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对中国来说，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微博元年”，微博虽然不是生于2011，但微博的火热以及引发如此多的讨论，则是2011年的事情。人们关于微博的评价，观点各异，有认为微博能够倒逼改革，有认为围观改变中国，有认为微博不是说理的地方，微博是情绪的放大器……大约博客时代也没有这么荣幸地被赋予如此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意味。
微博是一般性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而非专业发言，但微博的篇幅限制、交互效应却体现了公共论辩的形态和适应性。篇幅的限制，有点类似辩论会的“限时发言”，而微博的要义在于它并非独白，它必须有“粉丝”———即是论辩中的对手和听众。
微博这一年的激荡，逐渐淘洗出一种更为理性有效的话语方式和议程设置能力，那些依靠商业炒作或耸人言论出位的，渐渐没了市场，满嘴脏话、热衷人身攻击的，也渐失公信力，打假的方舟子在微博获得最大的舞台，李开复也要学会“道歉”，而左右对立在微博的公开论辩之下，既有激进的对立更激进的一面，也有被对话思维消弭既定偏见的一面。
不过，公民的公共论辩不是有了微博才有的。它出现得更早，只是没有被足够重视或推而广之和制度化。
譬如，身在广州的市民，可能早已习惯以“你一言我一语”的公共论辩形式参与城市治理和公共决策，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每周的人民公园，它也如同微博，没有门槛，你站立在论坛现场，你就是自己的麦克风。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大型政论性电视公开论坛“羊城论坛”。该论坛诞生于1992年5月，以“国事家事天下事，你谈我谈大家谈”的宗旨，邀请官员、学者与市民就某一具体议题进行公开论辩，论辩共识往往成为一些法律法规或城市治理的决策依据。在第71期论坛“完善社保体系，保障全民利益”中，自发参与的市民达300多人，激辩数小时。
官员参与此类公开论辩，一开始也有人显得不适应或拘谨，后来逐渐学会如何应对公众的诘问，学会将决策机制中的难题难点扼要地向公众阐述，以期获得理解与建议。
其实，不独公共事务的论辩，基层官员的竞聘过程，也有论辩之风，可惜的就是，这种论辩往往局限于“内部人”，准备充分，演讲色彩更浓，即便在答辩环节圆满成功，也不意味着此类官员走马上任就具备了处理公共事务争论和应对公众舆论的能力。正是这种话语方式到行为思维方式方面的“不适应性”，导致很多官员连微博也不敢上，他们缺乏将自己亮在公众视野中的勇气和能力。但是，刻意不裸露于公共论辩当中，并不代表能够逃脱公众舆论的诘难。当门不得不打开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所适从，显得如同未经训练的莽夫，说啥错啥，说多错多。
当公民已经自发、散发地在公共舆论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任何一位不知名的网友都可能因为出色的表现而粉丝百万的时候，将自己封闭在“蜜罐”中的官员群体是时候回应微博广场的时代吁求了。对于还沉浸在“宅男宅女”时代的部分中国官员来说，千万别等到发现你成为互联网舆论焦点的时候，才想到参与公共论辩，而应当更早地自己主动跳入舆论的大海，接受浪潮翻滚拍打，与公民一道，锤炼面向未来的民主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