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魏甫华:从文化启蒙到市场启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4 次 更新时间:2011-06-13 20: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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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魏甫华  

  

  从启蒙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深圳特区30年,理解中国改革30年,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中国改革30年在中国启蒙思想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需要对中国20世纪发生的两次启蒙运动进行一个梳理。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视野中,我们才会清晰作为中国改革的启动机制的特区模式的诞生,它不仅仅具有经济革命的含义,而且具有启蒙思想史上的革命性的转折含义。

  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有两次: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有学者把它称为“新启蒙”运动。80年代王元化先生他们就曾经出版过一份《新启蒙》的刊物。由于1989年的学生运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被中断了。这是一个文本思想史的理解路径。其实,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有两个维度,一个就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化热”,另一个维度在我们看来更为深刻,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启动机制就是中央在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有学者把这种改革模式概括为中央控制型的地方局部改革模式。这当然是从制度变迁的改革成本角度来思考的。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特区区别于内地城市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启动,让市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空间生长出来了。基于市场经济理性的个人权利和私人财产权利等等观念从此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以及中央决策层的思想观念中扎下了根。这恰恰接续了我们百年来启蒙思想一直缺失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这场启蒙运动并没有结束,而是通过建立特区的市场启动机制更深入地从社会层面推进,并完成了中国启蒙思想运动从文化启蒙到市场启蒙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后的中国特区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二次思想启蒙。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维新运动

  

  魏甫华:刚刚过去的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已经有很多总结,但大都是经济成就和城市规模方面的,还缺乏一个思想史的反思维度。最近,深圳搞了个十大观念的评选活动,从100多条观念中通过市民海选的方式评选出了影响深圳30年的十大观念,排在第一条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这个观念已经有不少阐述,但大都是讲它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事实性描述,还缺乏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它之所以发生的研究。这其实涉及到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思想史意义上的重新评价。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界定为中国“新改良运动”,并强调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具有特别的社会经济史的价值。

  丁学良:你说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曾开了一个专栏,叫《回望30年》,第一篇就是你提到的《中国“新改良运动”》,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如何给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下一个恰当的评价和定义?改革、改良、维新,在英文上是同一个词,都是“reform”,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三十年称为“维新”或“改良”。从宏观的角度评价,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是中国自西风东渐的160年来延续最长的一次维新改良运动,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大多数领域影响最深远的运动。

  从宏观的立场看到这次维新,我们可以将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维新运动做一个比较,来讨论为什么以前历次维新都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维新却会在中国基本成功?第一次维新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年那次维新能够延续下去,那今天的中国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各方面都会不同。特别是从言论的自由度和思想的开放性来比较,那一次维新,远远超过后两次维新。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次维新运动真正是非常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次维新运动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如果单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即GDP的增长指标判断,中国的进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非常可观。根据当时《生活》周刊的报道,1927年中国的GDP已经是全球第三位。遗憾的是,这次维新运动被日本入侵打断了。第三次就是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

  从160年来中国前后发生过的大规模维新运动看,1978年的维新运动相对比较成功的关键,是因为这次维新延续的时间最长。这三十年的维新运动,之所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在实际影响上超过了第一次第二次维新运动,就是因为它具备延续性。在所有的因素中,延续性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最伟大的观念,一个最好的政策,一个最好的对策,如果延续不下去,那只具备思想史的意义,不具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意义,当然也不具有社会史的意义。

  魏甫华:您提到的延续性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理解我们中国发生在20世纪两次思想启蒙运动的关节处。延续性在思想史意义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不能延续下去,它就不可能在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思考思想启蒙运动得以延续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是什么,或者说,启蒙在社会的落实必须涉及到社会构成本身的蜕变。目前对启蒙思想的考察基本上是一个文本的史料分析,还缺乏一个比较广阔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思想架构,尤其是社会学的论述。您是社会学家,同时对启蒙思想有非常精深的研究,您是怎么看待这两次启蒙运动的?

  

  第一次启蒙是反抗2000年中国基本主流

  

  丁学良:这两次启蒙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20世纪初期的启蒙严格来讲是从19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在19世纪末期,因为中国的官僚政治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所以还遏制着当时启蒙的种子,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中华帝制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然后才允许苦苦挣扎的启蒙的一些萌芽能够比较茁壮的生长起来。就像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越是在中央政权脆弱和破碎的时候,这种发展越是有一种蓬勃的局面,思想启蒙跟这个是一回事。

  中国的思想启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当时中国中央政权仍然强大,能够全面控制,这种情况也会很快被扼杀掉。所以,20世纪初期的启蒙背景针对的不仅仅是清朝,针对的实际上是从秦始皇时期以来,大部分时候主导中国的政治、思想以及社会控制系统。在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架构,这个架构就是皇权至上,官僚主导一切。官僚不但主导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主导民生和人们的思维、人们的精神世界。启蒙针对的是中国过去2000年里面基本的主流。当然不是说主流没有中断,魏晋的时候中断过,元朝打进来的时候也中断过。但相对2000年的中国主流,中断占的部分少一些。这个主流并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封建主义,我们把自东周以降到清朝的历史称为“封建主义”,完全是对fedualism这个词的错误翻译。欧洲的fedualismd 的特征有三点。第一,政治权力四分五裂,没有一个中心。第二,四分五裂的政治权力被当作私人所有物,私人间的契约和家族法规决定司法和行政的权威。第三,武装力量为私人所有,它的使用遵从私人间的协商。由此可见,fedualism指称的是那种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林立的政治和社会状态。而被我们历史教科书称作“封建时期”的这段中国历史,其政治和社会结构,恰恰正是“封建制度”的对立面——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欧发展起来了而没有能够在近代中国发展起来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是中世纪西欧实行的是封建制度,而同期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所以,这种对2000年主流的反思、批判、觉醒、呐喊才促使了20世纪初期的那一场启蒙,引导了中国的各种思潮蓬勃发展。

  魏甫华:您说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启蒙是反抗2000年中国的基本主流这一立论,振聋发聩。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到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完成,我们在启蒙问题上的诸多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回归到您这一判断上来。对西方来说,启蒙面对的思想背景是中世纪以来宗教教会对人民思想的统治,所以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提出,如果让人们自己选择,人们会把上帝从窗口丢出去。对中国来说,启蒙面对的思想背景却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专制主义对人民思想的统治。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可以说是释放出了2000年中国思想学术的能量,出现了一个跟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一样的群星璀璨的时代。

  丁学良: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多少影响后世的大家,他们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风流人物,对中国长期发展的规划和思想的推动,产生了殊为不凡的影响。这些大家,为中国后世向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发展,探索了基本架构,比如,立志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倡导世界眼光和国际竞争的严复,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的沈家本,以及当年尚年轻的蔡元培、胡适等,前者为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建设所做的尝试,至今尚难超越,而后者倡导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到今天仍被不断地证明其长久的价值。

  魏甫华:很遗憾这次启蒙被中断了,最有代表性的论断就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但是这种说法似乎过于简单化约了,把第一次启蒙的思想内部的复杂性给遮蔽了。

  丁学良:李泽厚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论著影响了一代甚至两代学人,其中也包括我。二十世纪初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非常复杂,在这一阶段,从外边输入了很多思潮,从国家主义到自由主义,一直到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可以说什么主义都有。当然很不幸的是,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中国最需要的对良性的发展最有益处的温和的理性主义,温和的自由主义,很快被挤到边缘去了。然后出现的是,越来越强调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的国家主义。开始看到欧洲法西斯主义,然后又看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结果中国偏右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它就是想用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资本主义,把中国从困境引出来。后来发现,这一套不能够解决当时中国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最后,我们找到了全天下所有的国家主义中最激烈的一种国家主义,那就是前苏联的国家主义。这就是中国第一次启蒙走过的很悲哀的道路。

  我在国外跟很多从中国大陆出去念政治学、历史学的,也包括少数念经济学的人在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讲了自己痛切的一个感受。在整个20世纪从全球范围看来,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如果最后他在多种多样的主义,这个主义是一个广义上,不仅仅是思维层面上,还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架构,在各种主义中间,如果说最后引进的是前苏联的国家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话,通常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在当时主要的参与者眼里已经到了癌症的第三期了,觉得什么药都不管用了。然后就是用剧毒的药以毒攻毒。这种以毒攻毒方法,一开始的时候是能够把一些东西杀住,但是长期的副作用在后来会越来越明显。就像中国传统农村里面的中医使用的最后一招。我父亲以前是兽医,所以,我在农村的时候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农村里以前是缺医少药,在科学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小孩子生病用一般的中草药治不好的时候,最后就下狠招,我们农村里叫做朱砂乌。我小的时候,我们周边很多的孩子一听到这个东西就很惊恐,因为他们世世代代家里都知道用了它是到了绝症了。

  一直到我长大了以后,到美国之后偶尔有一次看台湾的报纸,才知道我们讲的朱砂乌是因为我们乡下的口音不准确。后来一查叫朱砂丸,其成分主要是水银。在我们那个地方比我们大两倍的人中间,经常有一些人是脑子受过严重损伤的,就是今天讲的智障的人。一问就是小时候生过重病,救不活了,吃了朱砂丸。命是救下来了,但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中毒。斯大林主义就是朱砂丸,现在是死不了,但是后遗症不得了,这是我对第一次启蒙大概的总结。

  魏甫华:我看过一本书,叫《让历史来审判》,副标题是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是前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花了20多年时间采集了大量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证据、事实和文献,访谈了很多蹲过斯大林监狱和劳改营的老布尔什维克,写出了的,这本书的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有深入地实证研究和剖析,对斯大林主义有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它的英文本和法文版1972年一出版就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中译本,有上下两本,2005年东方出版社再版,副标题改为“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我们早期的建国模式受前苏联的影响很深,但是这种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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