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院二审维持对犯集资诈骗罪的“女富豪”吴英死刑判决。该判决在互联网上引起很大争议。我们认为司法独立应当受到尊重，但舆论的态度反映了一个动向：中国社会对严重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再审视。
反对处死吴英的人，理由大体是一个：这是一起经济犯罪，没有命案。由于案犯是31岁的年轻女性，不排除这个身份帮她赢得了一定同情。去年几起舆论高度参与的涉死刑案件，如药家鑫案，主导性意见都是要求判处案犯死刑。其中云南邵通案，舆论是在终审未判死刑之后强烈要求改判死刑。吴英案是近年舆论对死刑犯要求改判非死刑的少有例子。
但看上去混乱的舆论，似乎甄别了这几个死刑之间的不同点。药家鑫和邵通案都是命案，故意杀人证据确凿，舆论的要求是对“杀人偿命”原则的捍卫。而吴英案是没有直接伤害生命的集资诈骗案，舆论在此案上发出的，是对“不杀人也偿命”的质疑。
尽管互联网上的声音总是复杂的，但围绕吴英案的舆论动向仍很不寻常。它是中国公众要求缩小死刑范围的一次态度宣示，如果将前几次舆论对死刑的介入连起来观察，那么可以看到一个趋势：中国公众要求将死刑的适用范围局限在故意杀人罪上。
当然这是不稳固的，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因贪污罪被执行死刑，舆论中鲜有人质疑。当“仇官心态”和“保护生命”相撞时，后者仍然处于劣势。
虽然这次舆论的参与会再次对司法独立形成干扰，但中国公众对死刑态度的温和转变，他们对“不杀人不偿命”的首次集体呼吁，却与人道主义对待重犯的世界司法潮流形成了契合。
长期以来，“钱”和“命”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是连在一起的。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太穷了。经济犯罪如果涉案金额巨大，“以命抵债”天经地义。这样的观念已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司法精神相去甚远。
中国减少死刑应坚决从经济犯罪领域起步。这次围绕吴英死刑的争议表明，社会已对“不杀人不偿命”有了一些思考和最初的共识，中国立法和司法机构应抓住这个机遇，使减少死刑在中国获得突破。
“不杀人不偿命”应适用于所有经济犯罪者，包括民愤巨大的贪官。要帮助对生命的尊重战胜盲目的仇官情绪。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舆论权力面前的坚持，这与它在权贵面前的坚持具有同样的意义。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与社会的思想和道德面貌是大的契合关系，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必然会对司法产生影响。希望最高法院在是否核准吴英死刑的问题上，对中国社会死刑观念的变化做出准确的评估。
公众都有权利表达自己对吴英案宣判的看法，但司法独立最终是硬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最高法院最终是否核准吴英的死刑，只要在程序上是合法的，它都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