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的增长势头能否继续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人口红利还能吃多久？老龄化问题会不会使中国成为下一个日本？教育究竟应该为劳动力市场贡献什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值得人们去思考和探索。
最近，麦肯锡公司邀请中国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在北京探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挑战与趋势。与会者从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劳动力市场的大背景、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环境、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情况、从公营私营部门和企业、教育以及职业培训等层面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增长、转移、素质提升等问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势头还能否持续？人口红利还能吃多久？老龄化问题有多严重，会不会是下一个日本？教育究竟应该为劳动力市场贡献什么？由政府主导为农民工定制的职业培训究竟管不管用？未来的培训路该怎么走？中国劳动力市场有一大堆的问题值得人们去思考和探索。
中国在劳动力上贡献最大
Richard Dobbs：就劳动力供给而言，在上个世纪的后二十年，全球劳动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源供给充沛，劳动力成本低廉，相对来说，波动性和相关度都比较小。全球劳动力的增长在八十年代以前保持在70%的水平，OECD等国享受了30来年的“人口红利”。而在过去30年里，无论是在劳动力的贡献上还是在增长的贡献上，中国都是最大的（图表1）。
中国的新增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大量转移到服务业和工业部门，大概为服务业和工业部门提供了3.16亿新增劳动力（图表2）。这促进了工业化在中国的发展，城市化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在过去十五年所取得的成就相当于英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取得的成就。
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也呈增长趋势，从2000年到2009年，大概有十亿劳动力的规模。这样的“人口红利”通过持续增长的贸易出口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图表3）。
李宏彬：如果讲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从劳动力市场讲，无非是两个，第一个经济发展，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业。第二个就是经济转型，中国放开了劳动力市场，从完全的控制到逐渐的放松控制，这个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可以自由移动到，从农村到城市。
老龄化普遍加剧，劳动力市场面临拐点？
但是，人口发展出现的另一个趋势却值得中国未雨绸缪。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仅在经合组织，在中国，也是不断加剧（图表4)。只有印度、中东、北非还有南萨哈拉地区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比较缓慢。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出现拐点，随着劳动力的减少，人口的红利会减少甚至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会越来越高(图表5)。
中国学界对老龄化问题似乎已有共识，但在拐点和劳动力红利问题上，则一直莫衷一是。
张车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长是迅速的，现在正处在最高的时期，2010年人口普查15—64岁人的比例是74.53。但人口增长率近年来下降得非常快，2010年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现在看来，人口增长的态势已经完全减缓下来。
莫荣：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起到缓解新增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中国劳动力进入劳动力人口的年龄是十六岁，考虑到中国教育程度提高的特点，每年大约有六百到七百万劳动力会上大学，大学毕业的年龄是二十二岁，再上两年研究生就是二十四岁，如果再上三年博士，就是二十七岁。进入实际的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年龄平均差推后了起码六到七年，这样，我们把2001年到2005年十六岁的高峰（将近两千万人）实际上推到了2011年。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供给，要高于2000年以来的供给水平，而不是大家想象的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了。
2013年是人口红利的最高峰，届时，抚养比最低，38.3，之后，可能会上升。如果从“人口红利”的定义来说，超过50%以上，这个年龄阶段会到2030年，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口红利”应该还有20年可收获。
另外有一个相关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中国人口数量庞大，退休年龄定得非常慷慨，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年龄是16岁，但中国现在女同志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过去下岗职工早退休，实际上是48岁。而美国是67岁，我们基本上比它早20年退休。假设我们把退休年龄统一到60岁，粗略估算，能够增加一个亿劳动力的供给。所以，我认为，中国劳动力不存在拐点的问题。
李宏彬：世界人口转型会大致经过三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死亡率，高出生率；最后一阶段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还是很低。这个过程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叫人口转型。英国人口转型大概用了200年，美国大约100年，日本用了60年时间。中国人口出生率从最高点开始下降，到现在大概是1.4左右，仅用了20多年，远远快于日本。
很多人认为，从2000年以后一直在1.4。人口红利的减少和消失是可预期的（图表6）。
拐点讨论离题，劳动力转移成本攀升才是要害
李宏彬：中国农民成为非农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一直在增加。一个农民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有很多其他的成本，农业成本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它可能会有找工作成本，交通成本，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在城市住宿的成本，城市里能不能提供好的服务，他的子女能不能上城市的中学、小学、幼儿园，他能不能得到城市的医疗，能不能有医疗保险，能不能得到退休金，还有很多家庭成本，夫妻不在一个地方工作，年轻一代无法赡养老一代，如果我们把这些成本因素考虑进去，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边际成本就开始上升了。
我认为，工资上升是由劳动力转移成本上升所导致，而这种成本上升可能在农业中仍然有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农业中，可能有很多劳动力永远也无法转移出来，因为成本太高。
正是由于转移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从农业到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在下降，过去二十几年每年农民工的数量，在2000年到2003年非常快，进入2004年开始变慢，速度在递减（图表7）。
由于劳动力转移成本上升，农民工会选择成本较低的地方去移民，去打工。从2008年起，去西部、中部打工的移民增加，去东部的开始下降，虽然只有一年的数据，但有可能这反映了一个新的趋势（图表8）。
陆晓文：我非常同意您对农村转移成本问题的观点，现在农业人口的住房和宅基地的征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这在今后会相当大程度上制约农村人口变为城市户籍人口。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转移成本问题。
未富先老，堪忧！老龄化后果致命？
张车伟：值得注意的是，按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中国显然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现在有一个共识，中国的老龄化出现在未富先老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期相比的老龄化程度要深得多，国家经济还没有处于非常发达的状态，但人口却已经非常老龄化了，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都超过了1万美元。日本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10%和14%的1970年、1985和1996年的人均GDP为1967美元、11335美元和38555美元(IMF, 2003)。中国目前人均GDP刚过4000美元。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接近8.87%。
李宏彬：看看出生率和收入的关系，中国的出生率已经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了，但是，收入水平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图表9）。
2015年左右，中国劳动力将进入高峰，然后开始下降，进入劳动力负增长时期。伴随而来的当然是老龄化，到2050年左右，中国老龄人口大概在30%左右，现在大概为8.9%。
中国会不会是另一个日本或者下一个日本？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只有日本的60年代的水平，但从人口结构来说，我们正很快地朝日本方向发展，日本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的时候，出生率下降到1.6，我们现在已经是1.4，但人均收入却在4000美元左右。
张车伟：但由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一直在上升，被抚养人口比例在持续的下降，中国抚养比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时候达到最高，达到80%左右，自此之后，中国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因此，从中国的人口结构看，不管老龄化有多快，抚养比不会回到70年代80%多，在60%左右，会停止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口老龄化后，经济会受到影响，但未必是致命的。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张车伟：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增加的速度在减少，九十年代，每年一千多万，最近几年只有几百万。
加上就业市场中非农就业岗位的创造速度在加速，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趋势，即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劳动无限供给走向有限剩余，农业就业的蓄水池效应正逐渐消失。“招工难” 的情况将长期化与常态化。
但是，这样的一种供求关系的变化并未从劳动力价格上充分反映出来。现在劳动力价格确实在快速增长，很多人认为，农民工的工资已经非常高了，而且增加速度还很快，但各方面的数据表明，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在持续下降。总体来看，劳动报酬增加相对缓慢，其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增加就更加缓慢。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和非单位工薪劳动者收入水平差距2000年后不断扩大，尤其是最近几年，扩大趋势加剧。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扭曲，就是说，至少，工资增加的速度没有赶上劳动生产力增加的速度，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图表10）。未来中国对这种结构“扭曲”的校正，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效果，还有待观察。
竞争程度的下降、垄断水平的上升也不利于劳动力价格的增加。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教授：我们也做了一些劳动力的研究，结果跟你们的结果非常一致，其中一个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是什么原因呢？张教授说劳动率市场是扭曲的，但是，我们的解释略有所不同，我想，主要是竞争率在过去十五年有所下降，竞争程度的下降，导致了经济中出现更多的垄断，垄断对竞争率，对工资的增长是非常不利的。我们用生产部门的公司数据来做一个检验，确实发现在一些部门，特别是在竞争的强度有所下降的这些部门，竞争程度越小，工资的增长水平就越小，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多。
再看产品市场，产品市场在过去五十年，产品市场是更加不具有竞争力的，这可能会解释工资增长的差别为什么会越来越大。
生育群体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对未来城市劳动力供应方式的影响
陆晓文：应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现有的劳动力的分布和流动结果当中是否出现了某种特殊现象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或者影响进行思考。
比如，上海现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出来的结果是2300万人，外来人口将近达到900万，其中40岁以下的人口要占到60%，而且以家庭居住的状况达到65%，这意味着，过去农村的生育群体开始向城市转移。由于这些年轻人非常多，他们的年龄65%将近70%都是在四十岁以下，生育群体的主要部分开始从农村转到了城市，这对我们今后劳动力市场供应方式是否会有某种转变？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从落后地区，从农业地区向城市转移的这样一种人口流动方式，从总体上没错，但是，在局部来看，今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应形态、生育形态，包括它的年龄或者人口结构的状况，都因为这种流入和长期居住而发生改变，我们应该根据局部地区的不同和它的现有劳动力结构，包括它的年龄构成来研究它独特的未来趋向。
劳动力供求关系不宜笼统看总量
王德文：关于劳动力供给，我们不能单纯看总量的供应。，要有更细化的分析，年龄分布，性别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市场上，一方面是农民工短缺，普通劳动力短缺，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是较高的大学生失业率，表现出来的是供过于求。就年龄段而言，这两个群体非常接近。
还有，延迟退休年龄，或者比女性这块儿通过工资的变化提高她劳动参与率。我们的研究发现，最近几年，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在迅速下降。我们潜在的劳动年龄人口虽然有那么多，但企业不愿意雇年纪大的女性，即使你算出来有那么多人数，但是，这些人找不到工作。大学生也是一样。
教育的尴尬
Richard Dobbs: 面对这一趋势，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挑战。有些国家需要考虑更高的移民率，另一些国家主要是改善教育，改善生产率。中国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确保劳动力能继续向高附加值行业转移。
向高附加值行业转移意味着劳动力素质要有相当大的提升。教育无疑应该成为解题的答案之一。
李宏彬：可以说，中国是历史上史无前例地，想迅速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国家。大学生从九几年招生一百万，迅速上升到去年六百多万，十年增加了五倍，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到去年，我们大学招生录取率大概70%，也就是说，应届高中毕业生70%可以进大学。
我们计划在十二五规划期，就是2015年，希望在适龄儿童中36%的人能够进大学，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大学教育也面临很多问题。我们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在劳动力市场上，学习不好的孩子工资高出15%左右；英语考得高的人工资高15%左右；党员比非党员工资高10%，学生会的领导比非学生会成员工资高10%左右。我们大学提供什么呢？提供入党的机会，提供学生参加活动的机会，提供去新东方学英语的机会。
能够决定学生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个人特征：男性比女性工资高出500块；爸爸是官比不是官的要高出400块；父母亲有一个是大学毕业，比非大学毕业的学生高出25%；父母有钱的比父母没钱的孩子工资高出25%；上什么大学非常重要，最高的比最低的多出700块。
我们基础教育也有很大问题，现在，很多农村小孩，从初中就退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外面市场很好，他们不愿意读书。但是，他们还要拿一个义务教育的学位，否则，地方政府要受到惩罚，所以，就跟学校联合起来，你只要出点钱，初中就发一个初中文凭，你出去打工没问题。
陆晓文：我做了一个调查，十一五期间，整个就业状况是低成本，低层次的就业状况要比高层次好，女性要比男性好，低文化层次的要比高文化层次的好，年龄大的要比年龄轻的好。
莫荣：大学教学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把大学生放在哪个领域，现在的大学生都是用书本教出来的，而中国是工业化中期阶段，我们需要的是技能人才，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初级工、高级工，每人平均有1.4到两个就业机会，而大学生平均只有0.8个就业机会。这是教育的结构性问题。
教育改变窘境谈何容易
白重恩：这里还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差别，劳动力市场现在的需求跟十五年以后的需求非常不一样，所以，大学的教育是要为现代的劳动力市场提供马上需要的技能，还是为一个人提供他长期对他有促进作用的知识和技能？
莫荣：我非常赞同，但是，第二点也没做到，这就很糟糕。我希望，长期做得更好一点。比如，像清华这类学校，教什么都行，中国前二十所，前三十所，甚至前五十所，可以任意教；前五十所以后，则必须面向市场。
白重恩：我自己是老师，也负责教学，很多人都认识到教育的忧虑，我也非常认同您的想法，特别是对于应用科目的教育。我们确实想增加一些应用科目的内容，把我们的课程做一些改动，但在大学里面，要改变课程内容是很难的，原因是对资源的争夺。比较强势的部门，未来十年可能没有更多的生源，但是，他们在学校有很多的话语权，所以，需要由上到下的强制性的改革。
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挑战
王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劳动力的培训的情况。我们主要研究的中国阳光工程，这是一个由中国政府在2004年开始、公共财政支持、主要在粮食生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和贫困地区，以及革命老区施行的项目，是培训农村劳动力掌握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就业前职业技能培训的示范项目。
2004-2010年，累计培训了3500万人，到2010年，已经把农村劳动力培训正式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里。我们对这个农村劳动力唯一的培训项目在广东东莞等三个镇（广东东莞地区是劳动力的输入地，阳光工程以劳动力输出地为基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
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低，但接受培训的却非常少，中专及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培训比例是62.5%，文盲和半文盲农民工接受培训的只有26.3%。
有99%的受调查者都不知道有这个培训工程，只有1%的人听说过，但没有自己亲自参加过培训。虽然是全国项目，虽然已实施了近7年，在需求者中，知名度却不高。
阳光工程的培训从2004年来一直是政府主导培训。调查发现，需求者不太在意到底是政府来出钱培训，还是企业出钱培训。我们提出，重视阳光工程未来的转型，不是以政府为主导，而是转变为政府和企业合作培训的方式，由政府购买的形式，委托企业培训自己的职工。
培训内容应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农民工对农业技术培训和外出打工技能培训的的需求都很强烈，阳光工程培训内容不必一刀切。
欧高敦：今天谈论的很多话题都非常精彩，得到一个印象，要获得成功，要有父母背景，要学好英语。我觉得，我们从全新视角看中国劳动力市场，包括老龄化、对教育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有对经济的影响；我们既探讨了中国特有的劳动力问题，也分享了其他国家共有的困扰；不仅从从劳动生产率，从生产部门，也从微观层面去讨论。我们需要更加严肃地思考农业生产率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2011．8 来源：麦肯锡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