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深圳建公民社会应老实学香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8 次 更新时间:2010-09-22 07: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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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香港商报: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提出深圳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您认为这是否深圳特区新的突破口?

  

  袁伟时:最近深圳提出建设公民社会,这一现象出现的大背景,是中国发展到今天,改革已到了一个深水区,深圳非常迫切地要解决这一课题。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在此背景之下,温家宝总理今年8月在深圳重申邓小平的观点,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20多年来中国政治改革始终挂在嘴边。当然,说完全没有政治改革,也不能简单地这么看,但总体上讲进展很慢。深圳此时提出建设公民社会,在我看来有几个重要背景:

  一是中国的经济、社会经过多年的发展,社会矛盾很尖锐;而经济水平提高,国际环境比较缓和,生存压力大大降低;解决体制改革重大问题的需要和可能均已具备。

  二是公民的独立意识、权利意识大大提高。100多年来政府官员总是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因为民众的素质低。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公民要维护自身的权利、自由,而官员素质跟不上,习惯性地用前现代的方法去对付,火上加油,使矛盾更加尖锐。这无非说明政治体制落后了,官员的观念落后了。

  三是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面临新的选择:要建立怎样的市场经济?是建立法治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官商勾结谋取暴利?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公民参与,光靠政府不行。

  四是大中华地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慢慢整合。台湾与大陆,港澳与大陆的经济融合,两岸四地的关系要进一步发展,障碍在于大陆的民主、自由、法治水平与历史赋予的凝聚中心的地位不适应。中国统一之路在哪里?值得人们深思。

  五是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而法治水平与社会的自由度常常成为招致疑惧、施压、对抗的根源和藉口。

  以上五大因素,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了迫在眉睫,不能再拖延不决了。在此情况之下,政治领导人需要为整个中国的未来着想,为中国的统一着想,为更好融入世界着想,毅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民主、法治、自由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关系到未来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大事,看不到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的人恐怕很少,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民众都在议论纷纷。

  

  香港商报:建设公民社会,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否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现实的路径?

  

  袁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8月在深圳道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还指出,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表面看来四平八稳,与民众的期待有很大差距。我认为这里面可能有些玄机。显然,国家决策层对深圳不光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也考虑其他方面的改革。胡主席讲话提到“改革要在重要领域、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这句话很值得推敲。什么是“重要领域”?最重要的领域是政治体制改革;“关键问题”是法治、民主、保护公民自由。后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讲到,深圳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上取得成就,在若干年内让深圳的公民社会发展起来。对这一问题如何看?关键就看广东省、深圳市领导人有没有当年改革先驱“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胆识,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政治是敏感区,授权往往有限,既要有胆识,又要有智慧,才能有所作为。这是对党政官员的考验。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袁庚、梁湘……榜样在前,他们在更困难的条件下,闯出了一条生路,后来者有勇气向他们看齐吗?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于9月6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特区新使命》,着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深圳提出的公民社会究竟是什么含义?需要观察。假如是狭隘地理解公民社会,把公民社会简单地看作非政府组织、环保组织、社区自治,共产党领导下的社区活动,这是非常狭隘肤浅、非常低水平的公民社会。这可能成为再次可悲地拖延改革的盾牌。如果以此为契机,进行社会管理系统改革,对整个社会生活全面进行调整,有可能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一些突破。

  

  香港商报:在您看来,公民社会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

  

  袁伟时:我理解的公民社会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私人生活领域。公民权利,私生活、日常活动能不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不会随便受到干预、监控?深圳提出建设公民社会,这值得我们观察、关注。在中国内地,各方面干预私人生活的情况太多了。

  二是公共领域。在公共生活中,公民能不能自由倡议?对政府的作为能否进行批评、监督?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都讲过,公民有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如此等等。不过,支票似乎没有好好兑现。这些都是现代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早已承诺的东西,需要在深圳得到落实。

  三是公民组织。公民应该有结社的权利,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单个公民太弱势,在强势政府面前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慈善组织,环保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各个群体自己感到需要的组织,应该自由生长。要抛弃阶级斗争恐惧症,对自己的国家要有自信,不要老是疑神疑鬼,公民组织就会健康成长了。

  最近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李连杰在中央台访谈中说,壹基金可能要中断,因为挂靠在官办的中华慈善总会下面,两者发生了矛盾。此中透露的消息是,一个中国公民要做慈善,不得不接受官方控制,不能独立募捐,独立从事慈善活动。这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恶果。深圳能否欢迎壹基金到深圳来,让李连杰的各种困难迎刃而解?如果这样办,我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深圳在公共领域、公共组织上目前并无什么引人注目的成就。深圳的媒体总体上比较差劲,远远比不上广州的媒体。不是深圳媒体人没有能力,而是受到很多管制。虽然广州的媒介体也被管制,也遇到很多问题,但相对说来自由度高于深圳的媒体。这种情况如果深圳领导有决心,马上可以得到改善。老是讲要让中国的媒体走向世界,但是就是不让深受读者喜爱、有公信力的媒体施展自己的抱负,一再冀图找一个乖孩子来代表自己的形象,脑袋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敢承认读者信息来源早已多元化,媒体必然优胜劣汰。深圳要建设公民社会,能否给媒体松绑,让他们有比别处更杰出的表现?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到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还拿不出真金白银出来,老百姓肯定太失望了。

  建设公民社会,就是看你怎么做,不是怎么说。一年内能否做出几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考验,一个政治家是不是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长远的考虑也体现在这里。

  

  香港商报:深圳建设公民社会如何破题?

  

  袁伟时:破题最关键的一步,是逐步扩大言论自由。不要再找藉口,怕“一放开就乱”。只要坚持法治,就不会乱。让大家充分地讨论,理性的声音就会占上风,极端的言论就会被辨明。一个多元社会,本来就该有多种声音。在多元的声音里,公民的智慧才会提高,理性精神才会生长。这是维持稳定最好的保障。那种以维稳为藉口打压多种声音的做法是错误的。

  

  香港商报:不久前,港人在处理菲律宾人质事件上的静默游行等表现,让世人见识了香港公民社会的成熟。在建设公民社会方面香港是否有可供深圳借鉴之处?

  

  袁伟时:深圳在社会管理、发展上远远赶不上香港。香港法治健全,言论自由有充分保障,公民社会已很成熟。在这方面深圳应老老实实向香港学习,争取经过5年左右时间,能够达到香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对深圳来说就是个大飞跃了!

  80年代香港的贪腐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香港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都很健康,深圳应以香港为镜子,对照差距,努力赶上香港,勇敢与它融合,这是最具体的深圳前进的方向。邓小平不是说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吗?深圳应该当仁不让,实现他的遗愿。

  

  *原题:深圳建设公民社会?老老实实学香港!载于深圳报业集团《香港商报》2010年9月20日,发表时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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