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威夷大学汉密尔顿图书馆中文书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一本薄薄的蓝皮书，封面上印着《冯在南京》。这个书名有点奇怪，但“冯玉祥”三个字还是猛然从脑中闪出，于是立即翻阅。果然，从目录内容上来看确是有关冯玉祥的。封底标明乃是民国23年由政治研究社出版，作者曹弘忻在尾声声明：该书作于民国18年暑期，“我以我的名誉作保证，我的记述，那时确实的，没有半点不切事实的地方。关于冯焕章先生的言行，材料的来源，是十分可靠的 ”于是将其借回，用了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将这本小册子一口气读完。书中记述了自1928年10月冯玉祥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后几个月时间的奇闻趣事，其中虽不乏为大家所熟知者，但其生动与全面却是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其记述的冯玉祥言论十分契合李宗仁对其的评价：“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这本书的价值，并非只是它提供了展现冯玉祥的演讲风格的史料，也利于我们更直观地研究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给我们今天和今后政治发展提供了些微的启示。
一、公务员与猪的价值对比：革命政府的真谛何在？
冯初到南京任职，在隆重的欢迎大会上，他毫无领情致谢的表示，却把犀利批评的炸弹猛烈地扔向前来热烈捧场的高官们，把个党政军要害部门统统骂了一遍。
“诸位同志…..当您在我未开口之先，您一定想：玉祥必有许多的甜蜜的话，恭维奉承的话，送给诸位。是的，我也想，对今天的主人，表明我所应有的客气与礼貌。但是，此刻，我把原来所想的话，说不出口来了。我觉得，我要是把那许多话说出来，那么我是太渺小了，太对不起诸位同志与我自己，并且对不起我们共同的事业。”这种欲出还收的略有狡诈的口气是典型的冯氏风格，接下来就是一番狂轰乱炸：
“我们应当承认:中央党部的同志们，近来走上腐化的路了…..我应当送给中央党部一副对联：上联是——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是否革命精神？下联是：一桌子水果，半桌子典心，知否民间疾苦？……横批：官僚旧样。同志们！我们应当躬身自问：‘我们比北洋军阀强吗？我们没有走上官僚的路吗？这是我们要时时念着得呀！从今以后，我们要咬紧牙关，人家作六小时的工，我们同志的党员，便要作十小时；人家有八小时的休息，我们只要五小时。革命原是为大多数的，原是作牺牲的。党员绝不是特权阶级呀。如果人家作十小时的事，我们却作不了六小时，那么别人来革我们的命罢！’”。批罢中央党部，又批国民政府对待贪污姑息放纵：“中央对于这种事情，绝无办法。对于这种事情始终是以姑息处之．．．．．．你们不要想，我们不予以惩罚，社会上便不知道这些坏事。那才真是欲盖弥彰呵！”关于军队，他批评的更是直观形象：“领响多的，子弹足的，给养好的，多年都是在后方不打仗的。而一天只能喝小米稀饭的，没枪只有四五粒子弹的，没有人管给养的部队，却是在与敌人拼命。这，这是什么革命？这是什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办法？”
在这样的场合又是以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却讲出这样大刮中枢领导们耳光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诧。但冯玉祥的似乎根本不在乎那些官员们的感受，依然照旧其嬉笑怒骂官府大员之能事。
一日国民政府会议开会讨论给国府官员加薪之事，谭延闿讲到：“八百元的月薪，实在是世界各国政府委员最少的数目，譬如日本，总理大臣的薪俸以外，机密费是几万；部长是几千。……我们只有八百块钱。如何能够用？”戴季陶响应道：“我们追随总理多年，苦也真吃的不少！如今革命成功了，我们总可以多享用点了。”在蒋介石的邀请下，冯玉祥忍不住又开讲了：“我实在不想说，以为说了得罪朋友。可是，我的良心叫我不能不说！不说对不起朋友，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我们死伤的同志…..”,在这一番冯氏挖苦似客套之后，于是转入正题：“革命成功吗？成功的意义在此吗？我不敢如此想!我的意思是：全国人民，得到革命的幸福，才是革命的成功！今天，人民所得的，是为革命的牺牲，不会得到一份毫的幸福，我们还没有成功!”“至于把我们同日本的阁员们比较，我听见这话，只想哭…..人家的国势如何，人家的工商业如何我们如何，人家的人民享用如何我们如何，这话太远了；但说人家的兵，日本兵占了我们的山东省，打了我们的济南城，逼的我们的革命主席、部长越墙逃命，杀了我们的外交官缴了我们革命军队的器械…..这样国家的阁员，拿八万块一月，不为多!”
最尖刻甚至有点粗鄙的话却是最后的“猪骂”说：“国民政府门前，不知道是谁养的猪。每逢我一来，他就哼哼，他一哼哼，我就出一身冷汗！我想，他是在骂我！他骂的对，骂的应该，——请想一想吧：猪所报答他主人的：猪毛，猪肉，猪皮，猪骨头，猪蹄，猪牙，猪血，那一样儿不值钱？而他主人所给他的，不过一日两糠而已；我们呢？我们不如猪。我们的主人把脂，膏，血 ，汗，都给了我们；我们未尝把一分毫的利益与幸福给他们。猪还不能骂我们吗？我们对得起那八百块钱吗”他的这番“猪论”惹的众位委员无法再为自己加薪积极鼓吹了，此一议案于是搁浅。
天知道，国民政府的门前是否有这样一头猪，也许压根就是冯玉祥丰富想象力的结果，但冯氏的农民似精明机智与政治理想可见一斑。
二、孰先孰后：首都建设与民生之本
1928年，第二次北伐后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重重任务，整合地方军阀，取消外国特权，剿灭农村中共武装，防范民族分裂，哪一样都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冯玉祥独独钟情于民生事业，他力主把民食、民衣、民居之事放在第一要害的位置，政府应出资改良种子，兴办水利，振兴农业；兴办纱厂、织毛厂，不求牟利，只求满足民众御寒之用；政府筹资建造贫民房屋，工厂建设职工住房。冯对此事，积极鼓吹，无奈每每被事实所否定，而其批评之词也屡屡不绝。
一日政务院开会审议外交部的一个关于建设“外交宾馆”提案，适值谭延闿院长有事，于是冯玉祥主持会议。他一反主持人先不发言的官场惯例，首先议论了一番：“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天天要饿死几百条民命的时候呀？我们对于我们的主人（国民），养生送死的钱，还一个也没有。还一点办法也想不出，却想得招待客人的上头了！请问：我们为客人建起三宫六院的皇室来，客人固然是喜欢了，笑了。但是他们喜欢的时候，笑的时候，我们这天天饿死国民的政府当局，是陪着他们笑呢？可是对着他们哭呢？如果陪着他们笑吧，他们既受了咱的盛遇，还要骂咱们：说我们不是人。为什么死了父母，还要吃花酒，嫖姑娘，装没事人？为什么不想方设法救救自己国内饿死的人民，却在觍颜事外？….如果我们对着人家哭吧，那岂不是更不成话。——我们为什么要花了钱，还买这啼笑皆非的罪受?......我们这次殖民地的国家，对于帝国主义者，除去自己图强，自己要好，教他们佩服，教他们敬重而外，别无他路可走——如果自己不努力，不要说为他们建洋楼，他们不会可怜我们，就是把他们写在神主牌上，每天三次烧香，五次叩头，就是跪在地下，用我们洁净的舌头，舔他们那在粪土里的皮鞋，也不会得到他们半分毫的恩惠与善意…..如果来的确实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他深知道我们的实在情形，则我们虽然是为他预备毛茨土阶，虽然替他预备聊蔽风雨的草棚，虽然我们为他在旅馆里租住几间房用，他也必能原谅我们困难的情形”。这么一顿冷嘲热讽了之后，却又摆出主持人的身份姿态，让大家公议：“但是，儒堂（王正廷，笔者注） 既然已经来了，还是大家研究吧”。试想想，在他这个会议主持人已经把这个提案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谁还敢去唱反调？最后，外交部长王正廷只得尴尬地表示先放放再说。
还有一次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正在开会，忽然一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群把国府包围了，要求拜见国府主席。国府要员们无人愿意接见这些小小百姓，只好把这个苦差事交给了冯玉祥。他一去才知道，这些示威者原来是被强行拆迁无家可归的南京市民，拆迁的原因是为了建设迎梓（迎接当时还寄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大道，但政府却不给这些撤迁户予以合适安排，致他们沦落街头。冯玉祥安抚完这些民众之后，回到刚才开会的现场，怒不可遏，指着现场挂着的孙中山的遗像，厉声喝问：“我们今天的行为….对得起他四十年为人民的劳苦吗？朋友们!帝国主义者，说我们的国家是：‘无法治国，无教之民’！如今，我们这国民政府的努力，不是别的，这是在证实这恶毒的侮辱！”然后他讲了一段那段著名的德皇威廉一世与磨坊主的故事：“有朋友自柏林来，告诉我说——德皇夏宫旁有一间农民的磨坊….因为磨坊的机声，妨害他每天的晨睡，十分不安，所以就派近侍去找这位农民：
——喂，皇帝请你搬家。
——为什么呢，近侍？
——因为你每天工作很早，他，皇帝陛下：早晨便不能安睡
——这就是应当叫我搬吗？
——这是皇帝的意思.
——但是；我不肯。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祖宗的产业。几代传来，至于我父，我父传我，我不能卖。
这位内侍跑了二次，所得回答是：‘不卖！我不肯!’….威廉先生于是火了！于是把几位有名的法学者找来，叫他们研究这妨害他人早睡者的罪名。但是，他们研究的结果，是没罪。于是皇帝先生亲幸磨坊，对老头儿说：
‘——我是皇帝。
——是，陛下。
——我现在教你搬开这地方！
……….
——我不搬。不能！因为这是我祖宗的遗产。我是皇帝的国民，我要对皇帝纳税；但是，我不能搬家。
——我有权力！
——是，陛下，您有权力。非但可以叫我搬家，且可教我死。但是，万岁！您的先把这‘德意志法治国’取消，那么，您随便吧！我只能告诉您：我不卖！’……我们这革命政府，总比威廉皇帝凶点吧！”
看完这段故事，你不得不惊叹冯玉祥的口才之好，其演绎故事的本领真真是第一流的！威廉皇帝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今天看来大有可疑之处，但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却是很为人们所乐意相信的流行谈资。行伍出身的冯玉祥自然无法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只是那精彩的情节可能就是他的演绎了（当然这么精彩细致的描述是否完全笔录于冯的原话，只有本书作者最清楚。当时虽然现场录音的可能性极小，但现场速记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至于是否事后由现场目击者追记则可能性更大，只不过无论如何，其基本意思应该是准确的）。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以古讽今的古史的真实性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其讽今的功能性如何。冯的这段话的确鲜明地体现出他的平民主义理想价值和嫉恶如仇的个性风格，以及颠沛流离后安顿下来后无法超越自己理想的失望。是否还有借机做戏（他政敌时常如此攻击之），打击政敌的狡诈心理，我们无从考证。应该有吧!但即使如此，你也不能否定冯还是有出于真心的成分。
三、特别花车：是否革命特权？
1920年代的南京远远比不上上海的繁华热闹、摩登逍遥。于是，辛苦了一周的国府要员们，每每周末挈妇将雏去上海度假。此一行为在现代政治看来似乎是颇为人性和合理的，毕竟人是有休息权的。问题是，政府的交通部门必须要为他们准备专用的特别花车来接送他们。冯玉祥对此颇为不满。他专门找到孙科，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我从良心上说：我真不知道，这些朋友们，每礼拜要去上海的意义与重要性，是什么！他们的职责不是都在南京吗？为什么非要去上海不可呢？……为什么国府委员个人到上海租界逛逛，也要路局替他们预备所谓特别花车呢？”而最为他所难过的是当时交通拥挤不堪，普通民众连站票也难得一求，冯玉祥难过地叙述了自己一日在火车站的亲身经历：
“我看见，我们那花钱买票的好国民，在车里的，简直是完全粘在一起，像一车人肉饼子。可怜！他们只有动头得份，身体，是完全不能移转！……我看见一对老夫妻，穿的也很清洁的。先由老头把老婆送上去。再由上去的老婆，用绳子把她孩儿系上去，一边再由底线的老头托着小孩，一点一点的往上送。当地下只剩下他自己了，可怜那白发的老先生呵！他刚刚把两脚放在车窗上，预备往蓬上去的时候，唉！一声笛鸣，正是…委员的特别花车挂钩。可怜那老先生，手颤无力的，既然被无情的车，摔下来仰卧在站台的硬地上；还要受冷酷的路警手棒的几击。车篷上的老婆，看见老汉摔下，想望望他，几乎也作了第二个不幸者。而小孩，因为惊吓，早已大哭起来了。——于是，地上的嘟囔着，蓬上的嚷着，小孩哭着，路警骂着；几个找不到位置的乘客，围着。….我们特别花车的委员们，在五彩灯光底下，而现鄙夷不屑的神气，也在望着！”
也许受老冯这番声情并茂的控诉所感动，孙科慨然同意与冯一起联名提议取消特别花车，当然完全取消是不可能的，只是变通了一种方式：在普通列车上加挂三辆头等客车。
这些言行发生在一生不嫖不赌不毒不贪的冯玉祥身上，一点不足为奇。但这在鱼龙混杂的官场，尤其是缺乏严密纪律和严格政治操守的国民政府里，却是惊世骇俗的。冯玉祥似乎是个官场愤青，颇有海瑞包公的气度。无奈这是在同整个体制作战，不，是在同整个政治文化传统作战，其后果自然不言而喻了。据他的部下讲，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这样说道冯：“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冯相处和合作的。”所以，他自己也始终在此环境里落落寡欢，郁闷不堪，加之派系争权夺利，他不久自动离职逃走。
冯玉祥知晓民间疾苦，为人虽机智灵敏，然在世道日下、军阀混战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下出于中国朴素的民本主义、传统英雄主义的驱使，加之各种新颖的救国救民思潮的不断侵染，使之没有一般军阀官僚的私生活腐化的弱点，且怀有为民请愿的传统中国政治公德。其道德理想主义之重已到了“不仅我是圣人，大家都必须是圣人”的境地，实有超度一切的神圣责任感。如其仅为一介文人，自可任由使之。只是他是政治茶座中的重要成员，你不喝茶尚不可以，何况还不让他人品味？更重要的是， 政治现实主义使他这个精明的政治军人不能不也要常常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有时也难免落下被人诟病的地方，甚至以为其是作秀。平心而论，他的有些道德主义的主张是在当时难以实行的，就是再过100年也难以完全实施。比如，军队为了正规化而实行下级面见上级必须敬礼的制度时，他也加以反对，以为这与行跪拜礼是一回事，这就有点苛刻了。说到底，他是没有清楚平等与平均的政治含义。但这是符合民意的，所以中国的政治生活里必须要有这样的人物，否则人们可能对这个现存的体制就会绝望，正气歌就没有人演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