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古尔选集已经出版，我的一个朋友是这套选集的编辑人之一，所以我读起来是非常有兴趣的。
革命，也许是我们对于他的第一兴趣。他在他的日记中和他的历史散文中，和盘托出了他的革命观和社会观。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于断头台和马利.安东尼特之死的记述，他的不动声色的却是精雕细刻的描写。而这样的描写和我们看到过的文革的严酷现实，在历史的某一个关键点上开始碰撞。超时代的人群对于受难者的欢呼和雀跃，将杀人的乐趣当作自我表现的盲从，在流血的广场上得到了他们的幸灾乐祸的满足。那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也许明天，他们的末日就将来临！
和革命对立的，是作家的一种怀旧观。他行文的优雅和对于旧时代的怀念，表现出他的古典审美趣味。和怀旧观同样对应的，是他揭露的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恶习。在龚古尔看来，拜金主义正在败坏他们那个法兰西文明。他在日记中间记述了他认为比较准确的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的观点，那是一个对于旧时代的观点（革命是在旧时代中孕育成功的——这是托克维尔著名的观点。）但是，龚古尔对于托克维尔并不完全满意。“不过他过于接近当时的狂热”！龚古尔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吞掉了贵族……时来运转，有一天会轮到你们享受特权的。但是资产者们，你们不会像法国贵族那样在历史上留下伟大的回忆和壮烈的死亡……金钱的特权，同贵族的特权一样，将来也会被吞灭。那时会出现另一类报刊，高谈一八八九年的原则，憎恨你们的资产阶级‘旧制度’”。
这一类的看法，在他的笔下俯拾即是。他所说的一八八九年，难道不是已经有了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文字和宣言了吗？社会主义的思潮虽然没有被龚古尔提及，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批判，正在朝着如火如荼的方向发展着。只是，龚古尔的批评是向后看的。我们当然可以想起，到了一九八八年的时候的事情，或者说，较之稍晚时候发生的事情。向前看和向后看的思想和实践，在人类的选择中，一如大秋千那样动荡而摇摆。
当我们厌恶了文革的喧嚣以后，当我们现在来看待龚古尔的怀旧思维的时候，我们想起了我们在六十年代末的艺术之路。我们在革命宣传风暴的中心，开始欣赏法国的欧洲的艺术作品。我们看到了库尔贝和德拉克罗瓦（龚古尔记述了他的死，他的简陋的葬礼！）看到了雷诺阿和马格丽特……我们也开始倾听贝多芬的不同于我们的革命歌曲的革命交响乐，还有许许多多的音乐和绘画……（龚古尔从不评论音乐，他说，他不按此道，也不评论绘画，说，因为他太熟悉它们了……）我们从那时起，尽量避免恶俗的红色经典。和欧洲的艺术和人文时代的沟通，是从一副副安静的绘画作品开始的。就像龚古尔在那个时代所体验的那样，我们的大脑中，开始有了一定要洗一洗的东西——而那时候最应该洗的，是我们的精神之水了——如作家所说的。
历史和生活就是这样联系起来的，和我们的艺术鉴赏联系了起来，和我们的对于革命的背弃联系了起来。然而，我们还未能消化古典主义的一切艺术，就开始了对于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追求。后来，我听到一个海外诗人说起现代性负面作用的时候，才体会到古典艺术的崇高——而这一点，是在我们对于反崇高和稍早时期接受的消极崇高的概念互为杂容的。因为在龚古尔那里，他的作家朋友们，都是一些，可以说，是前现代时期的人物。我们提到他们的名字，就会感到兴趣盎然。如：福楼拜，巴尔扎克，萨克雷，大仲马，小仲马，乔治.桑，波德莱尔，戈蒂耶，圣.伯夫，屠格涅夫，赫尔岑，巴库宁，梯也尔，基佐……
在我们的年轻时代，这些名字是和最初对他们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基佐的名字和马克思对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梯也尔的名字，和巴黎公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赫尔岑和屠戈涅夫，让我们想起七十年代的阅读；而福楼拜，则出现较晚，他的文本，我们是在阅读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后才有了更新的理解；而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对待戈蒂耶的理解才和钱钟书先生的评介融合起来，还是一位结构主义者的列维.施特劳斯的[看.听.读]一书，使我们对他的诗歌文本中的音义对位，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等等。而在[日记]部分，龚古尔写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间并不友好的见解和好恶。
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有意思的，在近距离看待所有这些人物和他们作品的时候，我想起我们当代诗歌界和小说界一如他们那样的争吵和打斗，只是，我们的争吵，也许没有为后来的读者带来更多有意的文学史资料，而是陷入虚枉的敌对之中，而显得毫无意义。
我们的确应该反思我们如何对待我们所谓的文学实验，反思我们对待古典时期和现代文学的判别。因为，我们的经历是和龚古尔的经历，可以说，是有相通之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量带来的，是一种他们的和我们的时代，相隔几百年而殊途同归的拜金主义。
我们在对革命的反思结束以后，马上面临的，就是一种拜金主义和随之而来的犬儒主义。我们的所谓的幽默（其实在我看来是一种伪幽默），将我们对于前现代时期应该具备的崇高感和正义感几乎是尽数活埋。我们在文革后期，比较纯粹的审美活动，也被后来的疲于奔命的生存竞争所取代了。而只有在我们停歇的时候，在我们重新看待像龚古尔这样的作家的文本的时候，我们才勉强进入到我们一次次中断的思考和鉴赏当中。
我们现在来看看巴库宁吧！在龚古尔那里，他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是这样记述的。“他认为俄国将来有解体的危险。”（！！！）只此一见，就已经说明他的见地的高明；除他之外，恐怕就是索尔什尼琴有此先见了。
在记述了赫尔岑的一张据说是苏格拉底的面孔以后，龚古尔就开始记述巴库宁了。“他（指赫尔岑）说巴库宁在单人牢房里关了十一个月，被用铁链捆在墙上，后来沿阿穆尔河逃到西伯利亚。”巴氏与赫尔岑一见面，就问，可以吃到牡蛎乎？
在说明了俄国终将解体后，他又说，“沙皇尼古拉只不过是个伍长……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专制政体的英雄，发号施令的耶稣……”等等。
而关于雨果的看法，说来是极为有趣的。龚古尔认为，他的体魄决定了他的智慧，但是他极为缺乏幽雅。“这位雨果，体质真了不起！他的理发师对我说，他的胡须有别人的三倍，一个毛孔长三根毛，把剃刀都刮断了。他的牙齿像猞猁一样尖利，能咬碎桃核”；这种体魄的缺点，就是他所说的“粗野”！他还说，要想表现微妙的东西，“一个人的身体内还必须有生病的角落。”他的话让我们想到的，当然是伟大的普鲁斯特！病的观念，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绝对负面的东西，一直到后来的福科为她正名。所谓的疯颠和非理性，堂而皇之地进入西方的文坛和书籍。龚古尔之健康观，使得他用老眼光来看待病态。从那以后，从老普到乔依斯，从卡夫卡到博尔赫斯。带病工作，成为现代文学的特征，是几乎无法逆转的事情。
那末，我们是在生活的进程中倒退吗？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的进步呢？
让我们看看作家的说法吧！
他说，“听到‘进步’一词，众人纷纷表示反对，否定有什么进步。圣.伯夫要求加以解释，他说，‘进步嘛，我的上帝，我要对你们讲我的看法：犹如层层递进的平台。有时人类快要淹死了，来了个救生员，把他救到一个平台上。人躺在那里，开始休息。然后水上涨了，淹没了平台，救生员又把人救到上一个平台。就这样继续下去，从一个平台救到另一个平台。’”
是的，我们是从文革的平台上被救的一群。我们现在能从被从金钱的平台上被救吗？艺术的功用，在救护我们方面，又起到何种作用呢！
今天，我们在谈论所谓的“国际弱势群体”的时候，又将我们自己置于何地呢！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蒙蔽，革命，后革命，超脱，写作，生存（金钱），写作，超脱，前革命，革命……是否还要回到那个可悲的怪圈中去呢？我们能否像作家那样，不过有意识地坚守在写作和超脱的位置上呢？然而我们看到，时代在超脱我们的超脱和我们的写作，让我们关注诗歌在诗外的天地。从龚古尔的历史和经历来看，这一切在他的晚年是有了停顿的时间和时间的停顿的，而在我们这里，时间的飞速进展，让我们还未停顿在某一个特定的
时间之中，就已经从那里开始又行又进了。我们的回顾几乎就是展望，我们的展望也就是一种对待刚刚过去的历史——如果可以说是历史的话——的一种回顾。所以，当今的作家们的注意力是目光四射而又四射无聚的。这一点当然和龚古尔的优越性无可比拟。
龚古儿小说的文体，是一种我们应该比较熟悉的文体。这样的文体，出现在现代派文体之前。记叙和文字的指向是固定的和准确的，有其也许是永恒的古典美。她的高雅和节制建立在对思想的怀疑之前。多义性的，非叙述文本的出现，还是一件新鲜事，像普鲁斯特式的文本之双重或多重指向的特点，还处在萌芽阶段。以至于圣伯夫对普鲁斯特大为抨击。这说明了，人们还在用旧时代的标准来比较和否定新的探索，而不知道新的探索，其美学标准，已经今非昔比了。
对于文字本身的怀疑，使得旧时代的非怀疑精神开始受到后来所说的解构浪潮的冲击。正因为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龚古尔文本的怀旧气息也就显得更有意义，更有趣味。因为人们是可以在一个中间的时代，用前者和后者两种标准，来考量自身的选择的。我们当然没有可能完全取消古典标准。许多后来龚古尔奖的颁发，多选中怀旧之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看来，所谓资产阶级所缺乏的那种文化涵养，已经被他们的另一种涵养所代替。在龚古尔时代，这样的分裂还未发生。所以，我们对他的理解，也就带上了双重的性质。
十九世纪前后出现的现代派文学巨擘和古典主义有着逻辑上的或正或反的关系，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有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待龚古尔的阅读，也就成为一种对待带有旧时代痕迹的古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他和当时的人们的阅读不可同日而语。那是一种所谓人心尚古的时代，或者说是人心非古非今时代，是一个演化期。对这个演化期的评介和审视，正好符合了尚古的趣味和观感，这当然是令人庆幸的。
现在我们看到，当我们成为龚古尔的读者的时候，东西方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在这样一个作家的文本中被有限的削减了。这当然也是饶有兴趣的事情。于是问题的提法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在时空上的间隔，又会为我们自己的龚古尔带来如何的思索呢？“资产阶级社会”带来的恶俗和所谓的普遍粗鄙，让我们的和他们的艺术文本和艺术精品几乎被人忘记和忽视。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处于相对优雅的，我们的准布尔乔亚的作家，是否有能力看到并揭示新旧交替之制度带来的精神本质和我们大众的生活真谛，我们是否可以捕捉到文学写作最大的课题。自命为旧时代歌者的龚古尔，让我们想起了比他更早年代的夏多布里昂；也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诸如此类的大学者们，正是所谓“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时代和人物，在龚古尔短距离的观察中，就已经极为生动地得到了剪影和第一时间的镂刻。这些人物，在他所生活的舞台上烟云飘飘，却又呈现出厚重的质感。他们话音未落，就有新的预言在那里凸兀升起了。历史和这些人物吻合，剥离，又吻合，走向他们的永恒。而历史和文学的结合，是龚古尔行文的大优势，是龚古尔手下饱蘸文学风的历史作品和饱蘸历史风的文学作品的一大融合，做到历史的惊心动魄和文学的潜心入境，同样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而如今，龚古尔的作品和他本人，已经成为天高地远的精神寄托。我们是否有能力在远处对他加以观察，同样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写于2007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