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赔偿晏某、郑某夫妇55.3769万元,其中精神赔偿为10万元。宣判后,晏某夫妇提出上诉。2007年11月26日,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将精神赔偿从10万元提高到30万元,加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药费等赔偿,晏某、郑某夫妇共获赔75.3769万元。[2]

  本案最终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30万元,创下了国内新高,使得本案精神损害赔偿与案情一样备受全国民众瞩目,而一、二审判决对于推进学界对精神损害赔偿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也具有积极意义。在案件中,二审法院判定3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明确列举的考量因素包括:(1)在整个事发的过程之中,受害人父母亲眼目睹自己的爱女遭受侵害致死,精神受到严重刺激;(2)加害人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是一种故意的侵权,其过错极其严重,不同于一般的由于过失而导致他人伤害;(3)案发场所是在公共汽车上,案发时间是国庆黄金周,加害人破坏公众对社会秩序的信心;(4)二原告老来得女不易,却又失去,今后将无法再生育。其对以上因素的考量堪称恰当。当然,判决中所采用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算定方法尚有进一步升华余地,以提炼出侵权死亡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

  

  二、前提厘定:死者的抑或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中,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请求权主体问题,该问题直接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晏某、郑某诉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朱玉琴、韩某、吴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受害人小晏因他人侵权行为不幸死亡,其生命权被剥夺,无疑是直接的和最大的受害人。但是,也就是她生命被剥夺的同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也就丧失:她不再是民事主体或者说不再是被民法承认的人。死者不再是民法上的人,当然就不可能再享有民法上权利和承担民法上的义务。也许在财产性损失的赔偿方面,某些国家的法律或者某些理论采用似是而非的“拟制”学说,将近亲属获得财产损失的赔偿之权利附会为取得“遗产”一类的权利。[3]但是,无论怎么说,受害人(死者)因为丧失生命的精神损害是无法救济的,也是无法由他人继承的。赔偿对于死者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也不存在可以继承或代位行使的此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4]

  在请求死亡案件中,就死亡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死者无任何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侵权死亡产生死者的精神损害,还是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在各国法上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终各国均朝着“继承否定说”的立场前进,逐渐认可系相关近亲属的固有请求权。受害人死亡,不过是引起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一个法律事实。

  近亲属之所以成为侵权死亡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是因为近亲属与死者之间往往具有经济上的牵连和情感上的依赖,亲人的受害死亡给他们带来了一系列损害:为受害亲人支出救治费用和丧葬费用,为照顾亲人发生误工等“纯粹经济损失”;因亲人离世导致扶养的丧失或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因亲人不幸罹难而产生精神痛苦,他们经历了人生中亲人生离死别这一最大的痛苦。以上请求权是他们自身受害而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不是依赖死者受害而继承的一种损害赔偿请求权。概括来讲,近亲属遭受的损害是自己的损害,因此近亲属独立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具有补偿、抚慰和惩戒功能,法律设定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救济的乃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在补偿、抚慰的同时附带惩戒加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算定必须要和其制度功能相适应。

  

  三、数额算定一般规则:全民大体相当的赔偿数额的构建

  

  (一)比较法的经验

  关于国外一般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与评算方法,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八种:参照医疗费用比例法、日定标准赔偿法、限定最高额赔偿法、定型查表法、分类计算赔偿法、酌定概算法、综合全部因素法、折衷赔偿法等等。[5]仅就侵权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而言,其方法也大体相仿,主要有:[6]

  1.酌定赔偿。酌定赔偿原则法律并不规定统一的赔偿标准,而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决定权交给法官,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定。如《瑞士债务法》第47条规定:“对于致死或伤害,法院得斟酌特殊情事,许给被害人和死者之遗属,以相当金额之赔偿。”

  2.固定赔偿。对于侵权死亡后的精神损害赔偿,根据英格兰1982年的法律(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82.第1A条),允许因失去配偶或父母的“亲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固定为3500英镑。[7]苏格兰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爱尔兰民事责任法案(Civil Liability Act)第49条规定了所谓“对精神沮丧(mental distress)的合理补偿”,损害赔偿总额(无论家庭成员数为多少)以1000英镑为限。此外法律明确规定,责任人可以将总额一并提存在法院而无须估计数家庭成员之间对该数额的分配问题。[8]

  同样在日本,对于某些方面的人身伤害抚慰金赔偿,制定固定的抚慰金赔偿表格,规定各种精神损害的固定的赔偿数额,法官只要查表,即可确定应当赔偿的数额。如1994年实施的《汽车赔偿责任保险的查定纲要》规定:(1)死亡事故的抚慰金为:被害人是未满18岁少年的情况——1200万日元;被害人是老年人的情况——1100万日元;被害人是上述场合以外的情况——1300万日元。[9]在受害人死亡场合,日本律师联合会公布的基准如下:受害人为一家之支柱者,为2100万日元至2700万日元;准一家之主者,为1900万至2300万日元;其他情况者,为1700万日元至2100万日元。[10]

  3. 最高限额赔偿。最高限额赔偿就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限制最高标准:一是就某单独项目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最高限额;二是就所有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规定最高限额,法官可在最高限额下酌定具体数额。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116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最高不能超过1000埃塞俄比亚元;1963年哥伦比亚刑法典第95条规定抚慰金不得超过2000比索;1928年的墨西哥联邦民法典第2116条规定,人格损害之抚慰金赔偿的数额最高不得超过受害人财产损失的1/3。[11]以上最高限额同样适用于侵权死亡案件中,法官在最高限额以下酌定。

  4.比例赔偿。为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遵循一定之规则,通过确定与有关医疗费的一定比例而使痛苦和遭遇赔偿的数额标准化。在德国痛苦和遭遇的赔偿额是通过医疗费用的价值数额估算。《秘鲁民法典》第113条规定,法官只能在受害人所必须花费的医疗数额的半数和两倍之间来估算赔偿金数额。

  5.日标准赔偿。这种赔偿原则是确定每日赔偿标准,按标准计算赔偿金数额。如丹麦法院在1968年之前,致害人对躺在床上的病人给付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每天为15丹麦马克,给付其他病人的为每天7.5丹麦马克;1968年以后,这两种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标准,分别增加到25丹麦马克和10丹麦马克。

  酌定赔偿原则体现了在数额确定上的“自由主义”极端,其充分考虑到了精神损害的不确定性特点,但正是由于缺乏算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统一标准,完全依赖于法官自由裁量权可能出现类似案件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相差悬殊的判决,对于侵权死亡案件而言,这种差异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固定赔偿原则乃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上的另外一个极端(法定主义或强制主义),基本排除了司法裁量因素,对于英国、日本等经济比较发达、区域发展相对均衡的国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对于我国这种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完全摒弃个案因素其合理性尚显不足。其他原则,如最高限额赔偿、比例赔偿、日标准赔偿等等,均试图在完全的酌定赔偿原则与法定的固定赔偿原则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但可能有时难以适用于侵权死亡案件,如日标准赔偿、比例赔偿不能适用于受害后即时死亡的案件。对于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方法,我们只有在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定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恰当选择。

  (二)“同命不同价”与“同命同价”: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金比较

  近年来,对侵权死亡损害后果予以救济的问题,已经成为法律界乃至公众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同命同价”或“同命不同价”的议论甚嚣尘上。某些民众甚至学者、人大代表从朴素的公平正义观与消灭或缩小城乡差别的美好理念出发认为侵权死亡赔偿中应当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同命同价”。该命题把需要严肃科学论证的课题推向社会舆论乃至国家政治前台,激发出太多的情绪化议论。我们知道,受害人因侵权死亡后产生的损害赔偿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分:相关财产损失之赔偿(丧葬费、死亡前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及营养费、误工费、住宿费等费用以及死亡前后发生的相关交通费等)、精神损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死亡赔偿金赔偿。对于相关财产损失进行救济,其所遵循的是项目法定与实际损害赔偿(或者说赔偿实际损失)相结合的原则,此举明确了赔偿范围又统一了标准,可以实现对受害方相关财产损失的完全填补,理论界和实务中基本不存在争议。“同命同价”命题主要针对的是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下面分别予以分析。

  根据我国法释[2003]20号,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逐步明晰:二者为分别独立的损害赔偿项目。[12]稍早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曾将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与死亡赔偿金相混淆,甚至将死亡赔偿金作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种形式,但法释[2003]20号解释实现了转向,明确死亡赔偿金为财产性质的赔偿而非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致人死亡,在财产损害方面来说会给与受害人共同生活的家庭共同体造成财产损失。因为近亲属被认为与死者是“经济性同一体”或“钱包共同”关系,因婚姻(尤其是法定共同财产制下)或者扶养关系能够合法取得直接受害人正常生存情况下个人消费部分以外的全部收入。侵权事故导致受害人提前死亡,而使这部分应得利益逸失,家庭成员生活水平下降,对此损害加害人应当予以赔偿。对于这部分“收入损失”的赔偿有“抚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两种立场。依据扶养丧失说,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该部分收入损失的数额,但是缺点在于判给受害方数额较低。我国《民法通则》采取了这种做法,将该部分收入损失仅仅等同于被扶养人必要生活费。继承丧失说的优点在于判给受害人近亲属的死亡赔偿金数额较多,对赔偿权利人的保护更为周到,但缺点在于:首先,继承丧失说中的推测性成分太重(死者生存年限、收入水平、有无遗嘱和遗赠等等);其次,在受害人为卑亲属而由尊亲属继承的场合,因卑亲属的未来能够生存的期限长于尊亲属,因此该部分收入损失就要比尊亲属作为受害人的时候多,显然不合理。通过分析可知,单纯按照哪种学说界定该部分收入损失均有一定偏颇性。笔者认为,吸收两种学说的长处,对于这部分“收入损失”的赔偿应当坚持近亲属“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侵权死亡产生的“逸失利益”财产损失的赔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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