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庆禄:“伥鬼”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0 次 更新时间:2012-02-22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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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庆禄  

斯大林为了发泄对莫洛托夫的不满,授意贝利亚罗织罪名,1949年1月26日,将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抓进了监狱。斯大林知道,莫洛托夫对妻子波林娜的感情非常深厚,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折磨他。作为苏共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曾经鼓起勇气,就此事问了一句,斯大林说:我哪里知道,我的许多亲戚都让他们抓起来了。此后,波林娜在卢比扬卡监狱受讯,而莫洛托夫每天都带着警卫,乘着黑色小轿车经过国家安全部的办公大楼,但他不能为妻子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敢打听一下她的情况。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莫洛托夫的表现却颇为异常。作家西蒙诺夫写道:莫洛托夫“是当时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一个发自内心感到深切悲痛的人。这个坚强的人是在斯大林灵柩前发表讲话的人里唯一噙着眼泪的人。尽管似乎正是他最有理由为斯大林的去世感到轻松、自由,感到自己从此可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两年以后,有一次,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在一家医院遇上莫洛托夫,向他询问此事:你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为什么竟允许逮捕你的妻子?莫洛托夫的解释是:“因为我政治局委员,应该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莫洛托夫对斯大林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莫洛托夫享年九十六岁,他活到了1986年。这时,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距苏联解体已经没几年。鳏居的莫洛托夫一直居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朱可夫卡别墅里,与圈子里的朋友相聚,他总是这样祝酒:“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波林娜干杯!”“为共产主义干杯!”有人问他:“怎么能这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难道不是斯大林逮捕了波林娜,并且差点儿害了你本人吗?”莫洛托夫的回答是:“斯大林是个伟人……”。

像莫洛托夫这样的人物,在我们国家,也不鲜见。比如某著名女作家,延安时期曾因所谓“暴露黑暗面”而受到批判,五十年代更被诬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五七年后,发配北大荒养鸡,历时二十多年之久,而改革开放了,她持论却以“左”著名。

其实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平凡人,也常常有这样的人物。他们日常起居不异于人,衣服与鞋子,偶尔也穿穿名牌,赶赶时髦,辛辣甘肥,大抵也能消受,而对文革十年,对那个极左时代的标志性事物,有一种近乎天然的亲切感,只要具备那种色彩,就是对的,只要是那个年代的,就是好的。初次遇上这类人,人们也许会还怀疑他们是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改革开放以后日子过得未能尽如人意。细察之下,发现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他们当中,很有一些人,本身就曾是文革动乱的受害者,有的不仅被突然剥夺了已经来临的高考机会,而且接下来,可能还有上山下乡什么的,层出不穷的花样,将他们的一生,折腾个七零八落。然而就是他们,对那个物质和精神皆极度匮乏的年代,依然一往情深。

经验告诉我,一旦遇上他们,特别是其中的能言善辩者,最好的办法就是缄口不语,让他把话说完,或者趁机将话题转移到别处,让他无法发挥其优势。倘若一不小心,撞开了话匣子,又没有办法躲避,那你就惨了。勿庸置疑,他们的辩护或许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或者对事实认知上的缺陷,但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是真诚的,不光他自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听的人,无论你赞同或者反对他们的意见,你都无法否认这一点。你或许一不留神,没有管住自己的舌头,指出他们在文革之中吃了亏,改革开放后又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应该如此这般想问题。这不光不会对他们的议论有所削弱,反而会因此增加其道义上的自信,使之产生一种莫名的道德上的优越感,其辩护更加投入,更加一往无前。

我一直膺服伏尔泰的那句话: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一个人怎么想,怎么说,源于天赋的人权,不能剥夺,也不可让渡。这也就是《宪法》“言论自由”之要义。

我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常常有一搭无一搭,并不在意,以至此时这样说,彼时又那样讲。而在这个地方,却如此清晰明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他们何以如此执着地坚持这种见解,一以贯之,并且随时准备去捍卫它,哪怕争个面红耳赤,甚至伤了感情,也在所不惜。

近期阅读中偶然看到这样一些材料。斯坦莱·米尔格兰姆《服从权威:一个实验报告》认为:人类的残酷行为和人的个性关系不大,更多的却是来自于服从权威的社会心理结构。当面临权威发出的实施残酷行为的命令时,人的个性并不能成为制止这种行为发生的要因。不仅如此,在实验中他还发现,一旦盲目地服从了权威,行为者就会成为过去行为的奴隶,他从此很难修正或摒弃过去的行为,因为这种修正,将会被认为否定自己的道德纯洁,而变得异常困难。

米尔格兰姆研究的对象,不包括中国。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在那些心浮气粗的洋人眼里,似乎算不了什么。然而他的这个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身边的人和事,不能不说大有帮助。回过头考察一下开头我们说到了那类人,就会发现,他们在那个时代固然经历过起伏周折,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他们确曾参与其中,曾经做过一点什么。而这种参与,恰恰就是对权威的服从,从此,坚持做过去行为的奴隶,就不再难以理解。也许又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他们没来得及赶上那个时代,可是,后来的阅读经验,可能再现当时场景,会让他们在想象中重新建构那种热情,从而在思想上、心理上“意淫”一番,然后再做那种心理行为的奴隶。当然,这样的人要少得多了。

对于这种现象,西方有人做了心理学的研究,学者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8月23日,两名持枪歹徒(Olsson与Olofsson)在试图抢劫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失败后,劫持了三男一女四名银行职员,并将他们关进黑暗的地下室。六天以后,这四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是要加害他们,而绑架者则是在保护他们。他们被营救出来后,反而闷闷不乐,那位女士(Christian)说,他们两个(指两名绑匪)根本不是坏人。而且还跑到监狱里,与其中的一名(Olsson)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基金会,在全世界为绑架者筹款,请律师为其开脱罪责。专家认为,这种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还有这样一个案例。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离开奥勒冈州尤金市的家,去北加利福尼亚州探访一位朋友。路上她搭了一辆便车,车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门龙,妻子叫珍尼斯。半途中,她突然被卡门龙劫持,并被关进一个屋子的地窖里。最初的一段时间,卡罗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门龙特意用金属做了一个双层头罩,和像棺材一样的箱子,卡罗在里面不能吃、喝、听、看。每天,卡罗先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吊在门檐上,脚尖仅仅踮到一点点地面。卡门龙还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来实施自己的虐待,包括在地下杂志上剪下一份据称是出售灵魂的契约,强迫卡罗签下。他还在卡罗的阴唇上穿了一个洞,说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并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

当确定卡罗不会试图逃跑时,卡罗就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干家务活,甚至允许她出外慢跑,而卡罗每次总会回来。一些邻居也开始看到了卡罗,他们都以为她是这家的保姆。1980年,卡罗甚至可以到外面去打工。实际上,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已经有多次逃跑的机会,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

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发现,加上嫉妒卡罗的“得宠”,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回到自己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他哭着企求她回来,而卡罗向他保证决不起诉他。

专家认为,要使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以下四个条件。一,要一使被劫持者切实感到生命受到威胁,至于什么时间发生,还不一定。但是,劫持者随时会这么做,而且毫不犹豫。二,劫持者对被绑架者施以小恩小惠,如在十分绝望之时给水喝等等。三,实行信息和思想控制,除了他允许的,其他信息与外界完全隔绝。四,让被绑架者感到无路可逃。

其实,我们的先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虎作伥”一语,其中的“伥”,说的其实就是这种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词典的解释是,人死于虎,其鬼魂受虎役使者,就是伥鬼。关于伥鬼,比较早的记载是《太平广记》,其卷四二八引唐戴孚《广异记·宣州儿》:“小儿谓父母曰:‘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说得比较详细的,则是明人都穆,他在《听雨纪谈》中说:“人或不幸而罹于虎口,其神魂不散,必为虎所役,为之前导。今之人凡毙于虎者,其衣服巾履,皆别置于地,此伥之所为也。”鲁迅《朝花夕拾·后记》:“考虑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子的脚色,拿着纸扇暗地里指挥。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伥鬼’。”

知堂文章中屡次说及,中国的士人遇事喜欢想当然,凭感觉,凭印象,至多只做些书本上的考据,对于科学的研究,一般不大在意。知堂所指,多是些以荒诞不经的传说为事实,以孝悌伦理比附动物植物,这一次却是将对现实人生的正确体悟,比附为鬼魂之事,使一极有价值的思想,藏匿于荒诞外壳之中。事实是,先辈所造一个“伥”字,与洋人发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差不多正是一个意思。

在我的印象里,二千年的帝制,对待士人,要数朱明一朝最为恶劣。朱元璋父子杀人不眨眼,那就不说了,仅“廷杖”一手,就足扫尽天下读书人的颜面。蜕下裤子,露出惨白的屁股,打你个皮开肉绽,疼痛就不说了,那种精神的屈辱,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这种严酷的氛围之下,文人学士们越是清醒一些的,越应该看清自己被劫持的地位,也就越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海瑞,史称海忠介公,那可是个人物。直言敢谏,不避权贵,一直到今天,都是很有名的。明世宗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疏之前的所作所为,给人的感觉已经有点不怎么正常。疏上之后,朱厚熜十分震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当得知海瑞已买好棺材,准备好让他“吃掉”时,他“始默然”。后世宗病重,召大臣安排后事,想起海瑞,恨恨地说“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遂逮海瑞下诏狱,究主使者。不久,移交刑部,论罪当死。狱上,仍留中。户部司务名字叫做何以尚的,揣测嘉靖皇帝无杀海瑞,疏请释之。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过了两个月,明世宗朱厚熜病死了。“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明史·海瑞传》)与瑞典那位叫做Christian银行女职员,与深切怀念斯大林的莫洛托夫,颇有相似之处。

明人姚叔祥《见只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读后让人觉得,海瑞不光被专制精神吞噬掉了,而且吞噬起别人也,也是毫不客气:“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

读了这段文字,觉得十分恐怖。海瑞与姚叔祥固然已经是被考虎吃掉的伥鬼了,而并那刚刚五岁小女孩儿,竟然也有了伥的气息。

自然,无论是伥鬼,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与暴力劫持的行为有关。因此,我们的先辈对伥鬼现象注意到得越早,说明我国专制暴政的历史越古老,这可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斯坦莱·米尔格兰姆的研究还表明,当多元权威存在的时候,盲目服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元主义是防止正常人出现盲从的反常行为的良药。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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