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风:挑战与前景:当代伦理学之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5 次 更新时间:2011-09-09 23: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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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风  

  

  现代文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正暴露其日益深重的危机,现代性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正招致日益激烈的批评。现代性框架内的伦理学也处于同样的境况。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典范就是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两者都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生活世界。随着现代文明种种危机的凸显,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已受到美德伦理学、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等多方面的挑战。虽然挑战各方都陈述了一些重要理由,但也各有偏颇。在21世纪,伦理学将是直面现实的、复数的、对话商谈的、批判性的、美德和规范并重的、知情意兼顾的、弥合事实与价值鸿沟的伦理学,亦将是愉快拥抱价值多元主义而又拒斥道德相对主义的伦理学。

  

  一、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

  

  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思想支柱,理性主义伦理学是现代伦理学的典范。这里的“理性主义”是广义的,不是与“经验主义”对立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广义理性主义的基本信念是:人类凭其“理性”(reason)可认知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可发现或建构统一的、普遍的真理体系,可建设或构建日益富足且日趋合理的社会;人的理性主要体现为凭逻辑和语言符号认知世界的方法,自然科学方法就是典型的理性方法,实践理性则体现为按理性法则行动的倾向和凭科学知识征服自然、创造财富的生产经营。典型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就是现代最有影响力的两大规范伦理学学派——功利主义和道义论。这两个学派在现实影响方面差不多平分秋色,都强有力地参与了现代社会的塑造,即都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制度和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包括道德观念)。功利主义为现代经济学和经济制度提供了道德辩护,从而有力地塑造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经济人”的人格;康德的道义论则为人的尊严和自主性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从而为现代人权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20世纪中期的元伦理学(即分析伦理学)不过是伦理学受分析哲学裹挟而产生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变种,它对现代制度和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几乎未产生影响。如果说分析伦理学对规范伦理学有所贡献,那便体现为对罗尔斯、哈贝马斯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伦理学家的熏陶。罗尔斯放弃了分析伦理学的目标,但他的论证和表述方式深受分析哲学的影响,哈贝马斯则明确宣称自己借用了语言分析的方法和成果。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政治伦理学可以代表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当代系统表述,两人都继承了康德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

  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都力图论证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以明确区分“正当的”(right)行动和“错误的”(wrong)行动。功利主义给出的基本原则是“最大幸福原则”。根据“最大幸福原则”,如果一种行动能给相关的人们带来最大幸福,或能减轻相关人们的痛苦,那么它就是“道德上正当的”(morally right)。功利主义认为幸福是可以计量的,为判断道德正当性而进行的计量,应该是公正的旁观者对每个相关者的幸福或痛苦的公平计算,一个人只能算一个人。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最大幸福原则”已被扭曲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地运用“投入—产出”计算法(或“成本—收益”分析法),即绞尽脑汁地计算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资本、精力、时间)获取最大的回报。①所以,现代人更多地陷入“囚徒困境”和“公有地悲剧”,而较少为道德困境而苦恼。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合力塑造了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它却导致了分配的严重不公,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使强势群体可借总体幸福(或福利)的名义而牺牲个人或弱势群体的权利。

  康德的道义论试图在没有神学背景和教会权威的俗世社会树立道德的无上权威,他所颁布的道德命令名曰“绝对命令”。按照道义论的指示,任何违背道德规范的行动都是绝对错的,因为不道德的行为是与理性相悖的行为,而理性是不可违背的。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康德规定的实践理性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有效性。且不说实践理性无法抵御“经济人”的欲望和经济理性,仅就对道德的理解和说明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也面临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正因为它脱离人的具体生活情境和具体社会角色而颁布“绝对命令”,所以它无助于人们走出麦金太尔所说的真正的道德困境②。道德思维的矛盾(推理的错误)与实际行动的冲突以及情感冲突是完全不同的。在康德的伦理学体系中断言“撒谎是正当的”必定导致逻辑矛盾,但康德伦理学体系的逻辑一致性一点儿也阻止不了人们撒谎。简言之,一个伦理学体系的逻辑一致性无法保证它所颁布的道德律令的绝对权威性。

  

  二、当代理性主义伦理学所受到的挑战

  

  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发展到当代,它在理论上正受到美德伦理学、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等四方面的挑战和批评:

  

  (一)来自“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的挑战和批评

  

  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初衷是为人们提供统一的、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然而,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道德话语却处于杂乱无章的纷争之中。在麦金太尔看来,我们的道德话语就是“一种概念图式的碎片”,我们已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丧失了对道德的理解。③之所以这样,就因为现代伦理学对抽象的、普遍的规范或规则化伦理的过分迷恋。在美德伦理学家看来,道德总是处于历史情境之中的,道德总是生活于特定共同体中的人们的道德,脱离了历史背景和生活共同体而谈论道德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认为,现代“规则伦理学”(rule ethics)把区分正当与错误或界定责任与权利当作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一种根本的错误。美德伦理学家认为,“美德”、“幸福”才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如何追求卓越、成为好人才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④由于核心问题的定位是不恰当的,整个伦理学体系自然也就难以产生现实的道德影响力了。

  

  (二)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批评

  

  后现代主义试图与“后启蒙思想”(post-Enlightenment thought)的一切主要线索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关于进步和解放的正统启蒙“元叙事”(meta-narrative)和黑格尔主义的“思辨”叙事都已失去了魔力⑤。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或许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他把“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界定为对应着当今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条件或情绪”(condition or mood)。这样,后现代性也就是现代性过时的象征。现代性就是启蒙以来为科学和国家之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元叙事”,消解这个元叙事是后现代性的主要任务。科学进步和历史进步是现代性“元叙事”的两大主题。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有目标的进步表示了根本的怀疑。后现代主义也包含对把特定历史未来区分为好与坏的普遍有效性的怀疑⑥。这既是对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进步论的怀疑,也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先验价值论的怀疑。

  启蒙理性主义原本有个宏大理想:发现或建构一个包罗万象且逻辑上内在一致的真理体系。这一理想被称之为“培根—笛卡儿理想”⑦。在20世纪曾体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运动”。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论亦以统一真理论和知识积累进步论(不妨把这两论合称为“真理统一论”⑧)为基础。尽管至今仍有科学家坚持统一科学的梦想,但这一梦想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严正质疑。当然,对真理统一论最合乎逻辑的消解来自蒯因、库恩、普特南等仍没有放弃理性武器的哲学家⑨。蒯因、库恩、普特南等分析哲学家用精细的逻辑分析方法解构了启蒙“元叙事”的根基——真理统一论。分析哲学家的这一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表述。后现代主义对文化价值多元化和异质性的热烈推举,对极权主义的批判,都依赖于分析哲学家的这一扎实的工作。

  在利奥塔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就是现代主义谋求“统一和秩序”(unity and order)的精粹表达。但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社会就应该是各种异质语言游戏的集合,或“许多补丁中的建制”(institution in patches)。利奥塔怀疑执掌大权的国家真的能对复杂的现代社会负责。国家除了诉诸极权主义的统一和秩序强制,无法应对具有不可简约的复杂性的当代社会。⑩只有当科学能保证日益逼近完全的绝对真理体系,国家能保证按科学发现的绝对真理日益走向历史(或文明)必然趋向的终极目标时,国家才有理由把(合乎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统一和秩序强加于兴趣各异的人们。所以,国家没有把统一和秩序强加于人的合法理由。

  理性主义伦理学的伟大使命恰在于维护理性社会的统一秩序,这一使命仍体现在20世纪两位最有影响力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思想努力之中。罗尔斯承认宗教和哲学的多样性是民主公共文化的永久性特征,但他认为政治正义可奠基于人们的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即尽管人们的“整全性信仰”(comprehensive doctrines)各异,但只要他们是“讲理的人”(reasonable person),就可以就公共秩序和规范达成共识。哈贝马斯则通过阐释人的交往理性而力倡“商谈伦理”(discourse ethics),其目的仍是为统一的社会秩序寻求理性根基,他所找到的理性根基也是理性人的共识。

  后现代主义对共识也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因为共识会造成对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压制。利奥塔就因为对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极度珍爱而怀疑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具有潜在的权威主义意蕴。他认为,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无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而试图把异质性还原为压迫性的统一。在后现代性视野中,共识已成为过时的、值得怀疑的价值。(11)

  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性”(totality),重视社会文化和语言游戏的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反对以普遍道德真理或理论真理为基础的任何总体性计划。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只有拥抱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反对总体化计划,才能支持真正的民主,有效抵制国家的极权,预防市民社会对少数族群的压制。他们认为,民主只能奠定于对普遍理性的否定,奠定于欢迎“非决定性、争吵和不确定性”的精神之上。(12)

  

  (三)来自女性主义的挑战和批评

  

  当代女性主义常和后现代主义联姻。源自尼采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似乎是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依据。视角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对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视角看,就会呈现不同形象。没有谁能拥有上帝般的全景视角,即没有谁能包罗无遗地看透世界、社会、人,甚至一个物体。但几千年以来,西方人的思想视角主要是男性的视角。男性视角凸显理性的极端重要性,力图用理性去发现理论真理和道德真理。男性视角的理性重视普遍性、抽象性、统一性和整体性。在伦理学领域,男性视角就体现为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即用理性为社会(乃至世界)立法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把论证区分正当与错误的道德原则视为伦理学的核心任务,这在罗尔斯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体现为证明正义原则的普遍有效性。男性的统治既导致了对自然的征服,也导致了对女性的长期奴役。(13)男性的统治遮蔽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看待世界、社会和人的视角——女性的视角。为能遏制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废除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奴役,必须以女性的视角纠正或补充男性的视角。

  男性对理性的偏执导致了对感情、关爱、包容的忽视,在极度凸显正义和权利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利害关系、契约关系和权利关系。人们为捍卫自我权利,动不动就对簿公堂。在现代社会,父子、兄弟、姐妹对簿公堂、反目成仇已屡见不鲜。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关爱更为重要,而关爱不是理性所能涵盖的。所以,理性主义伦理学即使不该被彻底摒弃,也必须得到女性主义伦理学的补充。

  

  (四)来自环境伦理学的挑战和批评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伦理学对现代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乃至整个主流西方哲学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当然,当代环境伦理学像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一样庞杂、“纷乱”。其中不乏大致沿袭现代主流伦理学的言说方式,但其中的整体主义、自然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对现代伦理学的挑战是严正的。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主流伦理学可以使之边缘化而对其发出的声音充耳不闻。但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深重,随着人们对生态危机之反思的日益加深,人们终会明白,环境伦理学对现代伦理学的批评不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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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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