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美德与政治”导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9 次 更新时间:2011-07-14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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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进入专栏)  

上个月,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家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访问上海,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讲座,引发一阵狂潮。作为亲历者,我有义务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也作为【读品】本期“政治哲学专题”的一个小小的导言。事实上,这已经是桑德尔教授第二次访问复旦了。两年前他就来过,万俊人教授陪着他在中国走了一圈。万教授介绍说,桑德尔原先并没有巡回演讲的计划,于是万教授就搬出老前辈杜威的例子,告诉他,杜威曾在中国巡回演讲,红极一时,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桑德尔闻之大有兴趣,于是也精心准备了一组演讲,踏上了中国之旅。桑德尔那一次的巡回演讲并不是很成功,所以我们至今仍未能看到他的演讲整理出版,这一点比起德里达与哈贝马斯都要逊色不少。听说当年北大清华的学生们都对这位顶着哈佛招牌的学者不太感冒,他唯有在西安受到热烈欢迎,然而能搞清楚他做什么的听众还是不多。我原先就读过《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但印象不深,觉得他既没有麦金泰尔那么虔信,也没有沃尔泽那么沉稳,不读也罢。后来突然接到任务,要陪桑德尔看看上海,吓得我赶紧翻出这本书,又买来应奇教授主编的《公民共和主义》做比较。读着读着,对于他的“无牵无挂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倒嚼出了一点滋味。但是见面以后才发现,桑德尔十分内敛,不愿多说,问一句答一句。他介绍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生物伦理上面,对过去的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的研究倒不想多说什么。后来我认真读他的《民主的不满》才有些理解,他对现实不满,对美国不满,主张退回到共同体内部。我还问他为何严厉批评功利主义哲学,他答曰,因为美国人个个都是功利主义者。我却想,中国人何尝不是个个都为功利主义者。只是个人权利都无法保障的前提下,“民主的不满”对于中国人还是太奢侈了罢。那一次,韦森教授安排桑德尔与恰在复旦的杜维明教授作了一场对谈,听众不少。我听下面观众的议论,几乎全是冲着杜维明而来。杜维明也不负众望,妙语如珠,特别是把“君子和而不同”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赢得热烈的掌声。而桑德尔的话不多,我主要记住两点。第一,他认为美国真正的道德风险来自市场。第二,他主张通过争论而形成卢梭意义上的“公意”。

桑德尔走后,我才开始比较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应该说,集中起来对抗自由主义(包括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差异很大的学者)政治哲学的社群主义阵营已不存在。麦金泰尔打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对付罗尔斯和《正义论》,他的代表作《追寻美德》只在开头虚晃一枪,点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些困难,然后就彻底转向自己心仪的中世纪美德去了。另一位老牌政治哲学家(亦算得上桑德尔半个老师)的查尔斯·泰勒也早早放弃政治哲学,转入神学。沃尔泽、金里卡等学者都有了自己的新方向,桑德尔亦然。然而后两年,我不断听到有人介绍桑德尔在哈佛的公选课《正义》。据说这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有时人数太多,只能到市政厅去上课。而且本科教师桑德尔的名气越来越大,已经逐渐盖过了政治哲学家桑德尔的影响,专门有人将他的视频置于网上,供世界各地的学生下载学习。去年9月,哈佛大学两位学者阿马蒂亚·森与桑德尔不约而同地出版了《正义观》和《正义》,向罗尔斯的《正义论》致敬。我读到以后很兴奋,怕中国读者忽略它,特地写了书评来介绍。这次见了桑德尔才知道,我的这些顾虑纯属多余。《正义》刚一出版,中信出版社就以极高的价格购得版权,目前不知哪位学者正在翻译,中文版很快就能与读者见面了。今年春节之后,我听说桑德尔教授又将访华,内心颇为高兴,又能当面向他请教问题了。而就在这段时间,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他的《正义》视频。比如著名网友和菜头就专门写了文章推荐,我又听一个大报的编辑说,近期他们整个编辑部都在观看和讨论桑德尔的教学视频。我上网一查,才知道桑德尔的这些视频早已被国人上传至土豆、优酷等大众视频网站,更有人专门为视频配上了英文和中文字幕。有了字幕,看桑德尔的课程,真如看电影一般过瘾。桑德尔看来喜欢效仿苏格拉底。他的课堂,一般是由他先讲一个故事,然后由学生进行发言讨论。学生观点总是五花八门,桑德尔熟练地把握着讨论方向,故意将学生由直觉得出的结论推向极致、引发争议,从而锻炼听众“道德思考”的能力。他的语速比较慢,逻辑却很清晰,不会让人不知所云。同时,《正义》也是以案例和推理为主,不需要什么专业背景,也不涉及什么学术术语。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哈佛教授。这一切条件,都让广大白领有了目标和参照对象。一个朋友向我解释,桑德尔的《正义》门槛低,形式活,又用英语,让观众很快就有“我也哈佛了”的错觉,这就是桑德尔在中国迅速窜红的原因。

这次桑德尔在复旦的讲座,反响之大,令我瞠目。学校里照例提前几天贴出海报,豆瓣上也有人做了宣传,响应的人似乎并不很多。校方也做了许诺,会在网上直播,准备也算得充分。可到了演讲那天,虽然晚上6点半才开始演讲,但是1点多就陆续有人来占座位,3点之前就已经把座位都占满,而到了6点前后,更是连报告厅外面的大厅都积满了人,整个经济学院围得水泄不通。在这种气场下,好不容易挤进会场的桑德尔教授也充分展示出明星气质,优雅、自信以及幽默。不知桑德尔是事先准备还是临时改变,没有做长时间的主题演讲,而是复制了一堂《正义》课。他问起有多少人看过《正义》视频时,下面的人齐刷刷把手举了起来。于是,观众有了配合上课的基础。桑德尔要讲案例了,下面观众窃窃私语,就像在猜想桑德尔会表演哪个节目一样。桑德尔说,我们今天不谈卡车撞人的案例,哄堂大笑,因为这是《正义》视频里第一堂课的内容,每个人都看过很多遍。商量了半天,桑德尔决定主讲“救生船案例”,演出正式开始。既然是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就需要听众配合。复旦同学的英语都非常好,踊跃地配合桑德尔教授的表演。有两个女生站出来坚持美德论的视角,另一个男生看似天真地坚持功利主义视角,桑德尔潇洒地引导美德论主义者去攻击功利主义者,不断收获掌声和笑声。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桑德尔收回话题,总结了“什么是正义”的演讲主题。听众看到了预期的节目,抱以极端热烈的掌声。韦森教授通知大家,明年也许有机会邀请桑德尔来复旦开设《正义》,给大家上演全本的《正义》,下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学者(而且还是持英语的学者)获得如此热烈的欢迎。不得不让人反思,政治哲学在中国火了吗? 我一直认为,只有“真”、“善”、“美”才算得上真正的哲学问题,而政治哲学主要就研究其中的“善”。政治哲学涉及无数种价值(正义,公平,自由,权利,福利等),又涉及古今中外无数学者(上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至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按照桑德尔等一批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三种研究进路,分别是美德论、道义论和后果论。桑德尔主张的公民共和主义,主要是偏向美德论的进路,但是他也对道义论(康德、罗尔斯)和后果论(密尔、帕菲特)的思想非常尊重。无论《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还是新近出版的《正义》,都对康德和密尔赋予大量的篇幅。更重要的是,他上课使用的这种反诘法,往往是后果论者最多使用的,这也体现出他与其他许多美德论者(如麦金泰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诺齐克、帕非特等人都特别喜欢这种讲故事的方法。特别是帕菲特的代表作《理与人》,完全以故事衔接,是西方极受欢迎的政治哲学教科书。后果论者并不害怕结论的不一致性,那只是说明了世界本身的荒谬性,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惭愧的。帕菲特在《理与人》的一开始就表示,幸福(快乐)主义者早就知道,当以幸福为目标的时候,幸福反而更加难以得到。如果我最强烈的愿望是自己的幸福,那我可能比有其他更强烈的愿望本来会有的幸福更少。换句话说,如果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别的什么人的幸福的话,我或许会更加幸福。因而,幸福主义是自败的(self-defeated)。再举一个更形象的例子,也是来自帕菲特。凯特是一位作家。她最强烈的愿望是使她的著作尽可能地完美。由于她如此在意她的著作质量,她发觉自己的工作很有回报。如果她写好书的愿望弱一些的话,她会发现自己的工作相当乏味。于是她接受了幸福主义,相信:如果她的最强烈的愿望是她的书尽可能完美的话,对她来说更好。可是她的愿望过于强烈,工作过于卖力,以至于拖垮了身体,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觉得郁闷。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凯特是否应该抱有如此强烈的把书写好的信念?回答是:如果凯特如此信念,她会工作过度,拖垮身体,让自己陷入郁闷;如果凯特减弱信念强度,她就不会那么卖力工作,但会觉得自己的工作索然无味,结果可能会更糟。两者权衡,凯特应该如此强烈的信念,那会直接提高她的幸福,虽然会以间接方式削减她的幸福。这也证明了,功利主义经常是自败的。后果论者不讳言自身理论“自败”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该理论得以“败而不溃”。许多美德论者却无法接受“自败”特征。比如国朝某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大师,以为抓住以赛亚·伯林一处“自败”的论述,攻击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崩溃。殊不知罗蒂和纳斯邦等学者早已在不同地方谈论过这一问题,罗蒂表示,那些要追求自败话语明确结论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主义者,本身就不懂也不配谈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而桑德尔并不忌讳这种苏格拉底式教学(同时也是典型的美国式教学),表现出他与其他美德论者不同的胸襟。

在一个后罗尔斯时代,大师凋零的时代,政治哲学的矛盾性和斗争性正在凸显。很难再有罗尔斯《正义论》这样成体系的巨著,即使有了,也很难适应环境的剧烈变化。罗尔斯晚年立场一改再改、一退再退就是明证。今天,多数有保守倾向的英美政治哲学家如帕菲特、斯坎伦等(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桑德尔)都逐渐退回书斋。而另一部分左翼政治哲学家如霍耐特、南希·弗雷泽等变得更为激进。南希·弗雷泽去年来过中国,也造成很大的震动,她当时的演讲主题就是“反规范的正义”,主张从“再分配、承认和代表制”这三个领域的反抗中收获正义。桑德尔主张通过对话,在共同体中收获正义;弗雷泽主张通过反抗,在斗争中收获正义。两者对比,颇为有趣。这个导言已经够长,更多论述还是请读者细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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