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王佩英史记——王佩英事迹之完整记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9 次 更新时间:2012-01-17 16: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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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  

  

   1915年3月14日,王佩英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双龙巷(今开封市顺河区曹门办事处双龙巷社区)一个商人家庭,系家中独女。7岁,其母去世;12岁,其父去世;14岁,继母去世。1929年即已举目无亲的少女王佩英,有父母留下的一些房屋和土地,由一个老妇人照顾生活。

   1932年,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嬷嬷(Sister Marie Gratia Luking,中文名陆静宜),在开封创办静宜女中(后来在开封发展为开封八中,在台湾台中县发展为静宜大学),王佩英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学校的教育目标是“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等。

   1933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张以成(1911年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县),在开封当律师期间,介入王佩英房产、地产归属权案件,为王佩英打赢了官司。两人遂自由恋爱。

   1934年,王佩英从静宜女中毕业。同年,与张以成结婚,并随其在保定和北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年,在北京找工作不利的张以成,曾按方子自制“吹喉开关散”,做街头小药贩。贫困无助之下,王佩英将开封带来的衣物当卖一空,补贴家用。同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王佩英生下第一个女儿玲玲,11岁时(1948年)夭折。

   1940年,王佩英生下长子张运生。结婚六年来,因生活困苦,不敢要孩子,张运生的出生令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为生计所迫,这年冬天,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开封老家。此时,开封已被日军占领。

   1941年秋,张以成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不料这年冬天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拷打后被押解到北京宪兵队,关在监狱。日本宪兵在张以成舅父处搜到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这把枪的主人是张以成的大姐夫(北平救济院女妇院巡官)。当时有日本人被开枪打死,后来查明张以成并非开枪者,将其释放。此事,令张以成盟生报国之志。

   1943年,张以成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发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先在开封后到郑州。直到1949年前,他一直是郑州情报站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探国民党情报,渗透国民党军组织,有时也做策反、发展候补党员等工作,还通过外围组织策划、发动罢工和学生运动,保护包括电信局设备、铁路甚至美孚大楼,使重要的生产、通讯和交通物资被转移到共产党手中。张以成、王佩英和情报人员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期间,情报站并无常规经费支持,非常清贫。支持张以成从事情报工作的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王佩英在开封的房产收入。在开封、郑州、兰考、密县一带,王佩英除了抚养孩子、支持掩护张以成外,有时还需要帮助传递情报,与敌特周旋,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财产。家中所有土地全部卖光,房屋也卖了一半左右。

   1948年8月,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参与地方建团工作。1949年,王佩英开始正式在郑州邮局工作。同年调入郑州铁路局秘书室任业务员,保管局里的印章和文件。1950年,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卖了大部分房屋,捐给党组织交党费。1952年5月,入党转正。在入党考察期间,组织对她有两条意见:“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斗争性不强”。王佩英在天性上和当时极左倾向的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

   1955年10月,王佩英随张以成搬到北京,从郑州铁路局调入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她服从组织安排,到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担任哺乳班组长。生活上,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平均每隔两年,就会有一个孩子诞生。1956年12月31日,王佩英在已有六个儿子(张运生、张贵生、张大中、张大江、张大路、张大圃)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女儿——张可心。

   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无论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提意见,还是他们被定为右派打压,王佩英都没有参与其中。她对这种政治运动有心理距离,保持沉默。

   1959年初,仅仅因为端着热水不小心把一个冲出来的小孩烫伤一小块皮,王佩英就被“狠挖思想根源”,被调离托儿所,转到专业设计院总务科单身宿舍当清洁工。她没有辩解,依然保持沉默。此时,张以成的肝病已有近一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三年粮食短缺和饥荒,从这一年开始。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都是饥荒的重灾区。有亲友找到王佩英借粮食,王佩英说:“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在1959年单位办的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庆祝会上,王佩英称呼刘少奇为“少奇同志”,而非“刘主席”,在家里也常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60年,与王佩英相识相处27年的张以成,由肝硬化转化为肝腹水,住进医院,并于11月去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王佩英沉浸在对张以成的思念中,家庭经济非常困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7000余人参加。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该会召开的最根本原因。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高层意见分歧很大。王佩英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及其导致的大饥荒应由毛泽东负责,他应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这场全国性的灾难,并支持刘少奇的政策。她公开向党组织和群众表达这个观点。

   1963年3月,因刘少奇在位,单位在考虑如何处置王佩英的敏感言论时,选择了最“安全”的办法:宣布王佩英疯了,将王佩英用单位的车送去精神病院看病,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王佩英为支撑家里的经济,把家里一些值钱的呢子大衣、古玩之类,都送进了典当行。

   1964年12月,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5年,王佩英更加激烈地表达抗议。在单位里,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到天安门、灵镜胡同(中组部所在地)等地散发传单。这年4月,她要求退党,说:“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7月,她正式写出书面退党申请:“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提出退党申请后不久,她就被文革前铁道部基层组织强制性地送进北京安定医院,后被转到回龙观分院。

   在王佩英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期间,王佩英第三子张大中经常在周末骑单车去看她。王佩英从不和儿子谈自己的政治观点,只问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有一次张大中去看望母亲准备告辞时,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铭记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1965年12月20日,医院病历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这里透露了把王佩英弄进精神病院的真正动机。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革爆发。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二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等公检法部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侦察、起诉、判决三家公然会并成一家。军管会二号人物刘传新,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67年的夏天,王佩英住院期间思念儿女,张家七兄妹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给母亲。

   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王佩英被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关押在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由“革命群众”看管。她的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嘴上戴着口罩。除了毒打、饿饭、捆绑,连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在被关押期间,她曾说:“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同其他牛棚难友一样,被“劳教”。她劳动时任劳任怨,难友回忆说:“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的时候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

   与其他牛棚难友不一样的是,王佩英依然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把口号写在很多小纸条上,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她三次在食堂喊口号。有一次,她刚喊出“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就被造反派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往死里打。她的难友齐克琦实在看不下去,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在这个月的4号,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黑蚂蚁般的“革命群众”一哄而上,将王佩英打得昏死过去。在被打的时候,她从来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1968年10月21日,王佩英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在专业设计院关押地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从4日喊口号到21日被逮捕,期间审讯人员想强迫王佩英承认刘少奇是叛徒,但她立即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又威胁她“你不怕死吗”,她回答说:“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她曾对难友说:“刘少奇是吃人民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审讯人员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并威胁她说“否则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

1969年的下半年,迫害升级,王佩英被拉到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上,被拉到北京的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去游街批斗。王佩英对其观点,始终没有妥协,每一次都反抗。当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她喊“打倒毛泽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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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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