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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首先是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应该说在整个八十年代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粮食产量成倍增长，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解决了，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八四年城市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权力下放、分税制、国有企业的承包制、租赁制等等，并鼓励发展私营企业，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使得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以两位数字的高速发展，令世界刮目相看，毫无疑问这是邓小平的最大贡献。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不仅外资进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来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自由主义思想迅速在中国传播，这直接冲击到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下去必然将冲击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于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地位，邓小平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最后，赵将邓的理论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腐败现象出现了，特别是由于实行物价双轨制，“官倒”现象在高官和高官子女中迅速蔓延，结果出现了第一批靠权钱交易而成的暴富群体，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不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提出了“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之前，他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不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一条底线。那么，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入手呢？邓提出了两项政策：取消干部终身制和精减机构（在毛时代实行的是干部终身制，干部只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那么官就可以做到死为止，且是能上不能下）。取消干部终身制这一项政策基本做到了。所谓基本做到了，那就是他规定了底线，几级干部到多大年龄必须退休，对于省部级以下的干部基本上都按照规定执行了。但不少领导干部从党委、政府、人大退下来以后，往往又进了政协。至于精减机构，其结果是越精减干部的人数越多。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从中央到县、乡镇都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所谓的五大班子，这五大班子的人数一个也没有减少。中央一级的五大班子不下百人，省一级不下七八十人，市、县一级也不下五、六十人。第二个例子是建国初期一个乡镇的干部人数一般都不到十人，现在的乡镇干部少则百人，多则二百，平均也不少于一百五十人。这些人靠谁来养活呢？靠对农民的乱收费、乱摊派。因此，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农民在改革初期获得的利益便荡然无存了。因此所谓的精减机构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实际上以上两项政策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是行政机构改革罢了。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八十年代末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党政分开入手，并在八八年写进了赵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里。不久事件爆发，如果当时接过学生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认真整顿一下腐败和官倒现象，社会矛盾还能缓解一下。但并没有这样做。于是，九十年代大规模的腐败迅速蔓延，到如今已成了无法医治的癌症。
形势发展到今天是个什么样子呢？一方面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大量农民因病（医疗费用大幅度提高）返贫，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既得利益的强势集团，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目前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大都认识到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行了。但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必会触及到这个既得利益强势集团的“权”和“利”，而这个集团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媒体等全部资源，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异常困难，因此寻找政改的突破点就成了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
首先，如果说中国的先经改后政改优于原苏联的先政改后经改成立的话（是否成立，现在恐怕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那么中国如果今天实行原苏联式的政改会不会出现当年苏联经济迅速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局面呢？我认为不会。我在“中、俄改革对比观”一文中层谈到原苏联出现的那种情况其根本是因为它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中国的情况跟原苏联大不一样。中国的民用工业基础比原苏联要强的多，特别是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用产品早已是供大于求，中国有了比较强的经济实力，因此如果现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出现当年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局面。那么中国政改的突破点在哪里呢？在于突破既得利益强势集团的阻挠和反对。如何突破呢？目前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从现在推行的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直选开始，慢慢推行到乡镇、县市、省等，经过几十年，最后推行到全国。美国前总统卡特支持这种做法，为此“卡特基金会”还对中国进行了资助，进行试点。这种自下而上的慢慢改的做法似呼易于为强势集团所接受，实则不然。因为第一，农民自己选出来的村长，必须得到乡党委的认可，否则往往是选举无效，即便是农民坚决支持自己选出来的村长，村长上面还有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村党支部书记根据乡党委的指示，不支持村长，那么民选的村长便难以开展工作，因此现在的村民委员会直选，绝大多数只是流于形式。第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即便能行得通，等到发展到国家领导人直选，时间将会拖的很长很长，中间难以预知的变数会很多。
二.从党内民主开始，村、乡镇、县、市、省、直至中央的党的领导人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再慢慢推广到全社会。这一主张肯定会得到广大基层党员的拥护。但是请不要忘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集中制”即“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才是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原则，而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过去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文章。胡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发扬党内民主，因此，如果首先在共产党内实行民主选举，然后再推广到全社会，这种可能性较大。党内实行民主选举在党内遇到的阻力可能相对较小，反对者恐怕也很难提出反对的理由，因此，这可能是我国政改的突破口之一。
三.有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文章，主张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允许成立反对党，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离。这种主张只能是一个远期目标，在短时期内恐怕难以实现。
四.制定《新闻法》，开放报禁，针对反腐败，让新闻媒体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由此打开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口，本人就有这种想法。不是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吗？能否真正彻底地反腐败这就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反腐败这个口号已经提出了二十多年了，各种各样的反腐败措施也提出了不少，为什么腐败却越反越烈呢？根据中纪委公布的数字，从1900年至今，查处的腐败案件230多万起，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220多万，其中县处级7万多，厅局级6000，省部级200。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而在老百姓的议论中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说老百姓的议论只不过是一种无根据的猜测，那么实际数字要比公布的数字多得多，这恐怕是事实。因为实行的是关起门来反腐败，广大人民群众无权参与，这种反腐败的方法不可能取得成功。毛泽东有一个绝招，“大搞群众运动”。接受以往的教训，现在不搞什么群众运动了，但是不让人民群众参与，共产党自己关起门来搞反腐败，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想让人民群众参与，又不能搞群众运动，那就只能开放媒体，让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参与到反腐败当中去。虽然目前强势集团对各种媒体控制的很严，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要想完全封锁它是不可能的。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可能迫使强势集团做出让步。当然，肯定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已经有人付出了代价），但这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突破口。
五. 前广东省委书记提出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取得经验后，由点带面逐步在全国推广，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倡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邓小平提出建立深圳特区开始的，后继者难道不可以向邓老先生学习一下吗？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留给后继者的最大一笔政治遗产，毫无疑问，哪位后继者能接过这笔政治遗产，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将彪秉历史，这就看后继者的胆识和勇气了。
六.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离”只能是一个远期目标，目前并不现实。大家知道，目前我国的公、检、法都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公、检、法的人事权、办公经费和人员的工资开支都掌握在同级党委和政府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公、检、法要想摆脱党委和行政的干预，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一个人的饭碗掐在别人手里，你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你敢不听话吗？因此将公、检、法，特别是将检察院和法院的人事任免权和财权从同级党委和政府中剥离出来，将其变为一个垂直系统，这可能是一个遏制司法腐败的有效办法，从而打开政改的一个缺口。
总之，胡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已经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我认为，要想真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尽快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变成加强对舆论和弱势群体的控制，在短期内虽然能收到稳定的某些效果，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那恐怕只能是饮鸩止渴。
二004年九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