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8 次 更新时间:2011-07-29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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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林  

*张松林铁道部专运处退休干部)/口述 郭宇宽/整理

我是河南人,家在郑州边上的荥阳,穷苦人家的孩子,出身好。解放后,大概别人看我比较老实,1952年被选送铁道部专运处当保卫员。专运处是专门为最高首长服务的,主要是毛主席专列,还有刘主席、朱总司令,他们出行都是由我们负责,有苏联专家来培训我们,要我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不怕牺牲。

我们工作有一条纪律叫做“知道的不能说,不知道的不能问”,所以我在文革中几乎没有参与,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就是给下放了几次,有一次还是陪滕代远部长。

到了文革结束以后的1977年,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铁道部也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把我抽调来参加落实政策工作。我想组织上选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专运处,基本上没有参与文革,没有牵涉到派性问题。我们当时一个小组3个人,除了我,一个代明德,一个李志克,负责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落实政策工作,我是最年轻的,当时大概40岁左右,人家叫我小张。当时耀邦同志推动的力度非常大,我记得听他说“不仅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同志要给落实政策,还有延安时期、长征时期等一系列冤假错案也要给落实政策”。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么多冤假错案啊。

我们在专业设计院很快就了解到了王佩英的情况。

王佩英,生于191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帮助从事地下党工作的丈夫张以成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郑州解放后先后在郑州邮局和郑州铁路局秘书室工作,1950年成为中共党员,1955年随张以成调入北京,在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任保育员,60年代后认为大饥荒等重大失误应由毛泽东负责,张贴“毛泽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之类的标语,因而遭受残酷迫害,1970年初被判处死刑,同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后遭杀害。(关于王佩英的事迹,详见本刊2010年第5期《寻找王佩英》一文——编者)

最先是一个叫林克明(文革前曾任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航察处处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1968年曾是王佩英“牛棚”难友)的大姐跟我反映,说王佩英可真是冤案啊,他们家孩子多,太可怜啦,组织一定要管啊。初步了解了情况,我们就前后召开了两次群众座谈会。我们工作组有纪律,一是不能记人家名字,二是不能发表意见,要让群众畅所欲言。当时对王佩英的观点有鲜明的两派,不能统一。一派意见是说,王佩英好冤啊,佩英是个好同志啊,还有人讲王大姐被关押,被批斗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一个叫王××的造反派,几次下狠手打王佩英,还有一个叫林××的女同志,拿烟头烫王大姐,法西斯作风啊。另一派就说,王佩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不算现行反革命啊?别人就说,人家王大姐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部分文革政策,也不是全部否定毛主席啊。造反派一边就说,她都公开喊“打倒毛主席”了。我记得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一个人,撂下一句话:“她不算反革命,还有谁是反革命。”就摔门出去了。

群众意见不能统一,我们工作组就很犯难了,我们组长说,你看这事情咋办呢?她都喊“打倒毛主席”了,这事怎么定性呢?

我当时听了群众的反映,就对王大姐有特别的同情。她有两条言论,说到我心坎上了,一条是说她坚持讲“我是河南人,我老家就是饿死人啦”,这是她后来一个罪。是反对三面红旗,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抹黑。我家也在河南,1960年,我爸从老家来投奔我,关着门跟我说,我是来逃荒的,老家连树皮都给扒光了,到处都是死人,民国闹饥荒也没这么厉害啊。我们家有13亩地,都叫充公了,现在毛主席是最大的地主了吧。我爸问我,毛主席是不是光顾自己坐金銮殿,不管老百姓死活啦。我赶快堵他嘴,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说,给人听见就坏了。

还有一条,是王大姐跟别人说“彭德怀为民请命,是大好人”。她还说“毛泽东是卸磨杀驴啊!”这个话,我一听就明白了。我们河南人最爱说这个话,说谁不仗

义,就说,他卸磨杀驴啊。其实文革中我也有这个想法。罗瑞卿当年是我的顶头上司,对毛主席那是忠心耿耿啊,结果给打得腿都断了,装在箩筐里抬出来批斗,谁

看了不寒心啊。滕代远,那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革命,就是沾了彭德怀的边也靠边站了。彭大将军给毛主席立了多大的功啊。所以“卸磨杀驴”这个话就在我心里打

转,就是不敢说出来。王大姐给说出来了。

有这个说不清的感情在,所以我想怎么都得给佩英大姐平反昭雪。我就说,组织上给我们这个任务,来落实政策,群众又有反映,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至少也要把情况搞清楚。要不我来跑这个事情。大家一核计,好吧,正好小张,你有自行车,你就跑这个事情吧。

我跑了两趟安定医院,找到了那个主治医生,他跟我说王佩英是有神经官能症,不是精神病,当年专业设计院把她送来的时候,刘海燕院长特别说我们是为了保护她啊。后来我本来意见是说,可以继续治疗,可上面一定要把她交出来,那是逼着我签字的啊。

我还找了公安局,接待我的同志态度很客气。他大概以为我是代表单位来找公安局麻烦的,一见我就说“我们逮捕王佩英,可是因为有群众举报,我们的手续都符合政策啊”。还说“我们可没有虐待王佩英啊”。当然,那是他的说法。我说我们单位都炸锅了,现在就是来找你们落实政策的。我一共去了两次,最后公安局的态

度是说,这个事,他们办不了,要我去找法院。

我又去找法院,法院一个男的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也找了两次,后一次,他给我一个文件,说经过研究,免予追究刑事责任。我不干了,我说你们应该平反昭雪才行啊,人都叫你们枪毙了,什么叫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啊。他训斥我不懂法,吵起来,最后让我出去。

不过至少有了这个说法,我们回去就可以落实政策了。当时刘建章部长,一听说王佩英这个事情,就说这个同志我认得,她在郑州局跟我干过,做机要保管员。当时的文件稿都是我起草的,当时我们讨论过,因为王佩英的处理留了个尾巴,没有被评为烈士,所以不能叫抚恤金。当时我们一共凑了三笔钱,一笔是铁道部有个老干部苦难补助基金,最高标准3000元,我们就按最高标准领出3000元;我又找刘海燕院长请示,铁道部拿了3000元,研究院是不是也出一些,刘院长说没问题,我们也出3000元;再加上佩英大姐被关押期间被扣的工资,算起来大概1000元左右。这样加在一起,我们一共凑了大概7000元,给了佩英大姐的子女。

最后给佩英大姐的平反追悼会,也主要是我操办的,我记得有几个标准:一是刘建章部长出席;二是在八宝山办;三是铁路系统各单位要派代表参加,总人数要超过300人;四是《人民铁道》报要发消息。通讯稿是我写的,我文学水平也不太高,但很动了感情,用了很多词语,比如违法之徒的迫害、惨无人道的折磨等等,最后都给删掉了,只给发出来大概100字的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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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2011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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