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美国降级 四权分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5 次 更新时间:2011-08-15 11: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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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标普给美国降级,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在危机中宪政的金融机制正式启动。这说明宪政民主中几十年闲置不用的机制在紧急状态下依然能够及时运转起来。这分明是民主功能齐全的证明,哪里是什么民主的破产?

  美东时间8月5日傍晚,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的信用等级从AAA降至AA+,引起了全球股市的坍塌。无巧不成书,在同一周末,美军在阿富汗的直升飞机被击落,死亡38人。远在中国的网民们一片鼎沸,欢呼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一同崩解。美国衰落,似乎已经成了定论。

  

  危机启动了金融钳制的功能

  

  其实,在史无前例的大危机中如何表现,正是检验一种政治体制优劣的绝好机会。有些政治体制,很容易被这种危机所颠覆。另有些体制,则会面临危机启动一些平时从来不用、甚至被人们遗忘的机制。美国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当然,这些难得一用的机制被启动后是否足以应付危机,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仅仅因为启动了这些机制而断定这种政治体制的破产,则无疑是对这种体制的误解。

  在我们一般的俗见中,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美国由国会、最高法院、总统为代表的权力制衡,是“三权分立”的典型。此次债务上限的讨价还价,主要是总统和议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中斗法,即立法和行政权之间的博弈。标普降级,则显示了金融的宪政功能。这一点为大多数论者所忽视。

  奥巴马和共和党人的讨价还价,显示了两党政治的重大局限:政治家对选民负责,但选民则几乎对谁也不想负责。他们总是希望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却又不愿意通过纳税而为这种服务埋单。结果,在收支不平衡之时,两党谁也不敢大幅度削减选民的福利,又不敢加税。这是债务危机的核心缘由。对此如果不加控制,民主就变成了对选民行贿的过程。所幸的是,当这样的政治程序失控时,还有金融市场来履行钳制的功能。标普实际上是出来告诉美国人:你们再这样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一天到晚就知道要这要那,却不想想自己应怎样埋单,那么你们的金融信用就会毁掉,很难再借到钱!

  

  金融的宪政功能之源

  

  金融的宪政功能,并非从标普开始,而是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时起就成为了宪政的基因。根据我们常规的历史知识,宪政的确立开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经过弑君革命的英国,急需在极端共和主义和专制王权之间找一条折中道路,故而从尼德兰邀请来了威廉三世。把王冠交给他的条件,是他必须承认和服从议会的权威。似乎这一切都是来自《大宪章》以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

  其实,威廉三世绝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而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光荣革命”是自己处心积虑地策划、并在住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银行家的秘密资助下偷袭英伦,带去了一揽子交易摆在英国议会面前,最后大家成交。随他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有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帮。是这些人把“荷兰财政”引进了英国。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是一场金融革命。金融市场不仅约束着政府的行政权,也制约着议会的立法权。

  此话怎讲?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实际上就是靠贷款建立起来的。试想,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官僚机器、军队、乃至大工业,几乎无一不是烧钱机器。中世纪欧洲的农业资源根本无法支持。但是,集中在自治城市的工商阶层,则有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可投资。在十六、十七世纪之间,欧洲开始了所谓“国家建设”过程。各王室不断兴兵扩张,竞争达到白热化。谁手里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谁就有望称雄。阿姆斯特丹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崛起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十八世纪,欧洲除了普鲁士之外,已没有哪个王室能够绕开阿姆斯特丹而打得起仗。甚至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依靠来自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贷款。

  这种信贷的过程大致是:想贷款的王室找到阿姆斯特丹有信誉的金融机构,让这一机构发放王室的债券。那时虽然没有标普这种现代信用评级机构,但王室债券的息率取决于王室的财政信誉。信誉好的,其长期的信贷息率可以低到3%;信誉差的,则要支付20%以上的息率。息率的高低,往往能决定大国之兴衰。试想,以20%的息率,贷款100万的年息费用是20万。用这20万的费用,在3%的息率上可以贷到666万。获得666万贷款的王室和仅有100万可支配的王室打仗,胜算在哪一方以看便知。国家信用、主权债务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

  因为各王室的命运悬在金融市场上,王室对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指令就不敢掉以轻心。也正是从这个切口,金融市场介入了宪政的形成过程。比如,一些王室之所以对议会或贵族咨询会议低头鞠躬,未必都是这些贵族拥兵要挟,而是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机构要求王室左右的议会或贵族同意承担财政责任,否则就拒绝放贷。这就逼着王室到议会或贵族那里讨价还价、以各种让步换取后者的支持。投资者知道,王室资源有限,债务抵押不够,只有议会或贵族们同意,日后的债务风险才能降低。其实到了今天,标普也是循着同一逻辑:如果议会在承担债务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百个不愿意,我们怎么能对债务放心?我们怎么能不给你降级?

  

  尼德兰联省制开了美联邦制先河

  

  “荷兰财政”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对统治自己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打了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最终成为主权国家。这场战争对尼德兰来说本是毫无希望的。哈布斯堡西班牙是不可一世世界帝国,其陆军打遍欧洲无败绩,并且垄断了美洲的白银。尼德兰共和国则是一群商业都市的松散联盟,靠一个总议会(StatesGeneral)协调各省利益,在西班牙的压力下,甚至一度到处请其他欧洲王室来给自己当国王,但这个王冠竟没人敢接。当时尼德兰的体制,在欧洲可谓“不成体统”:各自为政的省份,危机时到联省总议会里讨价还价的,商量各省对于集体防御(即对西班牙的战争)各应该承担多少财政份额。大家吵翻了天后达成协议,各省代表拿着协议到本省议会(大多由主要城市组成)审核,不肯出钱的省议会拒绝批准,大家又要回到联省总议会中重新吵架。想想那时混乱不堪的局面,两党互相敲诈的美国国会恐怕要“团结”得多。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近乎“破产”的政治程序中,最终达成的协议容纳了多方利益,进而有更好的信誉。小小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经常能从金融市场以3%左右的息率举债,怎么也打不死。不可一世的西班牙王室则频频破产,息率一度超过20%。以如此悬殊的财政信誉竞争80年,尼德兰再小也会赢。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体制,实际上开启了美国各州分立的联邦制。只不过当时尼德兰有个不即不离的王室,即威廉三世所来自的奥兰治(Orange)家族。此王室一直充任尼德兰的执政(stadholder),实际上就是军事首脑。财政等内务则由总议会操持。奥兰治家族和总议会就各种问题特别是对军队的财政拨款讨价还价,已经形成习惯,认同议会的财政主导权。威廉三世带着这种“执政受制于议会”的理念西渡英吉利海峡,和渴望宪政君主的英国议会自然一拍即合。也正是他,上台后面临着债台高筑的局面,靠自己的荷兰财政帮说服议会,通过消费税增加岁入,强化政府的财政信誉,进而可以低息举债,最终伦敦金融市场崛起,大英帝国随之称雄于世。宪政的凯旋,也是从这里开始。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标普给美国降级,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在危机中宪政的金融机制正式启动。这说明宪政民主中几十年闲置不用的机制在紧急状态下依然能够及时运转起来。这分明是民主功能齐全的证明,哪里是什么民主的破产?

  不管标普是否公道,其降级对美国无疑有警示作用,会逼着两党超越自身的既得利益,警告选民不得再这么自私自利下去,最终担负起财政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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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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