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比较宪法学研究方法:从单一走向综合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4 次 更新时间:2011-10-09 13: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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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比较法学的方法,也不同于宪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的共同规律与价值并不能解决不同学科面临的具体问题。即使采用相似的研究方法时也不能把特殊性的研究方法一般化或者研究方法之间简单地替代。卡尔。佛雷慈曾指出,我们不能以显微镜来研究雅典的宪法,研究方法应当是根据经验选择的一种结果,应具备一定的合目的性,其含义是认识与研究特定问题时应寻求固有的方法与思路。

  在比较宪法学的研究过程中借鉴比较法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比较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有意义的,如理论比较与实践比较、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规范比较与功能比较等方法对比较宪法学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比较宪法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比较不同国家的宪法制度,探讨其共性与个性,寻求宪法发展的公共性。故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根据宪法本身的特点,采取与宪法发展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在经验科学的方法论上,通常认为决定特定的方法论因素主要有认识对象的特殊性、认识目的的特殊性与认识方法的特殊性。特定的认识对象与认识目的客观上决定了特定的认识方法,给人们提供达到认识目的的技术与工具,在比较宪法实践中研究方法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研究方法方面的具体发展趋势是:

  

  1.从静态的比较方法到动态的比较

  

  在宪法学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宪法典(在不成文宪法国家中以成文的宪法性文件形式表现),并通过宪法典了解不同国家宪法在横断面和特定时间点的宪法问题。宪法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多元化的宪法制度中分析制度的异同时我们首先需要全面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国家宪法确立的宪法制度,建立宪法典的知识体系。通过对宪法典的特定条款进行制度性的比较,寻找制度上的差异性与共同性,为下一步进行价值分析准备条件。比如,对宪法上的和平主义条款、经济秩序的条款、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条款等可采取制度比较方法,确立实证分析的基础。既可以分析统一时期的宪法规定,也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宪法条款的内容。比较宪法学发展早期的一些著作大多采用了制度的比较方法,给人们提供了进一步认识宪法现象的资料。当然,制度比较方法在实践中也暴露出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主要有:宪法典的内容与实际生活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制度比较所研究的内容本身经常面临是否合理性的问题;缺乏理性的宪法规范内容在制度比较中不容易被发现和判断;这种研究方法在统一类型宪法制度的比较中表现出一定的有用性,但在不同类型宪法制度的比较中则表现其明显的局限性等。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比较所具有的缺陷并不意味着制度比较方法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它只是说明该方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更新与发展。制度比较方法的缺陷实际上是由人们认识宪法现象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应当客观地分析其应有的功能与界限。

  动态比较是指对不断运行、变化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1]。宪法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的变迁是宪法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推动宪法制度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宪法的生命力不仅表现在结构与内容的合理性,同时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用程度。功能的比较方法要求人们从宪法的社会功能入手,从实际变化的现实中观察与分析宪法问题,使宪法制度的分析具有实践的基础,这种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比较方法的缺陷,为研究方法的静态与动态的合理结合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基础。这种研究方法最早由拉贝尔(Rabel)所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功能比较方法的基本要求是:分析法规时应当综合分析历史的背景与具体功能,要寻求法规中存在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各种因素,强调法规运作的动态过程。在比较不同的宪法制度时不仅要看宪法典上是如何规定的,而且要分析特定制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制度运行的具体过程如何,特别要考察制度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功能是一切比较法的出发点和基础,也即“共同的起点”。[2]具体地说,功能比较方法的意义在于:一是有助于从社会生活中观察和认识宪法,分析宪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建立两者的良性互动机制;二是有助于认识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功能,区别宪法典与实际生活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三是有助于在不同的宪法制度之间寻求相互的关联性,为比较研究提供学理基础。比如,当我们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宪法制度时,从制度层面上比较两者的异同是比较困难的,但从功能分析的角度可以比较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以及基督教文化等几个方面的许多共同点。有些宪法制度构成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但通过功能的比较可以分析制度之间存在的价值上的统一性。当然,功能的比较也有其适用的特定条件,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也要注意功能上的局限性,如宪法规范与实际的生活发生矛盾时利用功能的比较方法也会遇到困难,它并不是万能的。因此,比较宪法学研究中功能的比较方法只是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过程,不能解决宪法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

  

  2.从历史到现实生活中的宪法问题

  

  在宪法学研究中历史的分析是常用的方法,但对比较宪法学而言历史的比较方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各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与历史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宪法制度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宪法或进行比较研究时需要对宪法的历史环境进行系统的分析,需要了解特定国家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可以说,历史的素材是分析宪法现象的基本的方法。从一般意义上讲,一部宪法的存在有其历史的特定背景与客观的依据(当然需要对其客观依据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人们选择某种宪法制度通常基于特定的目的与意图,表现历史事实与客观价值之间的各种联系。比较宪法学研究中历史比较方法的具体要求是:一是从制宪过程入手分析宪法制度的特点与功能,了解特定国家宪法产生的社会环境;二是有助于合理地定位宪法制度与思想移植的原则与范围,强化宪法制度移植的社会效果;三是这一研究方法有利于确立评价宪法价值的标准与目的,以历史的眼光评价历史上存在过或正在存在的各种宪法制度;四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比较宪法学实际上是比较宪法史,历史发展中积累的知识与经验为人们进行比较宪法学研究提供了各种有益的素材等。与历史比较相关的研究方法还有时间比较与空间比较、发生学意义与现代的比较等。在一国体制内认识宪法的变化属于时间比较,如同一时间范围内,相关国家宪法制度发展、变化过程的比较。空间比较主要用于不同国家多样性宪法制度的比较,其比较范围直接延伸到现在的宪法。[3]有关发生学意义上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存在与现行宪法制度现实性之间存在的历史价值观问题是比较宪法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强调某种背景下存在的宪法事实,有助于我们对不同宪法现象进行客观的比较,为研究者提供相对化的研究思路,保持比较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中立性。

  

  3.研究方法运用过程的综合化趋势

  

  由比较宪法学研究对象综合化的特点所决定,,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具体应用过程呈现了综合化的趋势,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研究宪法问题的视野。2003年美国宪法学家Norman、Michel Rosenfeld等三名教授合作出版了《比较立宪主义:案例和素材》一书,学术界评价为“比较宪法领域中最新的一本案例教材(casebook)。对这本书纽约大学法学院Teitel教授写了“全球化时代的比较宪法”[4]。Teitel教授在介绍本书的基本框架与内容后提出了新功能主义比较分析方法在比较宪法学领域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传统的功能主义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地理上的实体,诸如国家或区域的限制,而新功能主义要考虑如何解决法律问题的角度分析宪法性的问题。作者提出的商谈论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比较宪法学依赖于普遍性宪法理念的传统,力求提供一个动态的解释和推论性的实践策略。实际上,宪法学领域的商谈论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有助于使宪法问题从规范领域转向实践问题,从一国的宪法问题转向区域性、世界性的宪法问题。按照Teitel教授的观点,随着世界在经济上、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全球化,一个紧要的问题是这种(全球)综合(integration)在法律方面的扩展,“宪法显然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后一个(未开发的)领地。考虑到立宪主义与国家主权的密切关联,宪法体制本身正经历着变革—这种比较研究面临着新挑战。

  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之间出现了各种冲突与矛盾,难以运用现有的宪法理论解释不同形式的宪法现象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为了建立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学者们开始注意分析宪法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注意分析宪法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而且对其运用过程给予了高度重视,使比较宪法学的概念与各种学术命题具有现实的基础。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中动态方法的广泛运用,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全面认识宪法问题创造了条件。当然,在认识与运用综合化的研究方法时,应注意分析宪法价值与事实认识的相互关系,避免方法论运用中的实用主义倾向。重视宪法的动态过程并不意味着比较宪法学理论盲目地服从现实的需求,更不能把它解释为为了现实的政治需求而牺牲宪法学理论的科学价值。著名的日本比较宪法学家桶口扬一教授区别了认识他国宪法现象的比较宪法学与以解释、实践日本宪法为任务的日本宪法解释学的界限,强调“比较宪法学的性质是解决认识问题,与宪法拥护、宪法修改的评价并没有直接的联系”。[5]如果把比较宪法学知识定位在“认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性”,有助于规范知识体系,防止因比较宪法学知识的‘滥用’可能造成的非理性的宪法实践。

  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要求研究者,要根据宪法现象的不同特点,合理地选择适合于解释和解决宪法问题的方法,建立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几种研究方法的并用是十分必要的,如比较不同国家违宪审查制度时,制度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分析不同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结构,从静态意义上了解宪法规范的特点;功能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在实际的宪政运作中分析违宪审查制度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评价其社会影响。而历史的比较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违宪审查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因素,有利于分析违宪审查制度背后的历史和事实关系。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相对的,应在实际的事实关系中选择适宜的方法。但具体解释宪法问题时事实与方法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现实的对应关系,比较宪法学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寻找具体问题与方法。

  当然,我们强调比较宪法学知识的“中立性”或“公共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不同宪法制度与理论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性,比较过程中必然涉及一定的社会价值的评价问题,需要研究者透过大量的宪法事实把握宪法发展的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阶级的倾向性并不是宪法现象本质的必然属性,宪法现象有的与特定制度的性质有关,有的与特定制度的性质没有关系,现代社会中许多宪法现象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总之,制度的客观评价与社会价值的评价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可以保持相互协调。

  

  宪法文化的比较:冲突中寻求融合

  

  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学领域中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我们使用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和范畴究竟是普识主义的(universalistic)?还是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tic)?我们的概念究竟适合所有国家、所有地区,还是受到了文化的约束?[6]这一命题在比较宪法学领域也是存在的。当代比较宪法学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功能与影响得到了加强,许多宪法现象背后存在着浓厚的文化色彩。可以说,不了解宪法文化的特点,很难解释多样性的宪法世界。

  我们知道,借鉴与移植是贯穿于整个宪法学建立与发展过程的客观事实,而宪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于这种事实的存在提供了客观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宪、修宪和解释宪法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比较宪法学理论体系与经验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有些比较宪法学的经验可能呈现出浓厚的文化色彩。就比较宪法学本身的体系而言,盲目的移植与借鉴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对本国经验的重视与宪法文化独特性的尊重是研究比较宪法学的基本态度。从本质上讲,不同民族的宪法文化的价值是平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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