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改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8 次 更新时间:2022-11-01 09: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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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制度与西方式的私有化制度不同的历史根源

  

   中国在漫长的农业社区文明中,社区和农户之间自发性合作并经历史沿革而成的“两级产权”,与西方私有制经济制度下的产权关系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不可能第二次再走西方指示给我们的道路。

  

   (一)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公民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依据。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西方的私有制经济,当它在向生产的社会化和股份制发展时,也在扬弃着私有制。他说:“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此处所说的“后者”就是合作制。他还在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及其一切矛盾。”中国的城市改革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消极扬弃的”,以为可以通过股份化改造企业产权构成;而农村改革之初的分地和后来“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却在实践着“资产的社会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结合”。

  

   在这个历史性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之中,“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却长青”。应该注重的是从实践中去发现问题,提炼出一些带有理性的经验,而不是把传统的或西方的理论结论或理论概念,套用到现在生动活泼的经济现象上来。农村的分田到户,并不意味着私有制的产生,而是集体经济“产权两极构造”的又一种实践形式。

  

   (二)东西方不同社会基因的形成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西方的“个体化”的私有制经济,是建立于西方自己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的;而东方这种“群体化”的公有制经济类型,则是建立在自己五千年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文明发展过程中的。

  

   据我所知,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此有过争论,80年代初,我在大学里也对此有过讨论。带着这些争论中未决的疑点,我曾经有机会在马克思做研究的大英博物馆认真地做过观察分析;后来在法国的卢浮宫、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俄国的冬宫博物馆、德国的日耳曼博物馆……在那些汇聚了人类文化财富的地方,认真地做过一些研究分析。

  

   尽管我并非历史学家,但作为一个有心人,我感到震撼的是,在三千年乃至五千年前的那些古墓葬挖掘出来的文化遗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悬殊的差异:西方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的采集、狩猎文化,那些地方的出土文物所表现的人,是充分“个体化”的人。无论是古希腊的雕塑还是壁画,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各个不同,但主要表现的是人的体魄的强健。

  

   而东方,包括古埃及、古印度及其他古代小国,所有这些立足于原始灌溉农业的古代东方社会,挖掘出来的墓葬壁画却都千人一面,体现出典型的“群体化”特征。即使是部落酋长,比如说大禹,也不过是个头高点。大家都着一样的衣服,有一样的面孔;甚至那种多年延续的一样的单线平涂式的表现手法,也体现不出东方古代社会人的“个体化”突出特点。

  

   古代东方社会可以总结为浅显的“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形态,西方社会则叫作“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导致后来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类型。我认为,这种基因是决定东方无论如何都照搬不了西方经验的内在原因。

  

   从经济基础上看,地中海文明首先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这些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即使现在到意大利半岛去看,那里还是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原始氏族部落制的时候,西方是狩猎文明或采集文明,体格强壮的人伸出手就能拿到果实,扔出石头就能打到野兽,如果没有自然资源或者资源不足就会发生战争。所以,西方古代社会第一部成文的历史《荷马史诗》反映的是战争史。我们读过著名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是讲因海伦而发动的战争,实际上是资源配置而导致的一场战争。后来,西方社会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以战争来控制资源和市场。

  

   而东方古代社会产生于原始农业,比如,中国最开始祟拜的是“神农氏”,因为他“尝百草而事农耕”,所以这位原始农民就成了“三皇五帝”之首。后来,第一个从部落酋长转化成国家统治者的则是大禹。大禹治水也与西方迥然有异。为什么中国的最初国家权力形成于治水政绩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德行,而非西方式地形成于战争或暴力?因为,原始的灌溉农业这种经济类型要求人们必须结成社会群体才能防御水患,才能利用水力,才能引水灌溉。所以,它突出不了个体,一个人开不了一条河,一个人防御不了洪水,依托大江大河的原始灌溉农业,演化孕育出的必然是群体基因的社会形态和德政的政治形态。

  

   (三)中国应该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始经济基础决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基因,奠定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底蕴。即使发展到今天的这个世界格局,也仍难脱其窠臼。

  

   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在走着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第三条道路”,但却还没有产生于自己脚下这块热土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理论界实在是非常苍白的,还没有从我们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脚踏实地调研,一个一个地去界定社会经济范畴,去发现它们之间的本质关联,去挖掘出质的规定性,去总结提炼出我们的基本理论和概念……要么照搬苏联的理论,要么照搬美国的理论,照搬理论是没出息的。我相信“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古训就是注重调查研究、注重交流,特别是从基层调查研究当中产生感性认识,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材料。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危机的成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能改变经济的周期性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不仅仍然表现为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缩短,原因迥异。

  

   (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引发国家资本部门垄断和地方政府原始积累

  

   如上文所述,1982—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高涨。其中非常重要的变革就是为减轻财政负担,实行“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从过去的财政“统收统支”体制改造成各部门“留利交税”,财政对企业投资改为银行贷款和中央地方财政“分级承包”。

  

   所谓“统收统支”,就是任何一个单位所创造的每一分利润都要逐级上缴财政,所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由财政统一安排下达。这是全民所有制存在于财政并对全民进行分配的必要条件。财税改革在调动了各部门和地方理财积极性的同时,客观上以“单位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带来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一是财政改革以后,出现了各个部门根据自己实际占有的国家资产来决定上缴和留利的情况;于是,出现了部门之间的财产分割,也就是“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

  

   在财政体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是有绝对权力的。因为,各个部门的资产都是全民积累的,是农民、工人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这个国家从一穷二白、完全的农业国发展到70%以上的产值来自工业,发展到改革开始时国有工业固定资产达1000O亿元,这是全中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中央政府代表全民有绝对的财产权力,甚至连各部门的人都认同这是国家的财富。

  

   但财政改革使各部门突然有了收益权;从收益权就开始转成财产占有权,因为收益权来自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于是,就开始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其实,权力份额最差且最无资本利润可占的是农口部门[1],因为农民把财产先分包到户了,人民公社也解体了,农口各部就成了几乎没有资产可供垄断占有的政府部门。

  

   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现象导致了后期的部门垄断资本形成。现在所谓的“块块之争、条块之争”皆起源于此。因为每一个条条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所以就有了部门之间出于利益在决策上反映不同意见,进而再让人大通过部门为自己起草立法并予以合法化的情况。这就使部门利益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部门垄断资本形成也是中央调控失灵、“设租寻租”型政治腐败泛滥,陡然加大制度变迁成本的直接原因,只是人们对此无可奈何罢了。

  

   二是“拨改贷”改变了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的性质。企业从银行贷款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还贷后所形成的资产,按理应为该企业全体职工劳动剩余转化而成,视为共同所有。现在则因产权改革滞后而已经演化成为“单位自有资产”。政策理论上不承认“拨改贷”后企业资产性质上的“共有制”变化,片面强调“国有”,实际上是部门垄断资本自我保护的政策表现。

  

   三是“财政分级承包”启动各级地方政府为自己的财政利益而进行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只完成了国家一级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这意味着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大中型城市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地县以下普遍工业基础薄弱。于是,在财政改革后,全国形成了各个层次的明确的收益主体,数千个县、市,乃至数万个乡镇便都突然有了一个要求:完成各级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

  

   大家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个现象——“跑步进京”。就是地方政府到北京跑部门,从部门垄断占有的国家资本和收益中挖一块给这个地方,甚至拉高干子女当地方官,于是官场腐败应运而生。随之就出现了80年代中期投资规模的空前膨胀。而又由于整个国有经济的内部分配机制是完全不能制衡的,新增投资约有一半要转化为消费基金,于是,投资的膨胀又导致了消费的膨胀。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带来上述问题,因此出现了投资、消费双膨胀的局面,形成了改革以来的经济过热问题,进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二)危机调控政策分析

  

1985年经济增长出现高潮,也导致财政出现了较高赤字。这时提出的经济调整的口号基本上还是“调整、整顿、充实、提高”,和上一次发生危机的1980年的八字方针差不多。不过,1986年提出的“拍、租、转、股”则因其触及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而显然比上一次的“关、停、并、转”有本质上的进步意义;但这个进步由于仍没有进步到承认企业资产中的职工劳动剩余价值的深度,因此得不到广大工人的响应。加之种种体制环境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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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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