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之春:我的不合作:拒绝投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4 次 更新时间:2011-11-25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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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之春  

眼下,各地的代表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然而,我的态度仍将是不合作,不配合表演,不去进行选民登记,拒绝投票。

事情还得从六年前的那次代表选举说起。那次选举时我所供职的学校还在老校址。那一带集中了许多所大中专院校,由我们这所学校和其他几所学校构成了一个选区,要选出一位区人大代表。也不知道具体经过了哪些程序,最后“酝酿”产生了三位正式候选人,一位是与我们相邻的那所大专学校的书记,一位是我们这所刚由中专学校升格为高职院校的院书记,还有一位隔我们比较远的一所金融干部学校的副校长。这所大专学校的选民人数最多,人们都认为他们的书记肯定会当选,没有什么悬念。在正式投票前,选务机构组织了一次正式候选人与选民的见面会,在各个学校逐一进行。那天,我们都被通知到学校的礼堂去参加这场见面会。记不清我们在那里等了多久,三个候选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入场了。我们热烈地鼓起掌来,与平时等领导入场没有任何的不同。然后,他们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俯瞰着台下的我们,也像平时领导在上面做报告那样。主持人先是逐个介绍了他们的简历,然后三个人依次发言。最先是那所大专院校的书记。他问好我们后,说如果能够当选代表,他将积极地反映民情民意,做好代表的工作云云,最后说声谢谢。说得言简意赅之至,没有半点的繁冗拖沓。然后是我们学院的书记。他似乎十分清楚这场选举的来龙去脉,开场白后就说他的角色就是绿叶,要陪衬好红花。第三个候选人此前已经做过几届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当代表期间为选区所做的一些实事,并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一如既往地积极联络选民,反映民情民意,为选区办实事。只有他说得还有些内容。然后主持人宣布这场见面会到此结束,候选人在我们热烈掌声的欢送下退场了。会后我不禁说道,这就怪了,选举本来是要让我们了解他们,争取我们投他们一票的,但这见面会怎么却搞得跟领导给我们做报告似的!旁边的一个老师回应道,这次还算好了,还有跟我们见面,而上次连这个环节都没有。

代表的本义是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这样就要天然地引申出代表要由政府行政官员以外的人来担任,然而我们的各级却成了官员的俱乐部,里面充斥的都是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再点缀一些愿意与现有体制合作的社会各界的代表,说穿了他们也是体制内的人物,否则他们也无法迈进这道门槛。就像那次我们选区的代表选举,经过党政部门“酝酿”后产生的三个正式候选人无一例外都是各所学校的一把手、二把手。在现有的体制下,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有着相应的行政级别,这些单位的领导与政府官员在本质上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撇开这些不谈,就从作为各个单位的负责人来说,他们也是任务繁多、责任重大的,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本应该要由专职人员从事的代表的工作。这种政治体制决定了监督实质上是一种自体监督,监督在这里已经名存实亡。这样一方面人大代表在当局的安排下已经内部消化掉了,另一方面机构只是一种点缀,代表并没有实权,因而不需要专职。这种制度一开头就决定了代表选举都是已经被当局事先设计好了脚本并由其导演的过场戏,难怪人们更多地是以一种看客的心态在旁观,而不是真正以选民的身份积极地参与其中。

人们根据与不同候选人关系的远近亲疏而不是根据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来进行投票,根据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我们的意愿来进行投票,这构成了我们选举中的一个老套路,大概也是我们的选举文化之一种吧。政治选举对于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事物,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它至今尚未在我们的生活中扎下深根,而只浮于生活的表层。对于有着悠久的亲情社会传统的我国来说,选举刚开始时也难免不受亲情因素的影响。记得我们村刚实行村委会主任选举,工作人员把选票拿到我们家让我们投。当听了候选人有谁谁谁之后,我们家人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说这个跟我们还有点亲戚关系,就选他吧。这时候选举对我们还是个新鲜的事物,而且这次选举又是怎么组织的我们并不知晓,只是选票送到家门口了,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因此,我们对于这个不速之客做出这样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相信当时大多数的人也是这么做的。后来我读到高中时,班上有一位同学还以此抨击我们选举制度的虚假。然而,这投票也是选民自己投的,并没有人逼你这样投。没有实行选举时说不民主,实行选举后又说是虚假的,这不成了叶公好龙吗?我们与其对这种亲情型的选举灰心丧气,不如去探寻一下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所在。选举说到底就是由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出中意的人选,这人选能够反映他们的意愿,代表他们的利益。这要能够做到这一点,选举就会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上正轨,没有什么复杂和深奥的。亲情因素在我们的社会中固然还是根深蒂固的,但它归根结底也是为利益服务的,只能不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它也只能够靠边站。只要选举是名副其实的,亲情因素就会逐渐淡出,而让位于实实在在的利益因素。之所以我们的选举也已经搞了多年了,亲情因素却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原因无他,就在于我们的选举仍然是有名无实的。代表选举时各个人选早已内部圈定了,选举后代表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是个橡皮图章,这种情况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既然人们并不能够选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代表来,选出来的代表也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选来选去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那就选与自己关系近点的吧,好歹也是自家人,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笔者认为,要使人们对代表的选举真正产生热情,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首先选举要在超然、中立的选务机构的主持下进行,而不是由党政部门主导、包办。由于选务机构是超然、中立的,各方政治力量就可以在平等的游戏规则下展开竞争,各自以自己的竞选纲领去吸引选民,这样人们的选举热情就会被激发出来。同时,选务机构在选举之前需要做好宣传、动员、准备的工作,让人们知道有一场选举,有一场什么样的选举,从而积极地参与其中。然而,这些又如何才能做到呢?这就要靠建立起民主政治来,真正实现主权在民,否则选举不过是专制政权所做的一种门面工作罢了。

其次要让选民感到这场选举真正与他们有关,主要是也他们的利益有关。代表是要代表人民、反映民情民意、为人民争取利益的。苟能如此,人们自然就会感到它与自己密切相关,就会热心地参与其中。人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可以起早贪黑,更何况是投票了。然而,我们现实中的情况却与之截然相反。代表当选后很少与选民会面,汇报工作,在听取和反映选民的意见和愿望方面乏善可陈。实际上代表已经无关人们的痛痒,人们也就自然会觉得事不关己从而高高挂起了。

再次要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选择绝不简单是从不同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那种只能由当局安排好的几个候选人中进行选择的选举只是徒有其名的。候选人可以由选民联名推出,也可以由各种社会团体推出,然而经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确定正式的候选人。如果正式候选人最后只能由党政部门控制下的选务机构“酝酿”产生,人们就会感到代表早已被内部圈定,这样选举离走过场也就不远了。除此之外,还要让人们充分了解候选人的背景情况、他们的竞选纲领等,即让人们感到选择不同的候选人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会给自己带来不同的利益和结果的。这样就要允许候选人进行广告、辩论、拉票等活动。如果选举中这些环节都没有,就会让人们感到两眼一抹黑地,觉得选谁都一样。

那次选举显然没有一条是符合上述条件的。我那时虽然也稀里糊涂地去登记了选民,但到投票时头脑总算还有点清醒,没有去。

三年后,我们学校搬到了郊区。这时候学校规模已经扩大了许多,有一个区代表的名额。选举时校方的意思传达了下来,要我们选一个妇女代表某某某。然而,这次我已经不想再配合演戏了,决定不但不去投票,而且还要拒绝去登记选民。选民证都快发完了,我还是没有去。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叫我去领,我明确地说自己拒绝投票。他诧异地说,拒绝投票?他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的表情,大概也觉得这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吧。当然,我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看来时代还是进步了!然而,这在以前时代却是无法想象的。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当代表们齐刷刷的手臂举起来表示通过时,只有一个中央委员陈少敏没有举手。她的这一反对票成了那个极端年代的奇迹。但人们容易忽视掉的细节是,她当时是趴在桌上,用装睡表示自己的态度的。而且,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大报都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全国的宣传机器仍然宣传“一致通过”。即便如此,她的这一举动也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需要大智大勇的。须知在那个极端的年代,这样做是极有可能被疯狂运行的阶级斗争的机器碾为齑粉的。事实上她事后也受到了追究和迫害。现在时代毕竟已经进步了,人们固然还没有真正的投票权,但拒绝投票的权利还是有的。这也是我虽然对感到灰心却没有完全悲观的原因所在。

今年代表选举的戏又开锣上演了。但只要还继续着这种套路,我就仍然不会去登记选民,仍然拒绝投票。年中时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的独立候选人投入竞选,我当初曾经为之兴奋了一阵。遗憾的是,我们又再次被无情的现实嘲弄了一回。据说现在正在举行的北京区县代表选举,独立候选人已经全军覆没,政府以各手段,令他们一个都没能成为正式候选人。独立候选人固然未必个个都是“好鸟”,未必都能够得到选民的青睐。但他们是否适当代表,要由广大选民说了算,而不是由当局事先就把他们“和谐”掉了。北京的情况如此,其他地方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投票固然是一种公民的责任,需要人们积极地参与进去,但在虚假的选举中,不明就里地被发动去参加投票,或者无可无不可地去配合表演,只会帮了别人的忙,而丝毫无关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这时候如果有更多的人对这种选举说不,消极地抵制它,让他们的戏演不下去,反而是对社会的一种更有意义的负责任。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抵制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一种压力,感到理屈词穷了,这时候真正的变革也许就会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拒绝投票也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它的效果虽然不会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但它却是一种合法的抗议,也不容易让人找到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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