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选举”何以成为“威权”的修饰词

——选举概念的重构及新政体分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1 次 更新时间:2017-05-31 2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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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 (进入专栏)  

   词汇的搭配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人的写作、政客的演说、官僚的公文以及牧师的布道……,莫不精心于此。学术研究亦不例外。词汇乃概念之居所,其组合方式表达了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所谓的“理论”便是由词(概念)、句子(命题)构成的。

   在比较政治学中,选举与民主可以说是一对绝配。自熊彼得以来,选举之于民主,一如寡头之于组织:言组织必言寡头,言民主则必言选举。

   然而,应了那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不但打翻了众多威权政体的帆船,而且也顺势搅浑了比较政治学的语义场——既有的词汇组合被打散,新的搭配方式令人瞠目结舌。曾经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举,如今竟然现身于威权政体的阵营之中。诸如“选举式威权”这样的表述,虽说未必是一地鸡毛,但也确实让人脑洞大开。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新的组合方式究竟是一种概念或理论的创新,抑或只是一种思维的混乱?民主化第三波究竟打出了怎样的浪花,让一些重量级的学者作出这样的术语选择?对于这样的现象,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疑问是笔者在遭遇此一“变故”时发自内心的困惑,如今转化为本文试图加以分析的对象。

   为了解答以上疑问,首先需要梳理海外学者对第三波民主化的早期回应。基于熊彼得“选举中心论”的民主观念,多数学者不约而同地将新兴转型国家纳入民主阵营。这种包容性的概念策略反映在术语上,便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在民主前面添加形容词的乱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科利尔(David Colli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坚持熊彼得路线的前提下,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分类方式,以便在扩张的民主阵营中确立一种逻辑秩序。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概念的包容策略难以处置第三波民主化所具有的复杂性,由此学术反思将矛头指向选举标准。随着理论与经验互动的加深,人们开始警惕“选举主义谬误(the fallacy of electoralism)”,超越“转型范式(the paradigm of transition)”,进而修改选举标准,提升民主门槛,完成了概念策略从(全部)包容到选择性排斥的重要转变。对这一转折及其后果的描述构成了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面的叙述,本文的最后部分做一个简要的小结。

   为了操作的方便,在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的前提下,本文的写作风格可以表述为基于过程,但以逻辑为重。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牺牲学术研究演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过,对于一篇旨在进行专题梳理的文章而言,这种选择给予作者相当的灵活性,有利于在给出一个简要勾勒的情况下抓住问题的关键。

  

面对第三波:基于民主转型的包容策略

  

   01

   “在民主前面添加形容词”

  

   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受制于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理论框架或概念范式,二是历史运动的长波或周期。前者提供了观察事物的望远镜或显微镜,后者提供了观察事物的制高点或纵深度。第三波民主化及其相关研究,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正是有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体转型高潮,发生在70年代的葡萄牙军事政变才被视为第三波民主化的历史起点。换言之,1974年4月25日凌晨发生的康乃馨革命,最初或许只是在军事政变的百科全书中增添了一个新的案例,但是后来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其孤立的存在。在“历史总体”的建构中,它获得了新的意义,这就是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完成的工作。而能够使亨廷顿完成这项建构(“第三波民主化”)的理论工具或概念范式,便是熊彼得确立的民主概念。

   毋庸讳言,亨廷顿是在理性和激情的交织状态下撰写这部书稿的。毕竟与前两次民主化不同,第三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席卷全球的民主化。一些学者基于这一事实,乐观地宣布人类历史上民主国家的数目第一次超过了威权政体。

   不过,数量与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无处不在。在选举这杆大旗下形成的阵营是一支典型的杂牌军。虽然集聚在民主的麾下,但无法用西方民主的番号来加以整编。竞争性选举的举行可以看作是向西方民主的看齐,但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民主相同。当学者们将新兴转型国家纳入民主阵营时,他们面临着两个“巨大差异”:一是新兴转型国家内部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二是新兴转型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对于一些学者而言,这些巨大差异足以使其产生怀疑,将新兴转型国家全部纳入民主阵营是否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正如本文第二节所要论述的,这种怀疑最终导致了对选举概念的反思。不过,在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早期阶段,乐观心态和肯定态度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三波民主化导致的新情势对既有的符号体系构成了一种挑战:一方面,老的术语(威权)不能再用,因为这些新兴转型国家已经实现了政体转型,被认为摆脱了威权统治;另一方面,西方自由民主的帽子又戴不上。这一空档为术语发明和概念创新提供了大好机会。基于不同的考量,学者们忙于对新兴转型国家梳妆打扮,然后贴上不同的标签。这似乎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每一个研究者都拥有命名的权利。一时间,添加形容词的民主(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五花八门,诸如监护民主(tutelary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ive democracy)、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控制的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男性民主(male democracy)、一党民主(de facto one-party democracy)、寡头民主(oligarchical democracy)、委任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保护民主(protec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虚拟民主(virtual democracy)、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指导选举(guided democracy)、部分自由政体(partly free)……甚至是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根据科利尔和莱维茨基(steven Levisky)的说法,到90年代中期“带形容词的民主”数量已经超过了550多种,远远超过了新兴转型国家本身的数目!

   对于比较民主化研究而言,漫天飞舞的形容词与其说反映了民主政体的丰富多彩,不如说是一种需要加以认真处理的问题。对此,比较政治学研究大师奥唐奈承认,“我们需要一种对民主进行分类的学说”。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区分西方自由民主与新兴民主成为学者们思考的一个中心议题。

  

   02

   缩减型民主

  

   在需要之地和期盼之时,新的逻辑总是会被恰当地发明出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科利尔等人尝试在概念澄清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先后发表了数篇重要论文。对于科利尔而言,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从“古典分类”方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所谓古典分类,是指萨托利在1970年的经典文章中提出的一种分类方法。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存在着可以辨析的本质属性;(2)概念属性之间的关系是绑定的,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3)概念属性为类型中的每一个成员所共享;(4)不同类别的边界非常清晰,存在一个切点(cutting point);(5)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成反比关系,由此形成了一个可以调节的抽象阶梯;(6)对于比较研究而言,扩展研究对象、避免概念拉抻(concept stretching)的一个有效办法是沿着概念的抽象阶梯上升,亦即通过减少概念内涵来丰富外延。

   第三波民主化为古典分类方法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在民主与威权政体之间出现了一个模糊地带,绑定的属性出现了离散的趋势,明晰的切点难以辨析,坚持二分法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开始转向当年萨托利极力批评的程度主义。

   在科利尔看来,一个好的分类方法必须致力于实现两个内有张力的目标:一方面具有足够的抽象程度,将新兴转型国家包容进来,避免概念拉抻;与此同时,又要在亦已扩展的民主阵营中提高内部的区分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古典分类方法可谓捉襟见肘,得之于此,失之于彼,无法同时兼顾两者。因此,超越古典分类,发明新的分类方法成为科利尔的一个学术使命。

   这方面的概念创新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粗略而言,从1993年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categories)”与“辐射型范式(radial categories)”,经1997年的“缩减亚类型(diminished subtype)”,发展到2009年的“部分-整体等级(part-whole hierarchies)”。贯穿这一持续努力的目标是,建构一种作为原型的民主理想类型与它的“缩减亚类型”,为在民主前面添加形容词的实践提供一个自觉的、系统的逻辑分类依据。

   显然,能够作为原型的经验参照必定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在科利尔的逻辑分类中,这一原型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就经验维度而言,它提供了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不但兼容了新老民主政体,还为它们设置了自我定位的参照系。新兴转型国家可以通过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比照,确定民主属性的缺失程度,并据此区分不同的缩减亚类型。第二,就价值维度而言,新的分类方法在民主家族内制造了高低等级。在古典分类方法中,西方民主与添加形容词的民主在逻辑上是一种并列关系,新的分类方法将这种并列关系巧妙地置换为完美类型和残缺类型之间的关系。实现这一转换的逻辑技术是用“程度偏离”取代“属加种差”。经由这一方式,科利尔有意无意地维护了西方民主对于新兴民主的优势地位和道德制高点。

  

选举概念的反思:从包容转向排斥

  

   如上所说,鉴于学术传统的路径依赖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政治意义,最初的概念分类是在熊彼得所奠基的平台上进行的。只要迈入竞争性选举这一门槛,便被认为进入了民主阵营。尽管这种做法早有质疑,但声音很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处理方式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在全球推行民主这一行为包含着两个假设:第一,在价值维度,民主是理想的政治之境,即使不是历史的终结,至少也是山巅的光明之城;第二,在经验维度,民主具有诸多实际的功能。具体而言,选举作为民主的触发器一旦开启便会产生连锁性的综合反应,诸如代表、问责、回应、法治、人权甚或经济发展等。简言之,价值层面的可欲性与经验层面的有效性是许多人对民主化怀有的双重寄托。

然而,丰满的理想总是要面对骨感的现实。在最初的兴奋劲过去之后,人们发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带来的海鲜品,并不是原先预想的盛宴。对此,戴蒙德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在90年代,选举民主的持续增加和自由民主的停滞,这两种不同现象的齐头并进标志着民主在第三波后期变得日益空虚。在整个90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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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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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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