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青: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9 次 更新时间:2013-06-07 23: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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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青  

  

  【摘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同于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基础在于违反了旨在保护和满足非财产性利益的合同义务。此类合同义务可以通过分析合同内容、目的以及根据诚信原则的客观解释而推导出。因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方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而不是侵权责任。这也决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合同法而不是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则的调整。

  【关键词】违约责任;精神损害赔偿

  

  一、问题的引出

  

  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进行赔偿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分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和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主体对基于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主张合同法上的赔偿救济措施;后者是指主体对基于侵权导致的精神损害要求侵权责任法上赔偿救济。两者在损害产生原因和救济途径上都有着根本区别。

  关于侵权精神损害赔偿,2010年7月1日起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在第22条中明确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1]相反,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都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1日起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旅游纠纷司法解释》)第21条提到:“旅游者提起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变更为侵权之诉;旅游者仍坚持提起违约之诉的,对于其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解释说明最高院至少在旅游合同纠纷场合明显否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

  那么,这一解释是否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所有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场合?针对违约产生的精神损害,当事人是否只有通过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方式才能主张权利?其法律依据又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理论和司法实践意见不一,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学说与判例

  

  (一)学说

  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学者议论甚多,见解不一,但多数停留在论证可否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层面。

  我国学者王利明明确否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其理由主要有:①提供精神损害赔偿是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根本区别;②精神损害不符合合同法上的等价交换原则;③精神损害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难以预见的;④对精神损害当事人可以通过侵权寻求救济,而没有必要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⑤精神损害赔偿难以金钱确定,对此不宜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2]

  我国学者崔建远对我国学者王利明的上述观点一一作了反驳,论述甚详,归纳言之,包括以下见解:①是否可以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属立法政策问题,而非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根本区别。同时,大量外国法例证明合同领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②合同未必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在违约救济中同样不遵循这一原则,如惩罚性违约金等;③在若干类型的合同中,如旅游、观看演出、孕妇生产、骨灰盒保管等场合,精神损害具有可预见性;④在违约和侵权竞合的场合,提起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有时比提起侵权之诉更具实益;⑤无论是违约还是侵权场合,精神损害赔偿的裁量权过大问题都客观存在,但可以通过明确可以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合同类型和构成要件也加以限制。但对于哪些合同可以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崔教授并没有进一步论述。[3]

  依我国学者李永军见解,可以依据《合同法》第113条解决如旅游合同之类“目的性合同”因目的不达所带来的非财产性损害的问题,而对于加害给付中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根据《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区分是否构成独立的侵权之诉来处理。一般来说,在违约之诉和侵权之诉之间存在竞合关系。当事人已提起违约之诉的,不能再请求(侵权责任上的)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如果违约带来的精神损害不足以构成独立的侵权之诉的,应允许通过违约之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4]

  依我国学者龙著华见解,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民法通则》第111条和《合同法》第113条中的“损失”作扩张解释,使其包含精神损害。同时,在未来的民法典制定中应该明确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上,他认为除“可预见性”、“因果关系”、“过失相抵”、“减轻损失”等一般法律原则,还包括:①商务合同中除特别约定一般不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②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得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③轻微的精神损害不予救济。[5]

  我国学者梁慧星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也持肯定意见。该《建议稿》第916条规定:“当事人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对方有权请求赔偿,但依当事人的特别约定或者依法律规定可获免责的除外。可获得赔偿的损失除现实的财产损失外,还可包括:(一)非财产损失;(二)合理地将要发生的未来损失。”[6]

  (二)实务

  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判例都认为在合同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法律依据[7],但也有例外。(1999年《合同法》颁布后)主要发生在以下一些合同类型中:[8]

  I.旅客运输合同

  实践中有判例认为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损害赔偿责任:①张连胜诉郝宗华等道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2010)睢民初字第1033号],法院依据《合同法》第302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第1条、第10条认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金;②严玉长诉李斌等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2010)咸秦民初字第01036号]中,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119条、第134条、《合同法》第30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18条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③戴祥等诉上海新世纪新宇运输有限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2010)沪铁民初字第297号],法院依据依照《合同法》第290条、第302条、《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18条第1款及《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第8条第2款之规定判决了精神损害赔偿金;④有意思的是,在朱玉梅诉驻马店市汽车运输总公司等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2009)汝民初字第834号],法院的裁量理由是“世间最宝贵的莫过于人的生命与健康,原告朱玉梅因乘坐车辆身体受到伤害,且构成伤残,对其精神上的打击是长久和深远的,虽然健康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至少能体现出和谐社会法律的温暖和人性的仁爱,给原告以后的生活带来一丝安慰。但鉴于被告杨方生车辆造成原告伤害无重大过失,据此,本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为3000元。”

  2.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①郑州市骨科医院与冯景仙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2010)郑民二终字第632号];②张超等与郑州市中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2010)郑民二终字第631号];③张彩玲等与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中都肯定了受害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都没有说明理由;④瑞金市人民医院与钟祥明等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 (2010)赣中民三终字第78号]和⑤董俊兰与郑州市中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2009)郑民二终字第1426号]中,法院都依据《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第1条、第8条第2款的规定判决精神损害赔偿;⑥董政霞诉漯河市中心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2008)召民一初字第461号]中,法院依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18条判决精神损害赔偿;⑦邵坚与华美医学整形美容门诊部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200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743号],法院以美容机构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判决精神损害赔偿。另外,在⑧于向军与杨许声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2010)郑民四终字第594号]中,法院虽没有认可精神损害赔偿,但其理由是被告在医疗服务合同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行为,但未造成严重后果,依照《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第8条之规定,对精神损害赔偿部分不予支持。

  3.旅游服务合同(《旅游纠纷司法解释》出台前)

  ①冯林、段茜诉海峡旅行社及北京招商国际旅游管理总公司旅游合同案[9]中,由于旅行社和旅游管理公司原因导致原告夫妇在马来西亚因证件不符而被当地政府扣留后被遣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招商国旅虽无故意,但客观上的疏忽造成原告冯林夫妇人格权受到侮辱造成其精神上损害,依《合同法》107条、第424条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夫妇精神损害每人20000元;②王丽丽、张安民、李秋菊诉被告河南省鹤壁市假日旅行社案[(2005)山民初字第1301号]。原告近亲属因旅游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107条、《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18条和《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第10条,并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违约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将精神抚慰金酌定为45000元。

  4.摄影服务合同

  ①张定伟等与金夫人精致婚纱摄影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 (2010)南民二终字第662号]中,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婚纱摄影服务合同,在结婚现场被告也派员工进行了拍照和摄影,但事后原告并未得到结婚现场的照片和光碟。法院依据《合同法》第107条和《民法通则》第111条、第134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2600元;②孙某诉陆某等服务合同纠纷案[(2009)青民一(民)初字第216号]中,针对婚礼拍摄光盘中重要内容大量缺失,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4条、《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第4条、第8条第2款、第10条的规定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

  5.骨灰保管合同

  张海兰、魏超与某县殡葬管理所保管合同纠纷[(2010)保民四终字第00299号]中,因殡葬管理所行为造成骨灰不能返还给上诉人。二审法院认为骨灰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上诉人有权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同时认为该案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上诉人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据此,法院根据《合同法》第374条、第122条,《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第4条、第9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抚慰金15000元。

  6.雇佣合同

  ①郝治虎与徐五法雇佣合同纠纷上诉案[(2010)三民三终字第228号];②丁春林与惠鑫雇佣合同纠纷上诉案[(2010)南民二终字第845号]中,法院都基于《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18条判决雇佣合同的雇主对雇工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义务。

  7.养老服务合同

  新乡市夕阳红养老院与连亚平等养老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2009)新中民一终字第248号]中,由于被告养老院在护理过程中疏忽大意,未妥善履行服务义务,保护措施不到位,造成原告近亲属死亡。法院在服务合同之诉中依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和《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认定了精神损害赔偿。

  (三)小结

  综据所述,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具有甚多疑义问题,归纳言之,主要有三项:

  1.《民法通则》第111条和《合同法》第113条中的“损失”是否包含精神损害在内?(更为根本的是,)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依据何在?如果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那么:

  2.是否依据合同性质或受侵害的人格利益的不同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作类型化限制处理,还是采概括主义模式,只要有精神损害就可以要求赔偿?

  3.在具体规则适用上是否完全适用合同法规则(哪些?),还是(参照?依据适用?)针对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以及《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和《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相关规定?

  现行立法、学理和判例之所以产生此等异议,原因有二:一是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制定之际,人们对精神损害赔偿,特别是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认识不够成熟,疏于究明,故而倾向于采取保守模式加以继受立法和司法实践,殊不知现代各国越来越重视对人格的保护,多在传统立法框架下通过司法实践寻求突破、变通解释甚至修法以求对精神损害,包括违约精神损害之救济;二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日益完善部分消化了当事人通过违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现实需求,因此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制度的实益和具体操作规则多有争议。有鉴于此,本文拟先介绍欧洲大陆法制(以德国、意大利和欧洲统一法为考察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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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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