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底线公平与社会福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8 次 更新时间:2011-07-02 20: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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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1年5月14日上午 地点:广东中山图书馆

  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 景天魁

  

  陈实:各位街坊、各位听众,亲爱的朋友们,“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八十一讲现在开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景天魁教授,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底线公平与社会福利》。这两天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幸福?街坊们可能也注意到“幸福”这个词,已经成为今年以来“文化论坛”的重要话题,从第71讲开始连续地推出了关于幸福的话题。那么,什么是幸福?幸福在哪里?我们认为有六个关键词,第一要有“秩序”;第二是“福利”;第三是“公平”;第四是“效率”;第五是“进步”,社会要进步,要发展;第六是“分享”,分享改革开放和社会成果。今天景天魁教授讲的就是其中的两个词,就是“福利”与“公平”。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特殊情况,什么事情都不好乘以13亿,或者除以13亿。吃饭的问题很小,但是乘以13亿就很大了;中国的GDP总量很厉害,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一除以13亿,在全世界就得从后面数起了。在这一国情下,我们的幸福从哪来?中国特色的民生之路应该怎么走?古老中国怎么样进入现代福利社会?怎么样找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均衡点,政府应该怎么办,我们个人应该怎么办?今天景老师会给我们一个路径,叫底线公平。

  在今天这一讲里面景天魁老师将告诉我们什么是底线公平,底线公平的制度结构是什么,有什么样机制设置和原则,实现底线公平需要什么条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这是今天景天魁老师讲课的主要内容。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在费孝通教授的带领下,中国社会学得到了恢复和重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就是中国当代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景天魁教授是该所的第四任所长。第一任是费孝通教授,第二任是何建章教授,第三任是陆学艺教授,第四任是景天魁教授,第五任是李培林。

  费孝通教授奠定了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基础,而何建章教授和陆学艺教授,尤其是陆教授,他们完成了费老对整个中国社会学的总体设计。而景天魁教授和现任的第五任所长李培林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社科院的社会学所和中国当代社会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关注社会现实、医治社会疾病、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对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现代理论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景教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兼容贯通,虚实相应。就是把社会学、社会哲学与社会政策的研究贯通起来,在研究题目上,把研究哲学层次,具体科学的层次,和应用技术的层次贯通起来,使其浑然一体。用景天魁教授的话说叫做“学问做的极致,作品要像哲学一样深邃,要像数学一样严密,要像文学一样感人”。底线公平的话题在第20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景天魁教授已经讲过,今天他把这个课题带给我们,有请景天魁教授。

  

  一、底线公平理论形成的背景

  

  不论是国内外,任何一个理论,当要触及到福利问题的时候都要陷入到非常困难的境地。福利这个东西,缺少了不好,但过分了也不好。那些被称作“福利国家”的,很快就陷入了福利危机。但是当他们遭遇危机之后,像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都曾试图进行改革,可改来改去,福利的基本框架都动不了,说明福利这个东西在老百姓那里有根。直到现在,虽然经过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欧美国家的福利基本框架都没有动过。

  当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时候,就面对着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要提高社会福利,增加福利支出;另一方面,如何防止西方所谓的福利病,还要让社会保持相当的活力,也就是要处理好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鱼和熊掌能不能兼得的问题。这是所有讨论这一问题的人,面临的最大的智力上的挑战。如果光顾一头,那就可能陷入福利危机;如果搞到另外一头,那就可能陷入社会动荡。这两个东西怎么选择?怎么协调?怎么结合?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叫我来主持一个名叫“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的时候,我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课题组经过4年时间的研究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建设社会保障也好,建设社会福利也好,必须在基础、基本层面,面向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来解决问题。所以,我把它总结成6个“基础”和6个“整合”:“①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底线,整合多元福利”;“②以卫生保健为基础,整合多层次需求”;“③以服务保障为基础,整合资金、设施、机构、制度等多方面保障”;“④以就业为基础,整合多种资源”;“⑤以社区为基础,整合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⑥以制度创新为基础,整合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

  2001年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感觉我们中国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研究的人,还是没能回答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在中国搞福利,核心的理念是什么?理念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模式?很明显,欧洲高福利、高税收的模式在中国不可行。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白,不单我们看的很明白,欧洲人也看得很明白,欧洲人自己也在改革,我们不可照搬。我们的路怎么走,首先就要弄清理念的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在中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002年我应邀到吉林大学演讲,讲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的理念问题。我意识到要在中国基础上考虑,在中国怎么实现社会公正,你就怎么实现社会福利。当时还没有形成“底线公平”这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经过2003年的研究,到2004年,在第36届国际社会学大会上,我的主题演讲题目就是《论底线公平》,正式提出了“底线公平”的概念,这个演讲的摘要此后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那么,为什么要提“底线公平”呢?“底线公平”这个词一开始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中国人的读音,“底”和“低”差不多,所以很多人以为底线公平就是低水平的公平。其实“底线公平”是指在福利权利上确定一致性的基础,在政府责任和市场作用之间找到一个界限。为什么要找到这样一个界限呢?因为,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我们国家,所有在福利上出了问题的,就是界限没有划好。或者是政府大包大揽,完全靠财政,财政没钱就去借贷,形成了所谓的福利危急;或者完全听任于市场。

  譬如说农村的义务教育,在1985年以后,我们就提出来一个“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义务教育首先是中央财政不出钱了,接着,省级财政也不出钱了,最后是要乡镇财政、村级经济去出钱。80年代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其实乡镇财政已经没有什么力量,最后义务教育是由父母出钱,义务教育已经完全谈不上义务了。这是教育方面出现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呢?就是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没有把握好。后来到了2000年左右,大家都感觉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才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出钱。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医疗领域。看病也是这样,特别是农民,在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解体以后,看病完全要自己掏钱。再往后大家看到住房也是这样,福利分房停止了,所有人,不论穷富,都要到市场买房,结果又造成很大问题。所以福利问题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社会基本问题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到底要怎么处理?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福利结构里面要不要分基础的部分和非基础部分。第三个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问题。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强调“权利和义务相结合”。你必须缴费,必须劳动,然后才能获得福利。这跟我们国家传统的概念非常合拍。后来,马歇尔提出“公民权”,主张福利的获得是每个人基本的权利,无论有没有承担义务都可以获得福利权。在这种的理念基础上,在欧洲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景象。比如在伦敦的公园里,你会看到一个年轻人背着睡袋,在草地上睡一天,饿了到饭馆吃饭。钱是哪里来的?是福利金。在剑桥大学的商业区,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人在那里晒太阳,都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不但他本人有福利,连他养的狗都有福利。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福利问题上权利和义务要不要结合?是否可以分开?在“公民权”的理念下,权利和义务是分开的,不缴费,不劳动,不对社会有任何贡献,也照样可以有获得福利的权利。当然,如果是一个残疾人、一个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如果是一个儿童,或者是一个老人,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年轻力壮、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这样做的话,那这个社会还了得吗?福利的来源在哪?

  这三个基础性的问题,是研究社会福利模式问题所必须回答的。然而欧洲国家搞了那么多年的福利研究,出了那么多的理论,写了那么多的书,也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统一的结论。我们国家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研究,都是属于应急性的,是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医疗问题怎么办。搞了多年,还是没有搞清楚社会福利的基础、理念、模式到底是什么。

  

  二、底线公平的制度结构

  

  我提出“底线公平”,就是想把这三个关系搞清楚。第一,在一些涉及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问题上,政府应该管什么,市场和家庭、个人应该管什么?从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时期,到80、90年代的情况来看,我提出三件事,应该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界限。这些事情政府哪怕砸锅卖铁都要保,都必须要做,我把它叫做“权利一致性的底线福利制度”。所有的人在这几件事情上都具有一致性的权利,这就是底线公平。这是无差别的公平,底线公平还包括有差别的公平。

  第一件事是最低生活保障。为什么提出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必保的呢?在座的各位可能还记忆犹新,1998-99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力度,当时有几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这些人怎么办?在那之前我们国家也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来源,主要是靠地方财政,中央财政不出钱。1999年,朱镕基总理到沈阳看下岗职工情况,当时沈阳铁西区,一个老工业集中区,那里的工厂一片凋敝。朱镕基总理当时就感觉,中央财政不出钱不行了。大家想想,沈阳这样一个老工业基地,哪有钱来解决下岗职工问题?1999年中央掏了23亿解决城市低保问题。此后几年,一年翻一番,到了2001年是92亿,此后达到一百几十亿,一步步把城市低保制度完善起来。要知道,我国有几千万下岗职工,如果在欧美国家发生这样的问题,足以使几届政府倒台了,但我们国家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这充分显示出这项制度对解决老百姓最基本问题的作用。从2003年开始,我又积极鼓吹要在农村也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时,2003-2006年期间,很多人说我们国家农村贫困人口那么多,而低保是全部要财政出钱的,财政承担得了吗?那我们就计算,要在农村搞低保,到底怎么搞,到底需要财政出多少钱?最初我们算了一下,大概100来亿就够了。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要在全国农村搞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经过这么一个过程终于在中国城乡普遍建立起来了。

  这一制度有什么社会功能呢?正像刚才讲的城市低保发挥的作用一样,它可以极大地、明显地降低社会紧张度。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情况下,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可以说是极度紧张,靠什么来降低紧张度呢?主要就是靠低保制度。老百姓只要吃饱了饭,轻易不会采取过激行为的。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建设中很成功的一个经验,就是以中央财政掏钱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为开端,开了以财政力量普遍地制度化地解决民生问题的先河。过去也有面向特殊群体的福利救助、福利补贴,但面向全体国民、普遍化的福利制度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二,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中有一个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权利,就是教育权。中国虽然具有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教育的平均水平,人均受教育的水平在世界上并不算高。这些年,我们虽然高度强调教育公平,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上海一个小学生的生均财政投入相当于贵州省一个小学生的生均财政投入的30多倍。所谓的起点公平也好,教育公平也好,其实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教育无论是对个人、家庭还是对社会,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源泉。所以,在底线里面我们必须要满足所有人受教育的权利,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要由财政承担起来。

  底线的第三个标志就是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2003年“非典”的爆发,暴露出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太脆弱了。当时北京市郊区就像防备鬼子进村一样,每个村都设岗设哨,见到城里人就给堵回去。城市之间也是这样,我们一个同事到上海出差,一到上海就被隔离了,关在一个宾馆十几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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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岭南大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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