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二元性和二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1 次 更新时间:2011-10-19 13: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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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1、最简单理解

  

  凭直觉就可以知道,或,我们不得不相信,任何一个事情本身是复杂的,但我们却不得不相对简单地去理解它,因为如果一个理解不是足够简单的,那么,这个理解恐怕就是难以理解的。当然也可以说,事情本来无所谓复杂或简单,假如复杂地去理解,事情就变得复杂;假如简单地去理解,事情就变得简单。但不管怎么说,只有简单的理解才是可以理解的,尽管简单的理解总是不准确的——所以令人不满。按照幻想,假如能够非常复杂地去理解事情,就能够真正地理解事情,但这只是幻想,混沌地理解混沌没有意义,因为那只是一片茫茫的存在而没有被理解为事物(things)和事实(facts),那样的存在只不过是“非物”(nothing)。

  除了理性的理解,我们还有感性的理会。毫无疑问,感性的理会是细腻复杂的,感性能够理会细节、不可分析的过程和整体,但是,感性只能理会个别特殊事情的整体复杂性,却不能产生思想所需要的可共度的、关于各种事情的一致的理解,而缺乏普遍性的理解就不可能产生理性生活所需要的标准、规则和制度。因此,感性的理会虽然是一种理解,但它不能构成思想,感性的理会其实就是生活本身,它也是理解的对象,当然,对于理性来说,感性生活同样是不能准确理解的,否则我们就能够准确地理解存在了。

  最简单的理解是二元性的——二元性与二元论虽然有关系,但它们非常不同,二元性是最简单的理解形式,但二元论却不是最简单的理论模式,显然一元论是最简单的。但不管什么“论”,在思考问题时都要使用二元或二元以上的理解形式——二元性的理解形式显然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我们的思维长期以来都和“真假”、“善恶”、“主观客观”、“心物”和“现象本质”之类大名鼎鼎的或臭名昭著的二元格式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反对某些可能导致粗劣理解的二元格式,我们仍然被迫在各处或明或暗地使用这些令人生厌的概念,因为如果不让使用所有这些概念,我们可能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概念才好。也许二元格式真的有许多坏处,例如很容易导致思想的过分简单化,不过,也许有某些二元格式是思想中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思想中最基本的操作方式。

  我有一个不可能有实证证据的猜想(所以不能当真,只能参考):人类语言所以能够从动物的信号系统发展出来成为一种思维形式,虽然肯定有许多成因,但其临界变化形式是原始人终于说出了“不”(逻辑意义是“Ø”),这一点使得语言开始有了逻辑性,或者说开始生产出它的“逻辑语法”(大概包括可以由现代逻辑所能够描述的各种逻辑规定和规则),有了逻辑语法,语言才真正成为思维形式(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法是用来形成语词间关系的“表达的语法”,它虽然对思维有某些影响,但不是形成命题间关系的思维结构)。

  思维从出发点上说是理性地去选择。当然,思维并非仅仅是理性选择,但理性选择是最基本的,恰恰是由于有了理性选择而后才进一步产生了涉及欲望、情感、兴趣、直观等等复杂因素的那种完整的、丰富的思维,所谓非理性的思考也是理性的产物,只有在理性的帮助下,才可能产生那些“有意识的”或有意图的感性活动,因为只有理性才能给感性打开比本能更广阔的新的感觉空间,才使得感性有了丰富复杂的问题和对象。如果没有理性对现实和未来的拓植(colonisation,借用A

  ·Giddens的用词,参见《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感性本来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选择和需要选择,感性就大概只能按照本能去选择本能所能够选择的非常少量的事情,见果子就吃,见猛兽就跑,大概如此。所以说,如果没有理性的开拓,感性本身没有太多选择,理性选择是人的思维中最基本的选择。最简单的选择形式就是肯定和否定。只有当人类懂得否定,思维才有了自由,才可能产生自我意识,而有了自由的思维能力,才具有界定、规定和划分各类事情的可能性。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假如动物的信号系统算作语言的话,那么这种语言中的词汇(也许动物信号不分词汇和句子)很可能是一个一个“单子式地”指涉着相关对象,而这些词汇并没有互相说明的关系。这可能是与人类成熟语言的一个根本区别,人类语言能够以自身为对象,能够分析、理解、讨论自身。如果一个信号系统不能自我分析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语言。按照我的猜想,语言的自我分析是以“否定”的发现为开始的,这里也许没有充分的理由,但“否定”看起来特别典型地具有反思色彩(在逻辑中,Ø和某个命题联结词如Ú或®的组合就可以定义其它基本联结词,不知道这一点是否也多少说明Ø在思想功能上是最基本的)。当否定着某个陈述,语言才开始对语言自己说话,语言把自己对象化了。我想象自己是一只狼,长声表达猎物,短音表示危险,诸如此类,这种语句与本能反应直接挂钩,我没有必要反思语言。只有当语言丰富到需要对语言自身的活动进行分析和讨论时,就需要否定某些东西,同时也就是建设性思维的开始。也可以说,当语言能够对自身做出某种否定,语言就成为自己的对手,语言就成了生活。

  语言对自己说话暗示着语言有着一个先验的二元结构,它是一个对话结构,即抽象的对话双方位置,这两个位置可以说是“我性”(I-ness)和“他性”(the

  otherness)的纯粹先验位置。就像一盘棋,不管有没有人下,或者谁下,都先验地具有对抗的逻辑位置,语言也一样,不管跟谁说话,还是自言自语,都预定了对话的先验位置。这种先验位置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不”的发明的,它使得语言生成了否定某种话语的可能,这就造成了能够否定对方话语的语言位置。语言蕴涵了歧异思想和对话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关于“他人心灵”的先验证明。

  

  2、严格意义上的二元性

  

  二元性虽然是思维的基本判断方式,但并非所有看上去好象是二元格式的概念都是真正的二元结构。其中有一些显然是为了修辞学效果才对比地使用的,例如我们喜欢说的“轻重缓急”之类。首先,什么算轻,什么算重,尽管可以硬性划分,但就其本身而言是不明确的、相对的;其次,轻重之间有着过渡,它们是连续性的,中间的区间就算是不轻不重或者从不太轻到不太重的无数个量。诸如“大小”、“黑白”、“远近”等等都是如此。这种两极与它们之间其它点一样都只不过是同一个连续性上的某个量级。不过我们更喜欢说到这种连续性的两极是有些道理的,当能够谈论两极,就等于把它们中间的区间在某种程度上规定清楚了,于是我们就或多或少地有了理解。这类修辞性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真正的二元性,它不是理论原则问题。

  但是有另一些二元格式的概念诸如“现象和本质”、“心物”、“主体和客体”、“独裁和民主”、“理性和非理性”、“科学和人文”等等则不断惹是生非,这些概念都涉及重大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这些角度去看问题,并且试图定义什么是现象和本质或理性和非理性,还争论应该强调哪一方。

  不过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应该强调二元论原则还是一元论原则,而是一个作为“元提问”的后现代怀疑论问题:这些二元格式的理解方式是否有意义?后现代并不是对“又一个新时代”的预谋和规划,尽管后现代是对现代各种雄心勃勃的观念和思想模式的怀疑和解构,但这种怀疑和解构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后现代怀疑是一种茫然眺望没有图景的前途的现代性自我批评,也正是因为还没有完整成熟的新观念可以信任,所以后现代批评特别地表现为以不尊重的态度对现代各种观念进行“糟改”,它使各种现代观念以一种非常可笑的面目表现出来。值得注意,后现代并没有超越现代,它所试图糟改的东西同时就是它所能够利用的资源,或者说,它只不过是现代性在糟改自己,于是,这种糟改有一点自我解嘲的味道。不过,作为现代的自我批评,后现代的怀疑也并非没有力量,显然,如果一种观念能够被糟改,这种观念一定至少在某个方面是可笑的。这就像是,对某个大人物比如说总统的屁股踢一脚,虽然这是不合法地消解了总统的尊严,但它毕竟也说明了那种尊严有着某种程度的矫柔造作和虚假。对于二元论理解模式的后现代怀疑表明,我们总有理由糟改它,但总忍不住使用它,我们不可能知道它是非常合理的还是很不合理的,既然我们不可能知道事情本身是一个方面还是两个方面或者是多个方面,也就不知道是否必须把它看成一个方面还是两个方面或者是多个方面。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看问题是真正恰当的。

  二元论是关于对象的叙事方式,不是针对观念的判断方式。二元论其实是试图形成某种对比以便更加简单鲜明地产生理解,且不管这种对比是否合适(显然有时候合适有时候不合适),这种对比的意义在于双方是互为背景的,而且由于这种互为背景而各自显现出来,所谓相反相成的关系。这种二元是“论”而不是“值”,所以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二元性思维形式。

  作为叙事方式出现的二元对比只能表明我们喜欢或者习惯如此这般去对比,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对比有什么必然性。我们在思想中使用的那些二元叙事方式往往显得郑重其事,因此看不出其中的不严肃,其实,它们和“苦和甜”这样的对比是同一类型的。事实上,苦自有苦的理由,甜自有甜的理由,这些理由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就其本身而言,苦或者甜都是各种事情中的某一种,本来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二元性,只是我们制造了这种对比。假如我们产生了另一种比较欲望,就完全可能把“咸和甜”作为二元对比。

  这并不是说不能使用这种二元叙事去理解事情,只是说,这样去理解事情并没有必然的道理,在这种对比中产生的问题很可能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严肃和鲜明,例如“中西”比较,这种二元对比预先就暗示我们去寻找恰好对立的或者恰好一样的东西,这两种情况事实上当然有,但是并非只有这两种情况,而且,真正重要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那两种情况,比如说,西方有着非常出色的理性思考,我们就好象只能想象中国没有理性思考,同时又进一步好象暗示着只能假设西方缺乏感性深度,这是一串无理的观念,对于那些不想做这种故意的对立比较的人来说,西方和中国显然是理性地思考了不同的问题,也当然有着不同的但都很有深度的情感方式。这种“不同”意味着A和B的关系,而不一定是A和非A的关系。

  在语言上的故意对比中,很容易产生不正确比较的暗示,如歌里唱道“我很丑但很温柔”,人人都知道美和温柔不是一回事,但这里的暗示却引向美和温柔往往不在一起的感觉,好象丑更加经常地和温柔结合在一起。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这种故意对比毕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尽管我们喜欢无理地对比,但也无所谓地、含糊地对待那些对比。我们在理论上则容易过于斩钉截铁地把某种故意对比强化为二元论,这有时候碰巧说得通,但许多时候会导致严重的思想障碍。例如to

  be 和ougth to be这一格式,它的主要难题还不在于这两者的截然分离是可疑的,更严重的危害是它暗中把伦理学限制在伦理规范这个狭小的范围内,就好象伦理学问题都只是一个“应该”的问题,事实上假如不把问题扩大到整个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各种价值的问题上去思考的话,我们将不可能思考关于规范的问题,因为就其本身而言规范是没有道德意义的。假如不让一个人to

  be,他就恐怕会拒绝ougth to be。

  只有当一种二元格式的逻辑意义不是“A和B”而是“A或者非A”时,才是严格的二元性结构。这种严格的二元性结构不是叙事方式而是判断形式,不是把各种事情描写成某两类东西,即“这种样子”或“另一种样子”,而是发现我们能够想到两种相反的可能性,即“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考虑它们的微妙区别:不严格的二元格式说的是,或者是个真实世界,或者是个神话世界,诸如此类;严格的二元结构则是说,存在这个世界,或者不存在,诸如此类。显然,一种叙事方式永远只是某种叙事方式,并非只能有这一种叙事方式,因此,无论什么样的二元论(或者一元论或者多元论)都只是关于事情的一种偶然的描述,是否有意义只能历史地评价,而二元判断形式却是思维中必然需要的形式,假如没有二元判断,我们根本不可能思维。或者说,用善恶、美丑、现象本质、主观客观之类去谈论事情,这相当于语言中的文学风格;用是非去谈论事情,这相当于语言的语法。思维的语法就是逻辑。“是非”(或曰真假)二元取值是逻辑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是要在互相矛盾的情况下去做出选择,就不需要这种严格的二元格式。

  尽管二元格式在叙事方式或理解方式中可能是最基本的或最简单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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